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感慨，人的命运是无法预知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像谁也不会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人一样。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一位祖先竟然就是一位聋哑教育专家。
在1880年6 月27日，我在美国的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出生了。我的父系祖先来自瑞典，后来移民到了美国的马里兰州，并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买了土地，至此整个家族便在那里定居了下来。我不知道祖先为什么要选择塔斯甘比亚镇，也许是因为那么远离尘嚣，比较幽静吧。但由于地处偏僻，如果需要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物品的话，祖父就必须骑马跑到760英里以外的费城去。但祖父似乎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麻烦的，还很享受这一过程。每次在赶往费城的途中，他总会写信给家里报平安，还会在信中详细地描绘西部沿途的景观，以及在旅途中所遇到的人、事和物。直到今天，大家还会对祖父留下的那些书信津津乐道。他们都说翻看祖父的那些书信，就像是在读一本历险小说，真是叫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我的父亲名叫亚瑟·凯勒，他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叫凯蒂·亚当斯比他小好几岁，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在我失去听觉和视觉之前，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房子只有两间，一间是正方形的，稍微大些，另一间是留给仆人住的，比较小。按照南方人的习惯，大家都会在自己家的旁边再盖一间房子，以备急需之用。我们家也不例外，在南北战争之后，父亲也盖了这样的一所屋子。
当时，父母结婚后，就住进了这个小屋。与其说是小屋不如说是凉亭，它被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就像是用树枝搭成的，很是漂亮，领居们都称它为“绿色家园”。小阳台也掩映在黄蔷薇和茯苓花的花丛中，成了蜜蜂和蜂鸟的世界。这里真正是个鸟语花香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而且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子，离我们家这个蔷薇凉亭也不过就几步路，这很便于我们串门。
在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我常常一个人沿着黄杨木树篱，摸索着走到庭院，去寻找那些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然后久久地陶醉在清新的花香里。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求助那些花花草草，我会将自己炙热的脸庞贴在树叶和草丛之中，让它们将我的烦恼统统吸走，让烦躁不安的心情冷静下来。
我热爱我们的绿色家园，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恰的地方。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有低垂的茉莉，有长得像蝴蝶的翅膀散发着甜丝丝气味的蝴蝶荷，还有美丽的蔷薇花。我最喜欢的就是爬藤蔷薇了。它们好像有无穷的生命力，不停地向前伸展着，到处攀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远远望去就像绿色的瀑布，还有阵阵的芳香。每天早上，当我推开窗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抖露它们身上的露珠。这些爬藤蔷薇，摸上去柔柔的，软软的，是如此的高洁，让人陶醉不已。我总是想，这该能比得上上帝御花园里的曝光兰吧！
我的出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孩子一样，大家都充满了期待和喜悦，也和每个家庭为孩子取名一样，大家都在我的名字上费了不少心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才是最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大家就难免发生一些争吵了。
父亲想用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德尔·坎培儿”来给我命名，母亲则希望用她母亲的名字“海伦·艾培丽特”来作我的名字，两人互不相让。经过再三讨论，大家决定用外婆的名字。
这场小战之后，大家又为了要带我去教堂受洗忙得不可开交。更有意思的是，父亲兴奋得竟然在前往教会途中把我的名字给忘了。当牧师问起我叫什么名字时，父亲抓了抓后脑勺，紧张不安地说出了“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于是，我的名字就变成了“海伦·亚当斯”而不是“海伦·艾培丽特”。母亲一定不会想到，她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名字，竟然变成了这样。不过她即使不高兴也只能如此了。
我是一个不轻易服输的人，据说，这个性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那时候，我对各种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常常这里碰碰那里摸摸，好像心里藏着十万个为什么似的，还总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个性非常倔强。也正因为这样，在6 个月时，我已经能发出“茶！”和“你好！”的声音，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诧。甚至连“水”这样的有些难发音的字，我在1 岁之前就学会了。以至于生病后，我忘掉了以前所学的字，对“水”这个字却依然记得。
我刚满周岁的时候，有一天，洗完澡，母亲把我放在膝上。窗外，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树的影子在地板上闪动着，似乎在召唤我。我好奇地从母亲膝上溜下来，摇摇摆摆地，一步一步走向树的影子，还踩踏起影子来——我竟然能自己走路了，母亲也高兴极了。
春天百鸟鸣唱，百花齐放，就如泼了一幅写意水彩。夏日里满是果子和蔷薇花，待到草黄叶红的时候已是深秋到。这三个季节美好的景象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只是好景不常，幸福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一切结束得太早。在次年可怕的2 月，在一个繁华盛开，有着百灵鸟和知更鸟动听的歌声的春天，我突然得了一场高烧，且高烧不退。医生说我得了急性的胃充血和脑充血，并告诉我的家人无法治疗。正在家人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退了。大家喜出望外，以为奇迹真的降临在我身上了。我却因为这场高烧失去了视力和听力。我又回归到了蒙昧的状态，而我的家人，我医生对此却全然不知。
在我生病期间，在我高烧不退、昏昏沉沉、痛苦难耐的时候，母亲总是温柔地抚摸我，安慰我，驱散我心里的恐惧，让我慢慢变得勇敢坚强。高烧退后，眼睛因为干枯炽热，疼痛怕光，所以，我不得不面向墙壁，避开自己以前所喜爱的阳光，或让自己蜷伏在墙角。再后来，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我已经慢慢感受不到阳光是什么样子了。有一天，当我睁开双眼，我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眼前一片漆黑。我浑身发抖，像被噩梦吓倒一样，那一刻我悲伤极了。难道我以后再也看不见那一长串一长串倒挂在阳台上的爬藤蔷薇了吗？那低垂的茉莉，那在地上匍匐的卷须藤我再也看不见它们长什么样子了？我不记得我哭了多久，但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从此我的世界充满了黑暗和冷清，我渐渐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直到莎莉文老师——我的家庭老师的到来。她减轻了我心中的痛苦，重新带给我对生活的希望，让我打开心灵之窗，积极地迎向世界。
掐指算起来，我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至今我几乎忘记了失去视觉和听觉后的那几个月我是怎样度过的，但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那宽广的绿色家园，那瓦蓝瓦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以及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上，永不消逝。我还记得母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有时候拉着她的裙摆，有时候坐在她的膝盖上。
后来我渐渐能自己去分辨一些东西以及它们的用途。我可以用手去摸索，并开始用一些简单的动作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我要拒绝别人，我会摇摇头；我同意别人的做法，我知道要点头；推别人，代表“去”；拉别人，代表来我这里。如果我想吃面包，我就会用切面包、涂奶油等动作来表达；如果我觉得很冷，我就会缩缩脖子，做出发抖的样子。
母亲是聪明的，也是很有耐心的，他常常想尽各种办法做出各种动作，以便让我了解她的意思。正是靠着她的细心与慈爱，我才得以感受漫长黑夜里的那点光明，才得以慢慢了解那些生活里的一些事情。
在我5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离开了那所爬满蔓藤的家园，搬到了一所更大的新房子。也是在5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怎样将洗好的衣服叠起来，并给它们进行分类。我还能从中分辨出自己的衣服。而且从房门的启闭我就知道有重要客人来访，那时我也常常被叫来接待客人，他们离开时我还会与他们挥手告别。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偷偷跑到母亲的房间，学着母亲平常的样子，开始梳妆打扮。我抹抹油，擦擦粉，再戴上面纱，盖住自己的脸。然后穿上一件宽大的裙子。这一身装扮，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但我想这样肯定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于是自信满满地跑到楼下去帮家人接待客人了。
那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直到艾莉文老师的到来，我才知道我与别人的交流方式是不同的。别人是用嘴巴交流，而我是用手比划。所以，我很好奇，一旦有人谈话，我就会去摸他们的嘴唇。但我依然没法弄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可是那种想要知道他们对话的含义的强烈愿望折磨着我。我发疯似地摆动着四肢，蠕动着嘴唇，企图让他们知道我内心的苦楚。可是不管我怎么活动，即使是又踢又叫，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直到我精疲力尽，他们都无动于衷。
我的脾气因此变得古怪起来，我总是性情冲动、不计后果，常常为一些小事胡闹，一有事情不随我愿，我就暴躁得不能自已。虽然我潜意识里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我经常踢保姆艾拉，我知道这会让他很痛。等我气消了，我就会觉得十分愧疚。
童年的时光是灰暗的，那时候只有玛莎·华盛顿和贝利和我朝夕相伴。贝利是一只老猎狗。玛莎·华盛顿是一个厨师的女儿，她很容易就能懂我的手势，所以我每次让她做什么，她都能很迅速地完成。这大概也是因为她知道我的坏脾气，所以她觉得与其和我打架，不如乖乖听从我的吩咐，认真把我交代的事情完成好。那个时候我和玛莎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时光，我喜欢在厨房和玛莎一起揉面团，做冰淇淋，或者是喂火鸡。当然有时候也难免争吵不休。比如我们也会为了几个点心争得不可开交。
有一天，一只大火鸡竟然从我手中叼着了番茄。我很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受到火鸡的启发，我就和玛莎去厨房偷了一些刚刚烤好的饼，然后躲在柴堆里吃得津津有味。哪知我却吃坏了肚子，吐得一塌糊涂。不知道火鸡师傅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