我在《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中写道：
（我们）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正在出现新的腐败现象。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
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中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着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这也是我在台湾讲过的“轰来轰去只剩下了一片焦土”的意思。
这也是我后来，在二零零七年，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全体会议上所讲的，要构建和谐文化，先实现文化和谐的含意。
我要说的是，在文化上最好不搞有我无你，誓不两立，而是博采众家，取长补短，多元互补，双赢共存，实现正确导向与多种文化的生态平衡的良好格局，而不是轰来轰去心灵变成了一片焦土。
这是我的一个梦。
采访者很有兴趣于得知我的近况，我的处境。看来，不仅在中国做到“能上能下”并非易事，让生活在外国的朋友相信你是“能上能下”了，也并非那么容易，他总是忧心忡忡地试探着寻找你的被“迫害”啦，被“排挤”啦，被“封杀”啦的蛛丝马迹。
于是我强调正面的积极的东西。我强调，我的写作正在活跃热烈地进行。我强调，我的新作不断，新书四面开花。我的作品仍然有不小的影响。我强调我还是政协委员、常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与方便，我强调我虽然不当文化部长了，仍是中国的重要作家之一。
这回可一下子让《文艺理论与批评》之类的刊物逮着了，王某自称“重要作家”，岂非可笑可厌出格离谱乎？从此，“自称重要作家”便成了王某的一大把柄。
然而，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语境，考虑一下针对性呢？要知道，在北美洲，在紧靠美利坚合众国的加拿大，我不能妄自菲薄，我不能缩头缩脑，我不能小鼻子小眼，扮演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我必须站出来，必须理直气壮，信心十足，勇于负责，敢于承当。我的出访是经过中央、国务院的审批的，我身负重任重托，当然是重要作家，一个不重要的作家，自己办一个旅游护照，想什么时候出去就去签证，然后走人就行了，何劳中央国务院审批？你怎么能以学习小组会、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的谦虚谨慎、忍让自责、诚惶诚恐的姿态对待一个加拿大媒体的撰稿人呢？一次又一次地就此做文章，不觉得穷极无聊吗？
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混战，由于越来越不具有行政权力乃至暴力的背景，其杀伤力也就有限得多了。口水是淹不死人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跪倒一片、哭爹叫娘、心悦诚服、山呼千岁的场面。也没有出现宣布过时、威信扫地、黯然失色、销声匿迹的效果。我则小有过招、多有调笑、基本不予置理，同时抓紧机遇、享受生活、大力写作，漫游世界与伟大祖国，乐在其中。应该算是颇有情致地、在我一生中不那么多地逍遥自在了一段时间。
有一位小朋友叫路东之，住家离我很近。他喜古文、书法、诗词、金石、绘画与搜集古玩文物。他常常来找我交谈，给我刻了名章，又应我的要求刻印了“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三枚闲章。他后来在传统文化传承与收藏古物特别是陶器方面成绩斐然。
小路给我刻了“大道无术”、“大德无名”、“大勇无功”三枚我的自撰格言章。对于一个写作人、读书人来说，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生活方式是互不可少的，是相得益彰或者互相拯救的。无为无术当然与我的无视各类小动作小谎言小伎俩的经验有关。我总不能降低自己的身段，去搞一些针尖麦芒、妇姑勃?、蝇营狗苟、拉团结伙的低俗事务，更不要说是阴谋诡计。与使计取胜相比，我宁愿意不设防而一败涂地。所以我经常是嘻嘻哈哈，笑话连篇，心宽意广，一笑置之，一笑了之。
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画家姜丕中，他送我两枚印章，一个是“直钩去饵五十年”，一个是“一笑了之”。福建书画家、文联主席丁仃先生给我写了他最拿手的大篆书法，辛弃疾《清平乐 独宿博山王氏庵》：“……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塞北江南云云或有会心，华发苍颜，则尚未至，斯时我的头发仍然浓密与漆黑，我是世纪末头发才变得花白的。万里江山，如果说是漫游，不止万里了，现代人有飞机，与南宋时期不一样了。至于胸怀，达不到的。
与江山万里相比，我经常关注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我自己花了钱，也在文化部有关工作人员支持下，修整了北小街四十六号的厨房饭厅卫生间，安装了瓷砖、护墙，搭了一个小小凉棚，还整修了门口边的一间三角形房屋。最伟大的是我买了乒乓球案，先是放在院子里，用厚厚的塑料膜保护，不行，进了水，鼓起了包，我乃把东屋打通，迁入乒乓球案，还举行过若干次家庭赛事。
有一件事也还有趣，我从亲戚家移来了两株树，一是柿子，一是石榴。由于原有的大枣与香椿已经覆盖了全院，此二树的生长十分艰难，而且常有病虫害，幸亏东四街道办事处支援市民家里的绿化，及时派员前来打药，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新树争取阳光。最后两树都长得不错，我也吃到了自产的石榴与柿子。守护石榴，使我增加了对于李商隐诗“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诗句的理解。
而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够也够不着的。这个令人心痒与痛惜的经验，我写到《尴尬风流》里了。
而《尴尬风流》的写作缘起是九八年在香港大学讲“通识”课时，阅读一些佛经故事的启发。一开始，我追求类佛学的玄思，写着写着，摆脱不了对于现实的尴尬感与风流感了。韩小蕙对此作的评价是“真好玩”，而铁凝的评价是，王某对于什么都感兴趣，王得算是个高龄少男。
我在小院写《雨在义山》一文，讨论李义山对于雨的描写时，恰逢此院淅淅沥沥地落着春雨。“红楼隔雨相望冷”的诗句令我泪下。“一春梦雨常飘瓦”的句子使我迷茫。一心阳光明朗的王某却又那么迷雨，赏雨，悲雨，从小就这样，什么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