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鸟总喜欢在隐蔽处筑巢，那时候我常常拉着玛莎到花丛里去找珍珠鸟的蛋。最初玛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把双手放在地上，合成圆形，示意她花丛里有圆形的东西。玛莎就知道了。如果有幸找到蛋，我绝不让玛莎拿蛋。如果她要和我争，我就用手势提醒她，假如她拿蛋，一定会摔跤打碎的。
回想起来，童年的谷仓、马粮和乳牛场，简直就是我和玛莎的极乐园，那里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快乐。去乳牛场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手放在牛身上，有时候掐掐它，或者拍拍它，有时候摸摸牛的乳部，有好几次我们都是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到。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过节，但我知道圣诞节是很重要的节日，我也喜欢过圣诞节，因为准备圣诞节是一大快事。我可以帮家人磨磨香料，挑挑葡萄干，或者舔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也会模仿别人，把长筒袜挂起来，但我不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袜子里有什么礼物。
那时，我们一个六岁，另一个要大上两三岁，小的那个盲童就是我。玛莎也像我一样喜欢恶作剧。7 月的一个午后，天气酷热，我们两个坐在阳台的石阶上，玛莎的皮肤黝黑，但她还把她那绒毛般的头发用鞋带扎了起来，看起来像是很多螺丝锥插在头上。而我的皮肤和她比起来就白皙得多，我有一头长长的金黄色卷发。
我们在石阶上做剪纸娃娃，但很快就厌倦了。我们又开始剪碎鞋带，还剪掉了石阶边的忍冬叶子。这还不过瘾，我想到了玛莎的“螺丝锥”。刚开始玛莎不让我剪，奋力挣扎着，但我抓住她的“螺丝锥”就不放手，一剪刀就剪了下去。剪完她的头发，我也让玛莎剪我的头发。如果不是母亲发现得及时。恐怕我的头发就被她剪光了。
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钥匙的妙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天早上，我决定试试它有多大的“能耐”，于是见母亲进了储藏室，趁她不注意就把她锁在了里面。当时仆人们都在屋外干活，母亲再怎么敲门，再怎么叫喊也不会有人听见的。于是可怜的母亲整整被锁了3 个小时。而我就坐在走廊的石阶上咯咯笑着，感觉着敲门引起的震动。这震动声给我平凡的早上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也正是在这次恶作剧后，父母才下定决心要请人来管教我。他们找到了影响了我一生的家庭教师——莎莉文老师。但是那时候的我依然“本性难移”，终于还是找了个机会把她锁在了房间里。
有一次，母亲让我给莎莉文老师送东西，我转身时“砰”地一下锁上了门，还把钥匙藏在了大家不知道的地方。父母不得不在楼下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老师从窗户爬出来，当时的我得意极了。过了几个月，我才把藏着的钥匙交出来。
说起我的另一个玩伴贝利，它很慵懒，总是躺在暖炉旁边睡觉，不陪我玩。它不但懒还笨，尽管我用心教他手语，可它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或者根本不管我在干什么。每次它都是无精打采地爬起来，到暖炉旁嗅一下，又慢悠悠地走到另一端躺下。它不搭理我，我自讨没趣，只好去厨房找玛莎玩。
童年的记忆像散落的珍珠零碎而散乱，不知从何拾起，但只要一想起那个没有光，没有声音的黑暗而寂静的世界，那些影像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们一家有六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还有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对于家人的回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了。父亲是个温和仁慈的人，非常热爱我们的家。他总喜欢举着一张大纸。这张纸能把他那肥脸整个给遮住。我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有一次，我戴上他的眼镜，学着他的模样，也在眼前举起一张纸，以为这样就懂了。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纸叫做报纸，父亲是一位编辑。
父亲还喜欢打猎，枪法也不赖。种植花园也很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据说，父亲的花园里，有全村最好的西瓜和草莓。他总是带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莓给我，让我第一个品尝。他还常常领我在瓜田和果林中散步，用他那宽厚的手掌抚摸我。学会写字之后，他总是把每天发生的许多趣事，用我学过的字写在我的手掌上，给我快乐。
可是，在1896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北方度假，享受着怡人的夏天，突然就收到父亲逝世的噩耗——那个关心我爱护我的人永远地走了。第一次，我尝到了死别的滋味，酸酸的，苦苦的，那也是我对死亡最初的认识。
至于我的母亲，她也总是很宠爱我的，直到米珠丽，我的妹妹，加入这个家庭。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也开始被分割，被她一点点夺走。我开始学会嫉妒，嫉妒她占去了我在母亲膝上的位置，而且后来的一件事，让心灵也受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个名叫“南希”的洋娃娃，它是我的最爱。在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它就成了牺牲品，常常被我弄得一塌糊涂。我总是放它在摇篮里，然后像母亲一样安抚它。我爱它，胜过爱一切会眨眼，会说话的洋娃娃。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米珠丽正睡在摇篮里。看着她那舒服的样子，想起被她夺走的母爱，我心中莫名地涌起了对她的嫉妒。我怎么能够容忍一个夺走我母爱的家伙睡在我最心爱的“南希”的摇篮里呢？勃然大怒的我完全不考虑后果。我冲过去，用力推翻摇篮。要不是母亲及时赶到，接住了米珠丽，恐怕我就成了摔死妹妹的罪魁祸首。
这时的我又盲又聋，遭受着双重孤独的折磨，当然无法领略那些亲热的语言，那些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产生的情感。等我渐渐懂事后，我慢慢享受到了人类的温暖与幸福。我和妹妹也开始变得形影不离，心心相印。我们常常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不明白我手语的意思，我也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要表达的愿望也愈加强烈，而那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无法让我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得更清晰。总是在这个时候当别人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时，我就会大发雷霆。仿佛有很多无形的魔爪伸过来紧紧抓住自己。我越是想拼命挣脱它们，被抓得越紧，而烈火在胸中燃烧，却无法冲破阻碍，我只好大喊大叫，哭闹，在地上翻滚，直到精疲力竭。
如果是母亲在旁边，我就会忘记发脾气，一头扑在她怀里，任凭泪水肆虐，生怕母亲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似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熬，无法表达的痛苦时时折磨着自己，发脾气也便成了家常便饭，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看到我这样，父母忧心如焚，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把我送到聋哑学校？或者给我找个家庭教师？要知道当时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我这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大家也不相信，有人能教育得了我这个“小暴君”。
但母亲依然没有放弃，她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在《美国札记》一书中狄更斯提到一个叫萝拉的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这位少女很幸运，她遇到了郝博士，由他教导后学有所成。于是母亲四处打听这个发明了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没想到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一切也就变得茫然了——他的方法被人记录下来了吗？他是否有传人？即使有，他们是否愿意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教导我？
父母继续给我寻找医生和老师。6 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叫齐夏姆，他治好了好几个盲人，于是便决定带我前往那里治疗眼睛。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列车员，他很温和，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就会拉着他的衣角，他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还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个时候，我无事可做就趴在座位的一角，摆弄那些零碎的卡片，给它们打打小孔。有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将这些贝壳一一穿孔，让我用线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回忆起来这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当时姑妈也陪我们去了。她怕我无聊，就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实际上也就是临时用几条毛巾拼凑起来的，它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我无法想象这个玩意儿的那张脸该会是个什么样子。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就是它没有眼睛，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莫大打击。于是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给这个毛巾娃娃加上眼睛。但在火车上实在找不到可以做眼睛的材料。怎么办？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摸索着从姑妈的披肩上扯下两颗大珠子，拿给姑妈，让她缝在娃娃的脸上。姑妈并没有因为我扯下大珠子而生气，而是耐心地给娃娃缝上了。缝好后，拉着我的手去摸它的眼睛。娃娃终于有眼睛了，这让我兴奋不已。但很快我便对它失去了兴趣。
让大家很惊奇的是，整个旅途中，我一次也没发脾气。这可能是因为在火车上总有很多新奇的事情，让我我忙个不停吧。
大家满怀信心地来到到了巴尔的摩后，直接奔赴齐夏姆医生的诊所，恨不得医生很快就能把我的病治好。但情况并像大家所想象得的那样乐观。医生对我进行了一番检查后，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很热情，还不断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同时告诉我们华盛顿有一位叫亚历山大·贝尔的博士，建议父亲带我去找他，他或许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一些老师的资料。
我无法看到大家脸上的表情，但大家很信任齐夏姆医生，并依照他的建议，立刻带我赶往华盛顿。我很高兴，又可以进行一次旅游了。而父母却愁肠满腹，顾虑重重。一路上他们都不怎么说话，我却沉浸在旅途的愉快中。
第一次接触到贝尔博士，我就感受到了他的温厚、平易近人和热情，甚至觉得很早就认识他，而且贝尔博士能懂得我的手势，这让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去摸他的手表，并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去感觉表的振动。没想到这次的相遇竟然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成为开启我生命、知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钥匙。我的生活也由孤独到充满温情。我有一次走出埃及，站在西奈山前，顿时灵感遍及全身，望着眼前的无数情景，我不禁感慨：知识给人以爱、光明和智慧。
人生总有很多巧合，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找的那位叫安纳诺斯校长所在的柏金斯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们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这所学校在波士顿。贝尔博士希望我们给这位校长写一封信，让他给我精心挑选一合适的家庭教师。
父亲立刻给那位校长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对方就回信告诉我们，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情，但由于各种原因，第二年的三月，莎莉文老师才来到我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