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与林斤澜、童庆炳、韩静霆、何镇邦等文学人一起应一个公关协会的邀请去了一次牡丹江，我们在镜泊湖游泳，享受黑龙江的夏天。得以结识扎实厚道的文艺学教授童老师，诗文书画的多面手韩老兄（他的儿子就是那位“翠花，上酸菜”的奇才雪村）。这些事证明的是，回到写作行当，朋友会越来越多，路子会越来越宽。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对我表达了关心和友谊的温暖的艺术家，例如郑振瑶，例如李谷一，例如王景愚，例如一些音乐家和画家。九二年两会期间，魏明伦带着黄梅戏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美丽的马兰来我家看望。可惜，到了魏先生给我们照相的时候，相机突然不灵了。据说这样的事发生在“巴山戏鬼”身上不只（止）一次，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我给了魏明伦两首我头一年写的诗：
怀念
你已不再露面。
有一条小人鱼从那儿游来，
述说那个无雪的冬天的事。
……每一首波浪隐藏，
隐藏一朵朵危险的钟情。
骄傲的黑鸟微微展翅，
……寻找海底商船，沉没在
你我没有出生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忘记的，如
忘记斋月的闪电、小山羊
和你端庄的泪。
……你娇小的鼻子上，
压来团团尘雾。
为你的生日插上火箭，
……想你，沉默得如同黑发。
看飞毛腿一枚枚发射，
很久……光亮……
温暖
美丽的年华奔向你，
……相逢
使回忆遥远：好像
美国，苏联，越南……
而你涌动漫长的冷淡。
涨潮了么在落潮时刻
……于是放弃彩色幻想船，
……任凭动摇的海浪相送：
太平洋、大西洋、南极……
……天空飞翔快乐的苹果，
……而你静卧于温暖的波浪，
等待下沉。或者
帆。蓝鲸静静驶去，
疲倦的鲨鱼咀嚼
白色沙砾。
诗是在北戴河环保局培训中心小住时写的。那里每天早晨吃炸得极香的大油饼。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同时想念一些文友。享受一种不无甜蜜的休息与伤感。如诗题所写，享受怀念和温暖。夏日渤海上的温暖与风暴平息下来的温暖。历史的手掌是坚决的、有力的，有时候是无情与健忘的，于是一些渺小而且善良的文人小资们，互相怀念一番。
至于飞毛腿，是说那些搭上了车的人的批判文字，其时刚刚结束第一次中东战争，伊拉克曾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色列用爱国者导弹拦截。也许我应该提到，在赶车人发射飞毛腿的时候，我收到过余秋雨先生的温暖的信。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一些师长、老同志接触。头一个是夏衍。他此时已经住到了绒线胡同，二进的四合院高高大大，风雨走廊从正房可以一直走到大门。院里两株巨大的丁香树。房子很好，摆设没有，家具极简陋。其实夏老有珍贵书画甚多，如果他想办法，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足可以使他的住宅堂皇富丽。他最后把全部宝贝，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了。夏老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夏公（一般称他为夏公，这是早有的习惯称谓）虽然年逾九十，他的个性是干脆利索，清楚明白。张光年同志比他小十岁左右，但是据说他们二老通完一次电话，夏公却抱怨光年说话速度太慢，倒像夏老是一个性急的小伙子。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是在著名的“四一二”政变刚刚发生，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存亡的关头入党的。他最后一个身份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他这一生可说是见多识广，历经风雨，他笑着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四人帮”的监狱，比较起来还是国民党的监狱好坐一点。从“文革”后我第一次见到老人家，他一直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是他的体重一直不超过四十公斤。我要说，对不起，他的瘦的形状具备了一种骷髅精品风格，他的人与他的头脑都只剩下了精粹，再没有多余的一克东西了。
我在这段期间访问夏公的频率极高，但每次很少超过一小时，一般就是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各自谈一些彼此关心的政治的与文艺的信息，略略交流一下想法，说一两句笑话，谈谈养猫与世界杯足球赛，再见。老人家甚至有在大赛时间凌晨两三点起床看球的豪兴，比我强。他虽然此生是高度地政治化了的，毕竟还是作家、文人、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爱好趣味与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就是说，他关注政治，投入政治，但仍然没有让政治完全化掉，仍然保留着自我。我听到过某领导说夏有什么自由化的问题之类，可能持这个看法的还有别人。而夏公对我表示过的是：为什么对文艺人不能多一点信任？
夏公女儿沈宁说老爷子就是欢迎王蒙来，王蒙的快刀乱麻的风格与他对路，投脾气。
有一次说到丁香，我说我从小喜爱丁香，我们约好在丁香盛开的时候来一同赏花。我来了，夏公抱着猫来到了室外，赏花赏春。说是夏公此外还喜欢石榴。赏丁香的那一天夏公心情极好。他是在“文革”中被伤害了腿，行动本来不便。这次不惜兴师动众，户外活动，大家都很快乐。人生，尤其是老人，老残疾人的人生，又能快快乐乐地赏几次丁香呢？
夏公关心政治，但他从来不多说个人的蜚短流长，有时他略略一笑，表示对某人的不感兴趣。有一次说到文艺界是鲁太愚与全都换。由于与韩国两位政治家姓名谐音，令人解颐，这在他，就算是说得最刻薄、最严重的一次了。
有一次我们二人正在说话，他看到了新来的报纸的书刊广告上登有《世界文学》最新一期目录，目录中有我的译作契佛小说。他说了一句“了不起”。这是他对我个人说过的唯一一句夸奖的话。谈起翻译，我不能不回忆起解放前在北京图书馆看沈端先署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那时候读《母亲》，我的心情与读《圣经》一样。直到夏衍死后，我才留意到《母亲》是他翻译的，夏衍就是沈端先的笔名。
华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名家新作大系”，请夏公作序。夏公说是他视力不好，为难。我乃起草了一个稿子，请他过目。他一看，就告诉沈宁，这一看就是王蒙写的嘛，怎么好署夏衍的名？下次见面，老人家已经“另起炉灶”写好，并安慰我说，“我已经吸收了你的意见，在你的草稿的基础上写出来此稿。”我一看，知道自己的草稿已被“枪毙”，但也假装合作顺利的样子。作家的风格难以掺和混淆，亲爹亲哥都不行。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互相都没有绝对直爽地对待对方。
夏衍与世纪同龄，九四年他的生日，赵朴初为他题写了“九五之尊”的贺寿词。九五年二月，他病危。直到昏睡过去前几个小时，是一个早晨，他对子女说，此日感觉不好，可能就此而去，他的后事托付陈荒煤来办。此时陈已身患不治之症，没有告诉夏公。我不知道是否他的子女神态有异，他补充说，还有王蒙，找王蒙吧。如果论一世友谊，以及辈分，我当然不能与荒煤相比，但是夏老最后提到了我，我不能不为他的信赖与依靠而感动。历史何匆匆？昨天已古老。某些小字辈的浇薄纨绔鄙俗，使我对今后的某些方面并不是那么乐观。夏衍这一代革命人，忧国忧民，赴汤蹈火，他们用自己的精神智慧血肉之躯，铺垫了国家民族的兴旺之路，新生之路。我能够略略告慰于夏老的，一个是通过我个人的反映转达，上书各领导部门，促进了一九九九年对于夏公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举行。一个是协助周巍峙老主编了夏衍文集十六卷，完成于二零零五年。
一辈子活得这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实在少见。据说夏老一生最怕麻烦旁人，他晚年曾“检讨”说，自己的一个“缺点”是活得“过长了”些。
此后有一年我到泉州，听说那里的华侨大学有一位教授，因病去世前自己作好一切安排。说是因为其妻不擅俗务，他为自己的丧宴写好了菜单，并且注明所需材料应到哪个市场购买，方能价廉物美，不受欺骗。
再一位老同志是曾任新四军秘书长、中联部副部长、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他原是创造社的成员，也是文人。据说一位极高级领导曾经说他，如果能彻底消除自己身上的文人气，他本来可以担当更高的重任。重任可能是令人羡慕和珍视的。个性却也不一定就不值一顾。重任诚可贵，文才价亦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