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划】
一个160亿元的项目如果不出现克扣贪腐，反而是不正常的奇迹。但除了怒骂和风凉话，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尝试学习团结，合力打击贪污，再一次深刻改变呢？
邓飞
2011年10月，温家宝总理宣布国务院启动“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后，一切迅速有力展开。
11月24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召开了一次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工作。她说，全国1.3亿农村中小学生，有3000多万在学校住宿，一日三餐都在学校。中小学是一个人身体发育和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阶段营养不良，将终生影响他们的体格和智力的正常发育。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从中国最困难、最需要的地区起步，集中支持中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等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优先放在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计699个县级单位。
刘延东对民间力量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和诚挚的敬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将成立“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由一位副部长担任组长，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任成员。
这160亿，总理是交给教育部主导执行的。有很多网友表示失望，觉得中国应该效仿印度，将这笔钱交由民间基金会运营或者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因为官僚体系责任心低下，执行效率低，并一定会出现习惯性贪腐。
但站在一个行动者的角度，我尝试理解温总理的心思——他必须让政府有更大作为，发挥组织体系内含的力量，即各个部委。事实上，我们当时确实立足未稳，力量微小，主要在互联网上完成工作，连一个办公室也没有，暂时还无力承接国家的购买。
12月8日至21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国家食品安全办对22个省的主管官员和699个国家试点县教育局局长、财政局局长进行面对面的培训。国家看来是准备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从国际经验上讲，英国的学校供餐计划已经实施100多年，美国、日本也都有6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供餐计划才刚刚开始，更需要迎头赶上。
温家宝总理要求加强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监督检查，建立六个“监督”。浙江永康、湖南益阳等地出现“吃学生伙食回扣”等事件，这令领导人很愤怒。
这意味着，我们的“免费午餐”要和国家项目齐头并进。无人通知我们，但教育部官员曾拜访福利基金会，仔细询问我们的执行情况。
2012年2月25日，中国大多数学校开学，也拿到了国家的拨款。
但我们遇到了麻烦，大家传说我们拿到了国家的160亿元，不差钱了，社会捐款由此跌入低谷。有伙伴甚至抱怨我，要我尽量少发国家出钱的消息，避免捐款继续下滑。
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记者，我要告诉社会准确信息。
有来自媒体的伙伴认为国家介入后，就是大功告成，参与我们的各省记者们可以放马南山，解甲归田了。我的同事也在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归《凤凰周刊》，带着调查记者们继续写稿。
新闻界也在好奇我的下一步，回归媒体还是继续公益？著名评论员笑蜀写道：“在邓飞的初衷，参与公益无非是精神上的一夜情，兜一圈还会回来，还会回到职业调查记者的常轨，一切还会照旧，该干吗干吗。”但他判断我不会回归媒体，他说：“没有想到公益事业会那样传奇，那样壮阔，那样激动人心。以至于那扇生活中暗藏着的门，一经推开，就再也不能关上。邓飞从此一去不复返，一夜情变成了永恒的眷恋。”
公益行业提供的新的机会，新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新的审美愉悦，这些都吸引着我，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我根本回不去了，后面的事情更加繁多和复杂。
我很快收到一个网友的私信，称：学校发给孩子们的午餐就是乡村小卖部里随时都能买到的东西——一袋1毛钱的饼干，一根5毛钱的火腿肠和一个5毛钱的沙琪玛。我亲戚家孩子带回这些零食。如修路时的偷工减料，孩子们的午餐每人3元钱的标准也被这样减掉。
他问我，你们会撤走吗？如果是，大家会很失望，好像是一个孩子，大家看着他、护着他成长，结果他夭折了。
我沉默了很久，我理解这种感情——这些天来，“免费午餐”团结无数网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主意出主意，欢欣鼓舞一路向前，渐渐成为大家心里一个温暖的符号。
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走开，民间的“免费午餐”不能撤退，我们必须要像钉子一样钉在乡村的学校，对比国家项目。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模型，交给国家参考，也令一些官员难有非分之想。
一天夜里，在500人的记者群里，我恳请发起人们不要松懈，呼吁调查记者再一次行动起来，帮助国家监督各地执行，保卫160亿元免于被盘剥，被贪污。大家再次讨论我的未来，我说我要暂别新闻界，坚守公益界继续采取行动。
中国不缺少一个写字的人，但一定缺少一个行动的人。
我的战友们有些伤感，依依不舍，晒出一些照片，追忆我们在这个国家各地并肩而战，瓮安、石首、吉首、玉树、汶川等，“每逢国有事，必有蓝衣在”。我们在欣喜忧伤中成长，守望互助，亲如兄弟。我泪流满面，我曾是一个多么狂热的新闻报道分子。我作出一个承诺，我不会离开媒体，我现在有了微博，获得一个传播平台，依然可以有力传播，依然可以接续前半生的人生积累。等到乡村孩子的困境改善，我将重返媒体。
就这样，在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一手公益，温暖温馨；一手媒体，犀利强硬。有人指出我表现比较分裂，左右互搏，但我说这就是一个真实、独一无二的邓飞，我不会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自己。2012年，我和新闻界伙伴们在微博上，持续敲打湖南唐慧遭遇劳教案，成功帮助她回家，并将劳教制度曝光在公众视野，推动反思和有可能的变革。
3月，各地营养改善项目大规模曝光。
3月13日，云南省镇雄县木卓乡六井村苍坪小学59名学生吃了牛奶和面包后，呕吐，腹泻，肚子疼痛，全身无力，被送进医院做全面检查。
9天后，云南省镇雄县坡头镇镇簸笠小学44名学生吃了牛奶和鸡蛋后，被送进医院。孩子们说，他们吃的鸡蛋散发出刺鼻臭味，有的鸡蛋内是长毛的“小鸡”。同天，该县另外一个学校芒部镇中心小学几十名学生相继出现腹痛症状。他们吃的是牛奶和白煮蛋，都是前一天准备好或煮好，拿到手时都是凉的。
狼来了。凤凰网财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要想孩子得到资源，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给家长发现金，我们需要再次交流。一个在乡村助学多年的志愿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监督的制度，比没有监督的人文可靠多了》，称：把钱交给家长，家长对这笔钱有完全的支配权，家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支配这笔钱，谁能够管得了？
这个共识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3月29日，我们背着大包、帐篷去机场，晚上到湖南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免费午餐”第一个全覆盖县。国家资金跟进后，如何进一步执行“免费午餐”项目，我们需要调研和讨论。此外，我还想制作一个视频和PPT展现这些学校如何执行“免费午餐”，供国家项目参考。
在长沙转机飞芷江时，接到一个消息：贵州织金一学校有孩子死亡，具体死因待进一步调查，据悉该校学生被配发牛奶、面包。我不禁悲愤交加，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下飞机后，才发现这个消息不属实，我才放心。
第二天，由贵州省、毕节市疾病控制中心组成的专家组调查后表示，织金县86名学生疑似食物中毒，与学生食用的面包牛奶无关，是个别学生因胃肠道功能紊乱呕吐，使现场所有学生产生心理暗示，形成不舒服的感觉。坦率说，对如此言论我不太惊讶，去年也是这个地方，声称戴安全套性侵妇女就不算强奸。
我们去洞坪乡大坪坡小学，调研湖南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的执行情况。同行的还有长沙银行瑞昌支行行长文剑萍。这次，她还带来了十几位企业家和大批学习用品。
文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伙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模式。在她的帮助下，长沙银行一次性捐赠120万元，定向支持湖南新晃县，并举行一个“爱心银行”的专题活动——鼓励市民把钱存到长沙银行，一次性存款5000元以上，银行就以存款人的名义捐出一笔款给乡村孩子，但不影响他的储蓄利息。他们以这种多赢的方式进一步动员了长沙市民和企业，令我们的传播更宽广。
当我们的车队驶进大坪坡小学的时候，我们惊呆了。原来，当地政府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双雨鞋，用心可谓良苦——这个校园地势低洼，下雨就内涝，像个小湿地，根本就下不了脚。后来，文筹集了一笔钱，为孩子提供了一块水泥操场。
这个乡村学校展示了一批孩子创作的书画作品，多是感激之情，但其中一幅上写着“少喝一口茅台酒，能助几多小饭桌”，应该是某个老师有感而发。而村民自发挑着水和柴送到学校，参与支持。
中午，我们前往中坪学校就餐，这是一所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学校的伙食不错，每个学生可以吃两碗饭。教育局长姚斌告诉我，“免费午餐”试点经验表明午餐获孩子喜欢，家长支持，所以全县坚决拒绝牛奶面包。他们学习“免费午餐”的标准，也在一些国家项目实施学校开微博，做到财务公开透明。
仍然还有孩子因为牛奶面包进医院。有人在微博上开骂，称他们早就准确预料到了政府做事不靠谱，说我们引狼入室，搞出这么一个事情导致地方官员有机会贪污。更有人表示绝望，说要制止官员贪腐，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想我还是略知官僚体系习惯性贪腐问题。160亿元到了一个庞大官僚体系里，如果不出现克扣贪腐，这反而是不正常的奇迹。但除了怒骂和风凉话，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尝试再一次团结，合力打击贪污，再一次深刻改变呢？
我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借助这个机会来制约贪腐，尝试改变国家的执行体系，让官员不好贪、不能贪。最后，能不能把这160亿元交给民间组织来执行，第一次实现公共服务的大规模采购呢？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用好这160亿元，那将比影响国家拿出160亿元更具价值。
我决心要做这件事。
有网友说我是在痴人说梦，但是我说，只要我们认真，就可以梦想成真。
我首先问大家：去年，温家宝总理宣布投入160亿元改善680个最贫困县孩子的营养问题。今年，他告诉我们，改革要有人民的觉醒，要有人民的支持。面对这种连孩子饭钱都不放过的贪污，人民，我们要不要觉醒？要不要支持总理？要不要团结起来痛打贪污？
互联网上，应者如云，一些网友们甚至喊打喊杀，大骂贪官该死，抓到必杀。“免费午餐”已经深入人心，大家达成了共识——连乡村孩子吃饭的钱都去贪，简直天理不容，必须要严防死守。
媒体对各地的事故也是穷追猛打。《东方早报》记者在贵州发现，为孩子提供牛奶面包的竟然是卖文具的商人，他盗用一家企业名义签署供货协议，供应其他品牌的牛奶。这些违法违规之举如何保证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卖文具的商人如何会卖出有害食品？引起社会一片指责。
而《新京报》记者调查国家160亿元项目执行问题和隐患，曝光了一些食品采购内幕。我提出了一个倡导，叫“保卫午餐抓老鼠”，一些网友画出了老鼠的漫画，称之为“午餐鼠”，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一些专家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做好国家营养改善项目，他们认为是学校没有储藏的食品冻库和运输车，才会导致食品安全事件。
我看了这些建议，感觉焦虑，如果这样去解决问题的话，这个国家计划将是一个吓死人的无底洞。显然，政府不可能为所有乡村学校提供储藏食品的冻库和运输食品的冷冻车。
我说，给孩子做一份午餐其实不难不复杂，我们已经形成了模式，找到了较好方法——千万不要把问题复杂化，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乡村学校分散在大山各处，不能搞一刀切。教育部门要把午餐的权力和资金下沉到每一个学校，建立学校和乡村的合作，形成一个自我运转的循环系统，而不需成本高昂的外力。
“不就是给孩子做顿饭，又不是造原子弹，难道一个山村就不会？”我说，关键是地方政府有没有用心。
我要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教育部，他们才是决策者。3月的一天，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通过湖北卫视约我，我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和她见面。她是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希望小学校长王月娥，18岁开始在一个破庙里当老师，后来跟随学校搬迁到一座小岛上，每天都需要划着小木船将孩子从附近其他岛上接来学校。
她的学生也是中午无法回家，就着酱菜、辣椒酱等吃饭的。
阳新县虽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未在连片贫困山区，也就没有进入国家营养改善计划范围。在北京开会期间，她想找我们为孩子们提供“免费午餐”。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既可以进入国家未覆盖区域，也可以借助人大代表表达我们的意见。
我们摊开报纸，告诉她一些地方的孩子没有吃上热菜热饭，而是面包和牛奶，他们正置身风险之中。王对我们的“微博公开账务”特别惊叹。她认为，如果这样每日公开账目，解决透明度和专款专用的问题，必将减少贪腐。应做到账目公开，将账目通过微博或其他方式每天报告公开。
她饶有兴趣地开通了一个微博，并开始写道：“在很多贫困地方，孩子中午在学校吃不上饭，或者有饭吃，但是只能吃些自家带的酱菜、辣椒酱，长期如此，造成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现在国家每年160亿元给孩子们吃饭，我就很关心，怎么让这3块钱能够扎扎实实吃到孩子的嘴里。”
两会期间，她开始对国家项目提出建议：1.不要给孩子们发放面包、牛奶，而是做热饭、热菜；2.账目要公开。可以通过微博和其他报告方式，每天公示。或者每个星期、每个月向家长、相关主管部门进行报告；3.制订国内统一的中小学食堂供餐规范，把营养改善计划细化，明确午餐的数量、质量，制定相关的量化考核，加强制度保障。
“在‘免费午餐’公益基金总部调研时，我得到的启示是，他们和新浪微博合作，给予帮助的学校，必须每天公开账目和菜单，发微博，没有条件发微博的就发短信给基金会的志愿者，由志愿者用微博发布。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子女，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希望大家支持我、帮助所有贫困地区的孩子，让他们中午不用喝冷水充饥，不用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不用每天吃辣椒酱下饭，也把温总理他老人家给孩子们吃饭的钱用好。”
在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上，王月娥的发言就是关于孩子们的午餐——《完善农村贫困儿童营养补助计划的建议》。
王月娥还在微博上着重提到鹤峰模式的借鉴意义。她建议国家借鉴鹤峰县的模式，采用“拨付资金+当地政府补助”的模式，成立专班加强监管，定期公示资金使用情况。
同时，我们也尽量为国家的营养改善计划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一份建设的力量。
在微博上，我们呼吁更多全国人大代表为孩子们争取午饭吃正餐，而不是牛奶和面包。此外，我们还电话在两会会场的媒体同行，请他们转告教育部注意我们的诉求。
【一周年】
从2011年4月2日到12月31日的274天里，“免费午餐”基金接受捐款65,127笔，募集善款1800多万，平均每天募集善款约66,603元，相当于您每眨一下眼睛，“免费午餐”基金就为贫困学童募集到至少2份午餐。
“免费午餐”一周年年报
4月8日清晨，北京大学东南门，几名门卫没有查验我们的证件就直接放行。
这让一些被拦住盘查身份证或学生证的行人多少有些不爽，他们不知道我们身上的红色卫衣此时变成了“通行证”，连门卫都知道我们是来英杰交流中心参加“免费午餐”基金年报暨“免费午餐”周年感恩新闻发布会。或许，我们去过他们的家乡。
数百位“免费午餐”捐助人、志愿者、基金会领导人和媒体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见证“免费午餐”一周岁生日。
上午，我作了一场演讲，讲解我们行动的初心、逻辑和未来。
我把《黔中早报》总编辑江咏、《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姜贤正、华声在线副总编辑杨博智、《云南信息报》副总编辑王雷和《新快报》深度报道部主任肖萍请到了台上，和他们一起追忆各省推动“免费午餐”的大小事件。
一年以来，我们亲如兄弟，齐心协力做着一件事——让孩子们吃好饭。
湖北鹤峰县教育局学生资助办主任李春霞和湖南新晃教育局副局长浦曾坤分别介绍各自模式，他们的努力被3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写进建议案，建议国家在其他697个县推广。“免费午餐”基金愿意为国家营养改善项目提供参考，贡献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在上午的交流中，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作了一场演讲，他赞扬了我们的行动，公民社会需要的是执行者，是行动者。他最后送我一句“转身从来难华丽，致我良知可涅槃”，并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叮嘱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道峰会长是我公益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导师。2011年，在北京大学一次学习中，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公益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只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更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接受公共教育和公共训练，尝试民间自立和社会自治，用这种方法让中国变得更好。”犹如子弹，洞穿我心。我坐在台下，极为震撼。
是的，我们有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都是问题的制造者，我们也应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这些年，几代人前赴后继，方法各异，路径不同，但我们的心是相同的，国家更好，民族更好，人民生活更好。
我们是一类人，犀利敢言，不愿被禁锢，总是挑战和创新，却又能诚挚对待所有人，做事发心纯粹，我总结自己无论写新闻还是做公益，敢打敢说敢冲锋，是因为“无私无我，无畏无惧”，他的口头禅则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亦然。
下午，“免费午餐”一周年庆活动正式开始。
开始前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王振耀老师因为没有收到我们的第二条通知短信，还没有到达会场。我赶紧电话他，他立即坐地铁加一路小跑，终于抢在开场时赶到。
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张泉灵主持我们的发布会。灯光熄灭，全场静默，“免费午餐”周年回顾片开始放映，展现了我们一年来的酸甜苦辣。音乐时而忧伤，时而低回，最后激越，鼓舞人心。
“世上本没有免费午餐，是爱心的集结才有了免费午餐。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临近尾声，当大事记在一条延伸向远方的路上呈现时，一个个企业和捐款人的名字划过屏幕——看着这一股又一股强大的正面能量，全场响起了整齐而有节奏的掌声。
放映结束后，张泉灵特意展示了我们的邀请函。她向所有来宾朗声念道：“由于免费午餐零招待费，敬请各位嘉宾自行承担差旅费。”并调侃，“这是我所见过的史上‘最抠门’的邀请函。不仅如此，就连志愿者在给嘉宾发矿泉水时，都在讨论要不要往嘉宾的桌上放矿泉水，而最后的结论是：‘别放了，北大会给他们泡茶的，咱们能省一瓶是一瓶。’因为他们是这么算的：一张上海到北京的往返机票是1000份免费午餐，两瓶矿泉水是一份午餐。”
福基会副秘书长肖隆君代表团队发布《“免费午餐”基金2011年度财务报告》。这份财务报告仅是“免费午餐”计划主要平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的财务报告。自2011年4月2日到12月31日，我们接受捐款逾1833万，已开餐学校数量达129所，15000余名乡村贫困儿童受益。
除此之外，“免费午餐”计划还有另外五大筹款与推广平台，分别是：《都市快报》“免费午餐”项目、《黔中早报》“免费午餐”项目、《江淮晨报》“免费午餐”项目、《云南信息报》“免费午餐”项目、湖南尊品“免费午餐”项目。截止到2012年4月，在一个主要筹款基金会和五大筹款平台的共同努力下，“免费午餐”在全国所筹集的善款累计已逾3500万。
发布会上，肖还为全体管委会成员准备了一份意外小礼物——四川凉山的土豆。土豆，是许多贫困山区孩子的主食，甚至一周7天里的午餐全吃它，但有了“免费午餐”的饭菜，土豆已慢慢隐退。
“免费午餐”的所有善款，全部来自社会捐助。面对捐款人的信任与支持，我们的口号是“把爱心捐进玻璃口袋”。
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成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监事会。这些对“免费午餐”极其重要的人，分别是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著名编剧宁财神、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王帅、上海悦维公司总经理何天毅、广东荣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嵘、长沙银行瑞昌支行行长文剑萍、新浪网总编辑陈彤、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和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凉山州教育局副局长胡尚峰。
他们或是捐款占“免费午餐”基金总捐款额5%的大额捐款人，或是对“免费午餐”有特殊贡献者。“免费午餐”基金的最高权力归于捐款人和志愿者。他们将代表所有捐款人和志愿者，行使监督“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工作的权力。
在我们颁发证书的时候，张泉灵看了证书，又说，这是她见到最简单的聘书，“最便宜的连封皮都没有的监委会聘书”。
中国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备受诟病，也曾被我多次报道批评。现在，我们也面临着招待费的问题，我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经费被用于请客吃饭，虽然伙伴们肯定会节省，但需要严格控制。首先，我全部砍掉，告诉大家在工作中不请任何人吃饭，我们没有一分钱招待费。后来，我们报销负责一部分伙伴用于工作合作的咖啡钱，有工作伙伴来办公室，一律是盒饭招待，外出请客，则全部是自己掏腰包。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节省，我们得到更多信任。
接下来，我们公布了《“免费午餐”基金2011年财务报告以及审计报告》。该份财务审计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无偿提供，直白而言就是免费审计，令人惊叹，审计也能免费？是的，他们不仅审计免费，连审计相关的费用，比如询证函的快递费、交通费等天职也是全部内部消耗，坚持不从“免费午餐”基金里面花一分钱。
期间，天职的审计师们除了展现专业严谨，更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和我们团队成员一起吃食堂，周末一起加班。后来，我们搬进一个捐赠办公室，他们还送了一些旧柜子，感慨说我们太穷了。
有天职国际的专业审计，不仅对“免费午餐”基金是一个圆满总结，也对我们的捐赠人有一个真实完整的交代。
而整个过程的协调者是我们一名叫欧阳嘉力的伙伴——她曾是一名积极转发微博的志愿者，大学刚毕业，财会专业，被我注意，最后邀请成为我们的专职人员。
2011年年报显示：“免费午餐”基金自2011年实际总支出346.79万元，其中学校拨款310.9万元，覆盖14个省份，129所学校。
王振耀说，应当在全国推广“免费午餐精神”。他解释说，他看到财务报告，很惊讶。一、“免费午餐”很明了地展示项目各项成本的情况，没有隐瞒，清晰、透明；二、筹资成本在国际上是很正常的，法律规定是合法的，但很少有人会说出来，“免费午餐”如实说，我觉得真有勇气；三、“免费午餐”的成本支出，普遍都低，我甚至担心项目的可持续性。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行政管理成本不超过10%，而根据国际惯例，行政管理成本甚至可以到20%，但“免费午餐”基金只有5%。调研山区的学校、联络、论证等都需要执行成本，这个成本没有规定比例，但“免费午餐”基金的执行成本只有3%，还做到了至今没有出现问题；四、很多公益组织都是一次性将善款全部拨付，省事是省事，但不利于监管。像“免费午餐”这样两个月拨付一次善款，做到如此严格监管的实在太少。
财报参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主要为财务收支表，每一笔支出细到通讯费、差旅费及志愿者津贴都很清楚。王振耀老师说：“哪些钱花在哪里，老百姓都能清清楚楚看得到。”这是一份普通人可以读懂的财务审计报告。
王振耀给我们的建议是，公益项目成本过低，并不利于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确实如此，我们去乡村，用于执行午餐的一些费用是可以报销的，但伙伴们基本没有进行报销，大部分选择自行承担差旅、通信等费用。
后来，我仔细反省了自己，我们这么节省，一部分是确实不忍用孩子的饭钱，我们保留这一种难能可贵的志愿者精神，但也有一丝迎合民意，获取公众更多好感的潜思维。
我们不能变成一个沽名钓誉的家伙，由我们自己承担一些开支终究难以为继，也不利于整个事业的规范发展，更为整个公益行业抬高了道德标准——人们会去指责正常支出的组织，为什么邓飞能做到那么低，你们不可以呢？
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鲁国法律规定，鲁国人发现有同胞在外国沦为奴隶，如把他们赎出来，就可到国库报销赎金。一次，子贡赎回一人，却拒绝了国家赎金。孔子批评他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但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你富裕可以拒绝国家赎金，显示自己的高尚，但那些不富裕的国人以后担心被指责道德不如你高尚，就不会帮同胞赎身了。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道德的目的，并不是要所有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但却有利于人的好事。公益需要细水长流，需要免于牺牲，不能被高尚绑架和摧毁。
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乡村孩子免于饥饿，而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多么廉洁和节省，把应该报销的正常支出往自己肚子里吞。
我宣读了一封感谢信。这一年，激情伴随着汗水和泪水，风风雨雨，我们确实走得不容易。我最想说的还是感谢！这一年，各地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团队和捐款人，因“免费午餐”走到一起，默默地支持我们；各地的媒体人也派出公益和调查记者团队，持续关注“免费午餐”的成长。
对一个在过去一年里高速成长的，覆盖全国的民间慈善项目，要进行一个梳理，需要以一种比较严苛的自我暴露的方式。我们尽量做到财务公开清晰明了，细致规范。
财务报告发布之后，有人质疑我们筹款多，但花在学校的钱比较少。确实是这样，但这些捐款是在一年内陆续进入的。另外，我们在8个月时间覆盖全国163个学校，已经做到我们现有能力的极限，我们不贪功不冒进，更多孩子吃饭是关键，用好捐款人的钱，也是关键。
2012年，“免费午餐”要花掉2011年筹款的70%，我们将招募更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稳健有力进行。我们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是继续合作地方政府，他们为主，我们为辅，支持配套他们做饭。另一路，我们去国家项目没有覆盖的地区，还有很多地区的乡村孩子也需要午餐，我们先进入，做好铺垫，引导国家进入。
我的理想是，每一个乡村孩子，都有一份“免费午餐”。
接受采访时，我第一次提出“去邓飞化”，“免费午餐”终要有一日摆脱我的影子。我认为，一个公益慈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建立在良好制度设计之上，具备自我运行、接受监督和及时纠错的能力，而不是靠一个偶像的一己之力。把一个项目和某一个人捆绑起来，是不可靠的，也是不正常的。
王振耀老师却批评了我，认为“免费午餐”项目还不够稳健结实，还需要发起人用力牵引，这时提出离开，不贪恋权力声望，看上去显得道德高尚，成就了自己清誉，却必将损伤整个事业。“还有谁比你发起人，更了解和爱护你自己的事业？”他说，一个事业如果没有一个责任人，就会失败。“你要离开，你请来的一个主管能不能承担失败的责任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持续推动“免费午餐”事业的专业化进程。2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第一次聚集北京，召开“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免费午餐”基金章程，确立互相独立、共同协作的组织架构，建立了一条较为完善而细致的工作流水线，令分工和协作清晰流畅。
对蜂拥而至的颁奖、赞美和荣誉，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并告诉大家：我不是什么英雄，更不是什么道德楷模、青年领袖、社会活动家等。我只是一个邻家大哥，一个热心人，一个不想自己孩子饥饿、被拐卖或遭受其他苦难的父亲。或者说，我是一个心里有柔软、勇气和正直的调查记者。
我为什么会获得与众不同的力量？师曾志和她的北京大学新闻学团队一直在观察、梳理和思考，试图找到答案，她提出“赋权论”——社交工具和移动互联网正在重构社会关系，改变着现有的权力格局，孕育新的权力。我掌握乡村儿童信息，自由而快速传播和卓有成效的变革行动，可以被人民看见，并赢得信任和支持，先获得一种来自新技术的赋权，进而获得来自社会的强大赋权，而不是传统机构来赋予权力。
令新闻界振奋的是，来自新技术和社会的赋权，令一个记者变得异常强大，更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场域，复制催生很多像我这样的行动者，有力实现变革。
我的生活正在发生很多变化，我一直不喝酒，写稿熬夜烟不离手，但某一天，我抽不完一支香烟，我知道我的狂飙猛进透支了身体，令身体开始拒绝香烟，所以我戒了。
以前，我经常和其他调查记者在一起打扑克，舒缓压力，但现在因为想事太多，无法集中注意力去计算牌，也只好放弃。这样，我可以把这些时间放在女儿三三身上，她出生那天，我在重庆缙云山上匆匆赶回，一直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陪她。她更多在电视里看见我，每次，她都会举起右拳，大喊爸爸厉害！爸爸厉害！
我以前读过资中筠的《财富的归宿》，她写道，基金会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和发展教育科学，和自由媒体、持续改良的美国政府并列成为美国20世纪渐进改革的三大力量，帮助美国结束混乱，建立秩序。
是的，做了十余年批评者后，我想尝试切换一下，学习做一个建设者，用公益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一些社会问题。
4月10日，北京小雨。
“免费午餐”团队从李克强副总理手里拿到“中华慈善奖”，它是中国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和我们拿到的数十个大小奖励一样，荣光属于所有捐款的志愿者。
获奖后，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上祝福“免费午餐”荣获中华慈善奖。他认为，我的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国民人格转变，减少暴戾怨恨之气，寻找一个恰当社会定位有一定启示。长期以来，我们一类人习惯求政府，认为政府是万能的，每逢困难，动辄请政府加强管理；一类人习惯怨政府，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政府制造的，见政府就开骂；还有一类人是王朔笔下的玩世不恭者，随便你，不和你玩儿。
其实，我们可以变成第四类人，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政府，也不认为政府是超人，可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我们既是勇敢的批判者，又是务实的建设者——一边监督政府“越位”，一边身体力行提请政府弥补“缺位”。祝告诉我，体制内力量对我心存好感，人民日报一位领导在签发《“免费午餐”能否成为慈善样板》一稿后，还上网到“免费午餐”天猫公益店买了30份午餐。
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所以，如同一网友所说，我们的身体里会有三个男孩，一个温暖且善良，一个尖锐又刻薄，还有一个愤怒而悲伤。每一天，我们遭遇的好或者不好，令三个男孩轮番上场，随时切换，多数时候我们复杂模糊，又因为无根无源，心里凄苦。
“免费午餐”意外唤醒了很多人心里的第一个男孩，涓流成河，温爱润泽大地。
【国家行动】
孩子的午餐是国家战略，关乎到国家战略的长远发展，所以不可以不做，不可能不做，孩子吃饭至少要吃一百年。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
5月，北京，这座庞大城市开始弥漫温暖气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叫穆小勇的导演说他们拍了一部儿童电影，讲述一个北京孩子的奔跑和梦想的故事，他愿意把票房捐给乡村孩子。他建议，要把城乡的学校连接起来，让城市学校支持乡村学校，让孩子帮助孩子。
在呼家楼小学，我们和穆的电影公司签署了协议，我们获得保底捐款100万元。我第一次见到京城学校的小学生，个个朝气蓬勃，活力十足，围着我们叽叽喳喳问问题，我不由想到了大山里面的那些孩子，他们虽然衣衫褴褛，但一样娇嫩、纯洁、好奇，焕发着成长的力量。
他们没有区别，都是我们的未来。
很快，我看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宣布，营养餐将在全国22个省区8.2万所农村义务制学校实行，这些学校的食堂、供餐餐饮企业将被全面排查。
食品安全的问题也一直折磨着国家项目，令执行者如履薄冰。我们也是如临大敌，持续收集和分析国家项目的信息，我们注意到牛奶和面包多次伤害乡村孩子，简直就是一颗地雷。
5月，我们撤出甘肃会宁5所“免费午餐”学校。有人不解，询问我们为什么要从学校撤出来？我发出了一条标题为“我们的道歉”的微博，称国家项目开始后，多省采用牛奶鸡蛋模式，但湖北鹤峰、湖南新晃两个“免费午餐”模范县继续坚持午餐，湘西两个学校老师拒绝领牛奶，坚持正常开餐。经沟通，河南、广西、西藏等地学校断奶供餐。
我们在甘肃会宁有5个学校，但会宁方面说，全县都是牛奶面包，如果任由我们继续在学校做饭，其他学校也都会要求做饭——做饭显然优于牛奶面包，但那将会给当地政府造成巨大麻烦。因为中央财政仅仅支付学生的午餐费用，地方政府需要提供配套，而他们财力窘迫，无力配套。
我们表示愿意帮助支持该县配套，但他们又提出会宁开餐，又可能会令甘肃陷入尴尬，我们只好退出。
“免费午餐”拒绝和牛奶面包并存共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不是不愿意信任牛奶，虽然它声名不够好，但我仍相信在中国一定还有可靠的牛奶。只是，我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学校多在边远贫困地区，乳制品运输和保存的条件匮乏，再好的牛奶也可能在这个漫长链条中出现问题。让孩子出事，就是大事，很可能激怒公众，迁怒甚至毁掉这个牛奶品牌，何必冒这个风险呢？
一名乳业内部人士私信我说，每个孩子只有3元，如不遭克扣，除开一块蛋糕或者面包，用于牛奶采购的钱只有一元多，刨去包装、运输和应得利润，真正落在牛奶身上的就只有几毛钱，几毛钱能获得一盒营养牛奶吗？另，牛奶公司最揪心的是严防死守保证牛奶不出事，必加多次消毒。所以，这种送进乡村学校的牛奶最后只可能是一盒放了多种无毒添加剂的奶状液体，不可能有多少营养。
此外，我们坚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食材足以支持当地人的营养，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让孩子吃单调食物呢？事实上，不停有网友在微博上批评说，一些孩子因不能忍受每天的牛奶面包，而抛弃或者用牛奶“打奶水仗”，极为浪费。
更隐蔽的一个心思是，牛奶和“免费午餐”并存在一个学校，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很难厘清责任，届时我们极有可能成为替罪羊，进而遭遇停掉，伤害整个项目。
我们请求学校和地方的志愿者去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沟通，争取国家的营养改善资金直接拨付给学校，继续执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正餐。如可以，我们愿意提供老师、厨师和学前班孩子的相关费用，继续开餐，否则，我们只能够结算撤出。
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原则下，有一些学校陆续退出，改午餐为牛奶面包，我们也遭遇舆论或者来自牛奶公司的巨大压力，有网友质疑我们在绑架孩子，与地方政府为敌，“为什么孩子有政府的牛奶，就不能吃你们的午餐了？”
我告诉我的伙伴们，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一条红线，绝不能让步。
民众对牛奶进入乡村学校也是惊恐不安，怒火也烧到了我们身上——我们监测到互联网上对我们的点名批评陡然暴涨，一看，原来是有人在批评我们发放牛奶和面包，走样变形，但事实上他们批评的是国家的营养改善计划。
一个叫“池边墨梅”的网友写了一篇文章《请依据事实批评该批评的人》，送给每一个不了解“免费午餐”和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区别的人，他希望从今以后，针对“免费午餐”的每一句批评都是依据事实而不是误解，不要纵容自己误解去伤害那些善良无辜且努力前行的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善行不希望被他人的误解伤害一样。
有网友建议我们立即更名，明显地区别“免费午餐”和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并且借助更名的时机向公众说明情况，扭转对“免费午餐”不利的情形。我对这些善意表示了感谢，但同时表明，“免费午餐”虽多次无辜中枪，但不会刻意与政府区分，我们做午餐，不是贪图夸奖，而是根除儿童饥饿。
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更多合作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联手破局。
可以确认的情况是，国家项目这次只负责拨付每一个学生的餐费3元，老师、厨师和学前班孩子的钱没有，建厨房和食堂，买厨房设备、水电燃料的费用均由地方来承担。但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是不折不扣的吃饭财政，偏远贫瘠和庞大的官僚体系耗尽财力，根本不可能拿一笔钱出来给孩子做饭。
一些地方政府怕做饭出事，而买牛奶面包可以省事，还可有一些明里暗里的好处，也就积极去采购牛奶面包。但一些县真心实意想给孩子们一顿饱饭，我们决定要支持他们——只要做饭，我们愿意提供厨房设备、支付厨师工资，给老师和学前班孩子提供午餐补助。
另一方面，我们要转入国家没有覆盖的其他更多县区，帮助该地乡村饥饿儿童，为国家的全国普及进入做好铺垫准备。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教育部的信件，被邀请参加5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2年春季调度会，这令我有机会第一次接触教育部，并看见这个系统的逻辑和行动。
会议在北大博雅会议中心召开，参加者有各省、厅的负责人约两百多人，我以专家顾问的身份列席，坐在第一排左侧。
这是教育部在营养改善项目执行后的第一次通报。至此，699个国家试点县中已经有656个县开始执行，占总数的93.85%。学校有91,643所，受益学生达到2131.25万人
上午9点会议一开始，大屏幕上即播出中央电视台的视频连续报道，展现各省项目出现的各种问题。播毕，全国学生营养办副主任田祖荫发言说，全国营养餐事故此起彼伏，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最密集、最多，令他压力巨大。
田祖荫说：“今天把‘免费午餐’的邓飞他们请进来，也是希望增加社会力量，一起来推动国家160亿营养午餐的改善项目。”
田祖荫发言后，广西教育厅的副厅长第一个上去作检讨，承认广西工作没有做好，并承诺整改。他说：“广西已经安排10个亿来培训管理员，争取在九月份的时候，广西全部执行正常。”
我在台下想，广西的柳州市在2008年就尝试开始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已经积攒了很多经验，广西全省推广“免费午餐”是可以实现的。
田祖荫接过话茬说，各个地方要严格执行，不许乱收费。要是乱收费，教育部一定不会出来说话，还会支持媒体报道。这时，我才发现，上台的教育厅厅长和副厅长都是央视台报道出过问题的，他们上去都是谈整改的。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说云南省的全部学校将全部建立食堂，学校都配备一定的菜地种植一些菜蔬改善伙食。但是，他说云南山村的孩子蛔虫伤害比较明显，我随即发出微博问，在云南有没有团队帮助孩子打蛔虫？
随后，湖南省教育厅的发言让我感觉不安，一位副厅长呼吁教育部应加强和某名牌合作，理由是湖南学生的奶供不应求。他的发言材料表明湖南省很多地区发的牛奶部分来自上海，我担心这个牛奶千里迢迢从上海运过来，再分发各地乡村学校，如何保证不出问题？
这次，湖南省有37个县、207万名孩子纳入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实为不易。但我迷惑的是，湖南省最贫困地区的新晃县都可以为孩子提供午餐，成为“免费午餐”的试点县，那湖南的其他地区为什么不行，是不能够还是不愿意？
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霍步刚说，中纪委在集中检查160个亿的资金流向。他请在座的各省教育厅领导们务必重视。这160亿元不得以现金发给学生和家长，不得用于工作经费支出，不得补贴教职员工伙食，不得用保健品替代，不得虚报冒领。最后，他批评说，财政部安排了120亿元来帮助各地建食堂，但截至当天只有5个省来申报这个厨房规划。
他对台下喊：“你不报规划，财政部怎么拨款给你？”
这时，我才知道国家除了每年拨付160亿元给孩子们吃饭，还有一笔12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贫困地区的食堂建设。只是，这批食堂的规划和建设还需要一些时间，民众也需要一些耐心。
最后，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发言。57岁的鲁昕，言语利落，逻辑清晰，她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记忆深刻。她说，我们必须被监督，孩子的午餐是国家战略，关乎到国家战略的长远发展，所以不可以不做，不可能不做，孩子吃饭至少要吃一百年。
这番话让我为之精神一振。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则称乡村儿童营养改善可媲美2004年农村农业税减免，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场伟大的人力投资，意义深远。
鲁昕对整个项目的执行也是了然于心，她批评一些地方既不考虑学生身体健康发育和膳食平衡的要求，也不征求学生、家长意见，随意降低供餐标准或者变更供餐食谱。
“有的因为没有学校食堂，或者贪图操作简便，就以质量差、缺乏营养的饮料、零食来替代。”鲁昕说这些都不符合营养改善计划的要求。
针对一些地方要求增加编制，给学校引进厨师，鲁说最好不要增加编制招聘，而是要购买公共服务，其实在乡村里面会做饭的人太多了，不需要因为找一个会做饭的人而增加编制，增加财政的负担。
我在台下埋着头转述她的讲话，突然听到一声喊叫——鲁部长冲着我喊：“邓飞，你不要发微博。”我有些惊讶，我说：“部长你说得太好了。”她说：“说得太好也不能发。”台下哄堂大笑。我想，她都没有见过我，怎么就知道我？可能是台下就我一个人在发微博。
鲁部长说，欢迎邓飞你们参会和贡献模式。她说，教育部真心实意要团结民间机构，学习购买公益服务，要用新的思维和方法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一起做好营养改善计划。
这次会议，让我也见识了一名部长的视野和格局。她说这个营养改善计划正在帮助中国的软肋成长，中国边远县区一直以来山高皇帝远，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而儿童营养改善直接干预这些地区，裹挟中央战略和巨大民意，必将冲击该地区传统吏治，短兵交接，或将逼迫它们学习接受多元监督，提高行政能力，树立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意识。
中午，自助餐厅，我就坐在鲁部长一桌和她交流。她身边的人很多，她说她一直都在关注我们的项目，希望能够保持合作，一起帮助乡村的孩子们。
下午，与会人员分组讨论，我举起手示意要发言，但主持人说已经没有时间了，然后就散会了，有些遗憾。
我想说的有很多，我们是如何通过较好的制度设计来执行午餐的。譬如5月，教育部要求校长陪餐同食，如同我们的“师生同食”，但令我惊讶的是，这些校长需要自己支付餐费。我觉得这个制度不公平——校长付出了额外的劳动，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于情于理都是应当。政府没必要在这个细节抠门，计较这一点钱，令人心生怨恨。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这个制度的不智。更多校长和老师对这个“刻薄寡恩”的决定表示不满，甚至抵触。7月，宁夏固原市政府决定筹措600万元对全市学校教职员工提供午餐补助。
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次教育部邀请参加会议，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我们看到了国家强化教育优先战略，加快改善留守儿童营养的战略。
这次，国家组织了15个部委，几乎动用所有体制内资源推动国家营养改善计划，但它的缺陷是没有充分动员社会和民间参与——而他们，正是活力的源泉，自上而下有余，自下而上不足。
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执政党当年的法宝。
事实上，教育部也在研究我们。他们发现我们逼迫学校开通微博，公示每一次支出，也要求学校开通微博，但未能形成良好互动和管理，这个计划最后被放弃。
当晚，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飞赴湖北，我们将联合“春苗厨房”共同进入乡村学校——国家项目正在总结教训，在思考如何更好，我们也要加油，扬长避短做出更好的模型。
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对于一些小型的乡村教育点，我们能不能够采取更加灵活的组织方式，建立一个“小额捐款模型”来对接支持学校。我提议：如果说一个村校只有25个孩子，我们就可以找到25个人形成一个小型捐款团队，帮助他们学习自我组织，监督和帮助自己所捐款的学校。
为什么要鼓励和引导小额捐款人的自我组织呢？我们需要充分保障小额捐款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他们提供行动机会。其次，最关心捐款去向的人永远是捐款人，支持他们参与，我们会得到一支不需要付费的监管小分队，帮助我们分解监管压力，并有力支持“免费午餐”的进一步拓展。
最后，我认为让这些年轻人亲自参与行动，他们才会知道行动的艰难，能够帮助他们沉稳成长。
我不由又想到自己。做记者写稿时，如同站在山顶上，总觉得那些失败者要么就是傻子，要么就是骗子，容易动怒，但做了一年公益，才知道世事的复杂和多元，并不是黑白分明。而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也需要在实践中接受磨砺，培养一颗同理心。
在机场，我买了一套文房四宝，用水写在特制纸上，像墨一样。我写了一个最想写的字——改。
5月最后一天，细雨凉爽，我飞到了张家界，参加6月1日的《百度联盟峰会》。百度和它的60万联盟伙伴将支持“免费午餐”，关注贫困地区的儿童。
他们告诉我，将在儿童节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组织尽可能多的网友到百度网页上，给乡村的孩子留言祝福，每写一条留言，百度就会捐出3块钱给“免费午餐”。
百度副总裁朱光说，在中国一个小时里召集网友做同样一件事情，最高纪录是5万人。他见我情绪低落，又赶紧安慰我：“不要紧，哥给你准备了100万。”
我说，我们试试看。
当晚，我通知马伊琍和谢娜两位好友，要她们召集大家写祝福募集捐款。6月1日，我在百度联盟峰会做了一个短促演讲，呼吁IT界的伙伴们齐心协力参与并且支持我们。
11点到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60万名百度联盟用户齐齐推出一个“免费午餐”微视频，我们看到无数的网友涌入百度，数字不停翻滚，1万、2万、3万……最后是36万人36万多条留言，百度一共捐出了108万。
6月10日，我们和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联手严防劣质油伤害乡村儿童。中储粮捐赠价值100万元的食用油，送到“免费午餐”学校。我们高调进行，意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国家项目：夏季来了，食物极易腐败，我们要严守食品安全，保护孩子。
7月8日，我们和凉山州的美姑、普格两个县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为两县符合开餐条件的学校提供“免费午餐”，逐步惠及290余所学校53000多名小学生。除了新晃、鹤峰之外，我们需要开辟更多的合作县，锻造模型，进而影响全国。
13日，鹤峰教育局发微博称学校放假，我们松了一口气，整个“免费午餐”项目至今没有出问题。在这个暑假，我们召开“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新闻发布会，并联合凤凰卫视、凤凰网、余德耀基金会举办了慈善晚宴，筹款800多万元。
9月，又是新的学期。
在北京，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秋季工作部署会。会议资料表明：国家试点699个县覆盖2200万学生，各省地方试点288个县覆盖700万学生，共计3000万乡村学生受益。
一份事故报告显示：当年春季以来，新疆吉木乃县，云南宣威、镇雄、景东、泸西，贵州织金，甘肃康县、灵台，陕西宝鸡市渭滨区，广西马山、那坡，青海同德县、大通，安徽颍上等8个省份14个县（区）相继发生了10余起食品安全事件，波及学生1500多人。
至此，中国领导人一共为营养改善计划作出47次批示，创造了一个新的批示记录，专门就食品安全问题作出的批示就有12次，占到25%。国务委员刘延东先后7次就食品安全问题批示，在十多天内三次强调食品安全是“首要的问题”“重中之重”。
牛奶的问题再一次被暴露。安徽颍上县近百名小学生食用营养餐牛奶后中毒，刘延东批示说：“请教育部对有反映的问题及时查处。”教育部调查称，是某乳业相关人员在配送学生饮用奶时，相互串通，以回收及滞销的过期牛奶充当学生饮用奶，导致学生食用不合格牛奶发生不良反应。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学校食堂供餐是现阶段学生营养改善最好的模式，既便于学校管理，又可以相对控制食品安全。但即便如此，只有53%的试点学校采用了学校食堂供餐，35%仍在执行牛奶和面包。
中国这场庞大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国际社会反响巨大。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发展伙伴组成一个联合考察组，走访了一些地区，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了不起的计划，覆盖人数多、执行质量高，实为罕见，对儿童发展有着莫大的积极影响，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简介。
但国际组织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相当地区的学校给学生分发非新鲜食物，如盒装牛奶、袋装面包与点心、包装肠等。考察组认为应邀请营养专家测算和分析这些食品的营养成分，同时考虑包装成本、运输成本、食品添加剂、食品质量等问题，尽量多用当地新鲜的食品代替包装食品，如用现磨豆浆代替成本很高的盒装牛奶等。
国际上，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通常将微量营养元素强化面粉和强化大米及其他食物用于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可较快改善学生营养缺乏状况，成本低，效果明显。学校供餐可采用强化食品。
考察组也看到了“就地取材做午餐”的好处。事实上，巴西规定30%的学校供餐支出要用于当地采购。考察组建议国家项目增加采购当地乡村农产品。尽量多支持农业生产，也可以提高农民的自生能力。
考察组建议加强对学校供餐的研究，包括分析食品质量与营养价值，保证食品安全，供餐方法的成本和效益，学生食品的全供应链及与小农户生产之间关系等。同时加强政策实施的绩效评估，包括学生的营养状况，在校学习成绩，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等。
一些国家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包括在减贫政策中，当贫困改善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也随之消失了。但中国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包括在教育规划和教育政策中，“孩子吃饭一百年”，影响更为深远，令考察组钦佩。但他们建议，中国需要学习美国、日本、智利、印度、巴西等国家，通过立法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地位与效果，从根本上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可持续性。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了这些专家，私下对国家项目中的“牛奶面包”模式表示担心——总有一天，它们还会出问题。
10月，希望厨房邀请我参加了农村学校厨房建设研讨会。我呼吁教育部拿出160个亿交给乡村、社会组织和企业去做，带着媒体、卫生、审计和家长监督他们，不要把自己变“做饭部”，做好了没有人夸奖，出错了遭万人责骂，何必呢？
另外，教育部如果尝试购买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就已经完成使命，可以撤了。教育部一名官员马上表态说，他们联合15部委，一定可做好，请社会信任他们。
我一声叹息。
我清楚时机未到，不撞南墙，一些人是不会回头的，任何改变都是一个发酵变化的过程，变成一个行动者以后，知道欲速而不达的道理。
我的心里，其实形成了一个酝酿了五年的计划。
先是行动影响政府，拿出钱给孩子吃饭。2011年，国家投入160亿元解决乡村儿童的饥饿问题，超过了我的预期。2012年，一些地方拿钱不做饭，我们一手批评它，一手做好自己，左右使力想方设法让他们走上正道——放弃牛奶和面包，真心实意为孩子做一顿午餐。
等到一番艰苦博弈之后，各地都开始做午餐，预计到2014年，做饭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每天给孩子做饭，却不会出现食品安全和资金安全问题。饭菜一旦出事，必是大事，也使当地官员置身险境。地方政府必然寻求一种良好模式来帮助他们执行午餐，如此，我们的模式或者其他成熟模式就可以进入，安全运转，我们则可以撤出，转为对这个项目的监督，以另外一种方式帮助国家做好午餐。
可以预见的是，终有一天，地方政府觉得这是一块很麻烦的烫手山芋——显然，在社会和媒体强势而严密的监督之下，偷孩子们的钱已经很危险，无利可图，但又很劳心费力，令老师们背负沉重，他们真有可能放手推给社会，购买外来的专业服务。
在社会力量中，“免费午餐”团队因为有成熟、成功的运作实践最有可能接到国家的购买。但诚实说，我不想变成印度那个专注执行“免费午餐”的基金会，去承接国家的采购。我知道我的优势是发现问题，提出倡导，动员各界参与，组织多方形成稳定力量，谋求合作改变，而不在于持续长久的执行——我们更像是一支机动灵活的轻骑兵，而不是重装步兵。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现在，我和伙伴们要做的是，稳健执行午餐，严密监督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准备，最后实现改变。
【凤凰事件】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
茅于轼
9月，杨澜邀请我走进《杨澜访谈录》。她对我很好奇，试图梳理我从一名调查记者到一个公益活动组织者的转变。曾有十年，我是一名坚硬的监督者，直面现实，用笔揭黑反腐。现在，我不忍乡村儿童的生存困境，而开始一场乡村儿童的福利增加运动。她的概括是一颗恻隐之心，乃善之源头，是力量之源头。
以乡村儿童这个点，我们正在努力撬动和改变着这个国家，被全国人民可以看见。一个叫李少锋的上海广告公司老总在上海南京西路贴出“免费午餐”第一张大型户外广告，并联络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广告公司，把我们的广告挂到全国各地地铁、机场和公交车。
一个叫吴小虎的伙伴，则在北京南站、上海高铁等高铁网点铺上广告。在深圳，每一个地铁站里都是我们的广告。
9月，金龙鱼大米赞助制作的“免费午餐”30秒公益广告登上中央电视台。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一份“免费午餐”，还有鞠萍姐姐温暖笑脸，令我们的行动家喻户晓。
《公益时报》发表《如何在商业与公益间寻找平衡》一文，对这个30秒广告评价很高——公司开始用捐赠广告的形式来介入公益，表现自己的价值，我历来认同和支持公益与商业共舞，在法律范围里，不碰撞显而易见的道德底线，我们联合各种力量，携手多赢。
但我也看见了这个社会的幽暗一面。9月15日，在长沙，五一路上的平和堂再一次遭遇民众围攻——1999年反日游行，我也在长沙亲眼目睹有人打砸它，我当时就不能理解里面都是中国商人自己的货品，我们为什么要去伤害他们呢？
晚上，在长沙沿江大道，我又看见一群青年抡着钢管在砸车，一个妇女在边上号啕大哭，朋友说砸车只是因为她的车是日系车。一路上，我看见很多车被砸被抬翻，旁边也有人哭泣。又是热血冲头，我大喊停车，我要下车去制止他们，一个朋友死命拉着我，说：“你下去和他们讲理，你会被打死的，没有人会关心你是谁，或者你说什么。”
后座上，另一个朋友惊慌失措打电话，追问移民公司为什么他的文件迟迟下不来。挂掉电话，他激动地说一定要走，一定要离开这个国家，令我震惊。
因为这台车是韩国车，外形和日系车相似，司机担心会遭到误伤，便一路狂奔，到了湘江世纪城，看见很多日系车也是一路狂奔，它们要去北边郊区逃避打砸。而微博上，青岛一个日系车店被纵火焚烧，数百万财物化为乌有，令人发指。
一股悲哀油然而生，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停发微博呼吁大家尽快回家，不要用暴力伤害自己的同胞和他们的合法财产。
有人辱骂我是汉奸，不爱国，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呼吁，持续批评街头暴力。黑夜穿行中，我告诉自己，我们要更加努力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们才会获得安全和自由，而不需要移民他乡，惆怅余生。
我们如何改变呢？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不要以为一个国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的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搞得不好是形成对立，甚至于变成直接的剧烈冲突，全国人民将因此付出巨大代价。
欣慰的是，这个10月，我看见了一个女孩的努力。
10月30日，一名叫刁牙的网友在微博爆料，称湖南凤凰县腊尔山镇所德小学3元的“营养午餐”仅包含一份牛奶和一个小面包。她贴出了图片，证明孩子们午餐越来越缩水。
这天，一个企业向各村小发放营养餐——200毫升的学生奶搭配火腿肠或者小面包，学校收到了8个箱子，是孩子们两个星期的午餐，箱子一打开，老师们都怒了，里面是薄薄的面包片，比以前的面包小了很多。
当时，刁牙致电教育局询问情况，但一直没人接电话。她一怒之下，就在微博上发了这个情况。
这名来自浙江的支教大学生很生气，说要和湘西州或者凤凰县教育局掐一架。
有网友火速告诉了我——只要孩子们的午餐出了问题，不论是国家项目还是我们的“免费午餐”，网友们总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俨然形成一个习惯。
这是湖南采取的牛奶面包模式，问题果然暴露。当天，我私信联系她，支持她对不合理事物的正当质疑，并提醒她一定保留相关证据，保护好自己。
中央拨款160亿元改善乡村儿童营养将近一年，多个省份建立大小食堂给孩子们做饭，而湖南省绝大部分学校仍在发牛奶面包，浪费严重，它们是否也遭遇克扣缩水呢？我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呼吁湖南各地支教老师，勇敢支持我们调查，不要害怕那些不作为、不努力的官员。
互联网上骂声一片。
次日，供货商给出一个解释：这些面包片是赠品，只是作为小面包的辅食，由于外包装相似，司机师傅错把面包片当成小面包送到学校。
既然供货商把这些可疑的食品说成了免费的赠品，也无人再说什么，事情暂时平息。
但11月20日，刁牙又连发数条微博，因为她的学生吃的营养午餐又出了问题。她说：“昨天孩子们就没吃的，今天送餐车又没来。饿两天。老师陪你们。对不起你们，老师没有把午餐的事弄好。”
在发微博之前，她哭了五分钟。她问我能不能帮助这个学校引进“免费午餐”，让孩子吃饭。我询问伙伴们，发现不好操作——2012年1月，我们和湖南卫视台联手在凤凰县一个学校做了午餐，但国家项目进来后，该学校主动提出退出。我们当时想留住它，但老师们私下说如果他们继续做午饭，其他学校也要跟着做午餐，会打乱县里的安排，给领导们添麻烦。
我告诉刁牙，我们基金不便进入，但我个人可以帮助她。
在微博上，我公开表明我支持刁牙老师自己学习建立食堂，给孩子们做饭，我愿意成为她的志愿者，并带头捐款。她和其他两名支教老师决定募集捐款，为孩子们开饭。
在日记本上，她写道：
周五。下午放学后，全校同学在楼下集合。天下着小雨，很多孩子没带伞。估计听说要开家长会，心里咯噔一下，但老师告诉他们是要做午饭吃，他们都很开心。周一周二两天没有午餐，他们很饿。天气太冷了，但怕更冷的时候木炭不够，所以还没有烧。
外来的老师已经穿上了羽绒服，孩子没有或者不愿穿厚衣服，就按照他们平常的方式取暖，女孩子跳皮筋，男孩子比较有意思——三年级18个男生把教室门关起来在里面“打群架”，刚开始还以为他们有矛盾，但看个个笑得跟花儿一样，他们说这样暖和。学前班的孩子不会普通话，他们是在地上爬来爬去，你坐我身上或者我坐你身上，很开心。
对于寻常人来说，冬天是最容易吃胖的，因为人需要脂肪来御寒，这边孩子却缺乏食物，饥寒交迫。我们告诉他们以后就有午饭了，前提是要自带餐具，当然是等厨房搞好。
周六家长会，家长来得不多——孩子们的父亲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在家要忙农活忙家务忙孩子，不方便来。但大家听说老师们要做午餐，个个喜笑颜开。
我们知道，很多事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
这些文字打动了无数人，短短几天，这名支教老师就通过微博筹到5万多元。厨房也已经租好，老师们采购了食材，开始为孩子们做饭。捧着饭碗，孩子们吃上了肉，整个学校欢天喜地。
在广州，我约请《羊城晚报》和《新快报》等报的调查记者们，请他们关注刁牙的尝试。25日，《羊城晚报》发表报道，并推算国家每人补贴3元的“营养午餐”，最终学生拿到手的是2元物品，“利润率”达50%。在湖南凤凰县，超过3万学生享受营养午餐计划，按一年补贴200多天计算，仅“营养午餐”一项利润超600万。
凤凰教育局坚称，这家营养餐供货商是通过公开招标而选定的，符合有关规定。但凤凰县提供的合同书复印件显示，双方并没有对配送面包、火腿肠的大小进行规定，只是笼统地写明配送物品总价3元。
送什么样的东西，自然是供货商说了算。
之前这家供货商发小面包片的行为，再次被人提起，并成为主要话题。凤凰事件很快变成了一起重大事件。
人民网记者来电采访我，问地方教育部门如何做好午餐。我还是那四句话：1.因地制宜建厨房；2.就地取材做午餐；3.家长乡亲来参与；4.公开透明可监督。关键是当地党政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