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社风波】
使判断产生偏向的原因很多，并且很有力量，使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正直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议题上各执一端。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提醒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都自以为是的人们：凡事需节制。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拥护真理的人的动机未必就比他们的对立面更高尚。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10月26日傍晚，长沙。
在出租车里，我收到电话，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政府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这一计划估计将普惠680个县市、2600万的在校学生。从“免费午餐”到营养改善计划，舆论普遍认为，正是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是夜，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给我发来两条热情洋溢的短信，向我表示祝贺。
王振耀曾任职民政部多个司长，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2010年辞职建立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是中国公益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巧合的是，《大河报》在河南选的第一个“免费午餐”学校正好是他的家乡鲁山，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一直未曾见面。我当时心里还在犯嘀咕，王老师为什么比我还高兴呢？
后来，王在接受《都市快报》采访时称：“‘免费午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这不仅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没有——起码我没有看到过——‘免费午餐’行动也许是世界慈善史上最为成功的范例。对‘免费午餐’而言，它是一个奇迹；对当下社会而言，这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
得知国务院通过的这一决定后，现场的每一个人都禁不住鼓掌相庆。
次日晚，长沙老百姓大药房向“免费午餐”捐资30万元。
有网友评论说：“邓飞辛苦了，160亿！免费午餐政府买单！”
“免费午餐政府买单”，这句话意外触发了一群经济研究者的隐痛，也引起了一场在宏观经济层次上的辩论。
夜风凛冽，我从长沙飞贵阳，飞机在凌晨1点才到达，却看见一场争吵开始了。
晚上23点20分，一个叫李子暘的网友在转发前述微博时，只附加评论了一句“250！”，很快被多人附和。
“250！”我清楚记得这就是他的第一句话，心头一震。“250”在汉语里，是一个指责对方智商不够的贬义词。而这个晚上，我的伙伴告诉我，上个月去考察过的凉山跳坝村小，一个孩子因为饥饿，误食一些有毒果实而身亡。我心里非常难过，对于乡村孩子，我们来得太慢，做得太少了。
李子暘接着评论说：“此事从此开始由贪官和骗子接手。无脑人士居然为此欢欣鼓舞，不知是何心肝。”
这是第一次对我们的批评，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开他们的认证信息，发现他们都是一个叫铅笔社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一直信奉市场为上。
我一时气结，我们怎么成了智商不够的无脑人士？
我在他的评论上回复：“李鳖，你要说清楚，我们怎么一个无脑？”表达愤怒。我一位兄长看见了，特意打电话给我，批评我必须要反省自己，必须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反对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你得先听他们说完，你仔细对照着看自己。有问题，你就承认，就改正；没有问题，你就要学习沟通，了解反对者的想法逻辑，融合或覆盖他们。
民主，就是我们要学习接受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以前，我是一个负责质疑他人的人，现在我是拿着大家捐款的行动者，必须要接受他人对我的质疑。我需要训练自己和愤怒、傲慢与自负斗争，让自己更柔韧，更具张力。
数日后的11月1日，李子暘在铅笔社网站发表文章《好事变坏事》，全面地论证他们反对政府接手“免费午餐”的理由：贪污腐败、低效浪费、官办慈善压制民间慈善、官办慈善败坏道德。
他们认为，“免费午餐”一旦被政府涉入，将要变成一个热闹一时、很快衰落、充满腐败、浪费惊人的政府项目。操作者是一群敷衍了事、贪婪无耻、无能败德，根本不关心项目本身、只听领导调遣的人。一言以蔽之，政府接管民间慈善，这绝对是个错误甚至灾难，一定会把好事变成坏事。
冷静下来，我们需要对一个个问题认真梳理。然后，我和李子暘他们建立私信联系，开始交流。
政府要不要介入？我承认，从“免费午餐”第一餐始，我们便想政府能够介入，我一直也在呼吁政府介入。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吃饭要紧，摆脱饥饿困境是第一位的。但我们民间力量再大，行动再快，也不可能解决中国1.3亿乡村儿童，尤其是6100万留守儿童校园午餐饥饿的问题——每个孩子平均一年1000元餐费，就需要610亿元。
我们显然做不到，我们需要诚实了解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站在一个记者角度，我是如此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教育布局的调整，导致大批乡村儿童面临饥饿威胁，生命健康权利遭遇损害，而维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利正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不作为或者缓慢作为，记者的职责应是监督、批评或采用其他方式，令其回归本位，做好职责工作。
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政府拿出160亿元给乡村孩子们吃饭，履行政府职责，为国家的未来做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强大国本，有问题吗？
至于政府怎么介入，是另外一个问题。人们的思维惯性是，政府一插手执行有可能出现腐败、浪费惊人——在一个唯GDP至上的体制里，中国公务员做不好服务员，不能提供足够和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这个我们确实见得不少。
但现实就是，中央政府出了钱，又要抓在自己手里做，如何有效防止呢？
“变相抢劫”，也就是税收。靠扩大税种、增加税额，或者隐形抢劫、多印钞票、稀释货币购买力，造成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
有网友反驳说，保护未成年孩子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应尽之职责，不是慈善。
另，国家拿160亿元出来给孩子吃饭，难道就要再向百姓手里抢160亿元的税？暂且不论这是不是事实，即便成为事实，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现实的问题是，孩子的饥饿问题，如何解决？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反对160亿元背后一个庞大政府的扩权动机，而抛下孩子不管——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不能要求政府做任何事情，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因为这都将可能帮助政府扩权。而事实上，目前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国民福利的开支比例太低。2005年大概只占到GDP的5%。
还有一种批评是，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这个根子问题，什么“免费午餐”都是白搭，注定要失败。我不认为先让孩子吃饭和推动政治改革有什么矛盾，可以多方努力，齐头并进。对一条在地上挣扎的鱼，我们愿意理解和支持一部分人奋力挖出沟渠，引来东海之水，令鱼永世无缺水之虞；但我们也可以选择先把它放进水桶，先救了它性命。
沟通令共识一点点产生。在铅笔社发表的文章中，他们从开始的指责我们引狼入室，到区别政府和民间，称“免费午餐”是一个发展迅速、令人激动的慈善项目，可以帮助无数贫困学童，还将铸成民间的沟通理解渠道，推动道德的进步，培育强有力的民间慈善机构。
他们对我们这些志愿者作出如此评价：“操作者是一群有热情、有能力、富有使命感和道德感的人。”
这一次辩论，让我受益良多，铅笔社同仁们摆出的政府介入之后的诸多可能性，提醒我们警惕强势政府可能导致的自由受损。我们需要尽力督促和引导政府加大教育支出的同时，更要进一步学习紧盯政府财政支出和执行，防范它以善之名行恶之事。
再一次感谢微博，帮我把自己摊开，开放接受各种能量——包括质疑和批评，他们将拍打、磨砺我，令我思虑严密而全面，坚韧成长。
理解到这一点后，我的心里隐约有了另外的想法，我们害怕让政府做事，担心用做事的名义来征更多的税，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去提供案例，有效防止政府失误呢？
11月1日，我在微博做了一个“展望免费午餐的未来”在线访谈，试图向外界勾勒我们对2012年免费午餐的想法和未来的期望。
对于国家的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应该欢迎的，但我们不只是欢呼，要有心理预期——国家项目在一段时间必然会出无数纰漏，知识界对政府执行公共事务的所有担忧，都是理由。
有担心，但我们又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欢迎中央政府在现阶段的安排。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给定的条件里展开行动。现在的唯一选择是：我们如何帮助政府做好营养改善计划的执行工作，减少弊端发生。
我的设想是，这160亿元的分配，途径之一，是能分一部分资金给民间团队，赞助民间力量更多复制“湖南新晃模式”“湖北鹤峰模式”，继续国家、社会和家庭三方合力解决孩子饥饿问题，对比国家项目，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用民间之鞭抽打官僚体系，择机渐次交给民间；途径之二，是政府拿到我们的模式，自己模仿来做，虽有不适，但可以调试，维持运转；途径之三，是政府独自推进营养改善计划。
把一项公共服务交给民间组织，政府出钱采购，然后组织各方严密监督，必收奇效——一个想活下去的民间组织在严密监督之下必竭力而为，政府收获政绩，并省心省力，极为超脱又不挨骂。只是，官员需要断绝贪欲，无法在其间吃拿卡要中饱私囊。
我知道，这如同金庸小说里的《葵花宝典》，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要各地政府官员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是否能被高层听进去，他们到底会选择何种方式。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免费午餐”也在变革，并决心尝试一个崭新的事业——推动“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社会管理，推动民间社会更大的一场自我建设。
一些事情，总得有人开始去做。
我们继续前进。淘宝“聚划算”为我们发起一场“家装天下，爱聚山区”爱心活动。淘宝天猫店上20个品牌，21家大卖家募集善款207余万元，创造了一个募捐奇迹。
11月3日，我和河北广播电台的伙伴们来到河北易县，给狼牙山中心小学开餐，这个学校由百度“联盟·爱”筹集善款。继新浪网、淘宝网，我们又获得一家强大的互联网盟友。
11月12日，“免费午餐”基金凉山项目办公室在西昌挂牌成立，它是我们全国第一个地区项目办公室。我们决心在凉山投入更多资源，服务更多彝族孩子。
安徽也动了起来，《江淮晨报》的伙伴们，在合肥一个叫咖啡书语的咖啡馆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爱心募捐点，随后在池州开餐。安徽团队还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麦田计划的合肥麦田团队，携手麦田，我们将在一线走访、贫困学校项目申请和志愿者服务等各项工作中，获得更多支持。
11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世贸天阶，我和谭咏麟见面。这个我年少时的偶像容颜不改，用粤语腔哼唱一首叫《分享笑脸》的歌曲。他说他在香港注意到我们的行动，心生感动，动员了身边很多明星制作VCR支持，并专门为我们创作了一首主题歌。
这首歌，由四个女孩子演唱，旋律简单却动人，我很喜欢，成为了我们宣传片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们。
【一封公开信】
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
（美）林肯
12月12日晚，广州。
《南方都市报》给我颁发了两个奖，颁奖词是：做新闻金刚怒目，做公益菩萨低眉，侠肝义胆，凤凰涅槃，民间乐见飞将军；送天下“免费午餐”，聚贤德公民社会，情牵弱小，志在行动，功在联合。
这段评语令我动容，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右手媒体，左手公益，左右互搏，但都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
12月14日，微博网友徐志戎（网名肉唐僧）发表了“写给免费午餐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里，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信件前一大部分，是他的个人公益经历，我未曾实践，不便评论。涉及我们的只有少量部分，我先摘录于下：
给钱是最好的，因为这是把资源分配的自主权以货币的形式交给了受助对象本人；给物次之；援建项目最差。
运营成本另想办法，不能从捐款里出。这个前提要hold住。
这个团队，必须是完全志愿者化的，它所有的费用必须由志愿者自己承担。你要越野车干啥？交通工具都不能自理的人，捐个五块八块的就得了，去找穷孩子不是起哄么？
需要运营费用的，只是募款团队（因为涉及财务与广告）以及一些专业化人才，比如经理、法律顾问、媒体及政府关系，还有秘书。花钱雇的只是这些人而已。这个钱很小，通过私人朋友或企业专款定额赞助。这个直接入你的账，不要和捐的饭钱搞在一起。
广州北京弄办公室。你弄这么多办公室干啥？本来就是依托互联网搞起来的事情，有啥业务是非要本地化的？又要接受四辆越野车。一有固定资产，运营成本就激增，你哪来的钱？
徐是我的朋友，时常私信交流，在国家表示介入时，他公开表示祝贺，并称我们是“盖样板间的费边社”，实现一个实质性的飞跃。这封公开信的起因，是北京一个地产公司愿意提供一间66平米办公室；上海一名好友也说在上海提供一个场所。看见我们四处奔波，北京一位企业家也曾电话我，说愿意提供四辆越野车。
他认为这些全无必要，只会增加运营成本。
这是社会上第一次对“免费午餐”持较大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在这之前，我们得到的都是掌声和赞美，所以它受到我们的广泛注意。
在赶飞机的路上，我匆匆看一遍，在微博上公开作出了初步回应，那时刚刚早上6点多，冬天的清晨，空气清冷而纯净，促人清醒。
“谢谢肉唐僧给‘免费午餐’的来信。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免费午餐’要不要组织化？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捐赠的办公室和探访越野车？民间公益组织如何规范却又避免官僚化？我们欣然欢迎先讨论酝酿。”
或许是要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网友们兴趣不大。下了飞机，转发仅数十条，我多次转发，请大家讨论。
改善乡村孩子们的营养，我们到底是给孩子提供正餐还是给父母发钱，让父母改善孩子营养？
一般人看来，世界上最关心孩子营养的是他的血亲父母，给父母发钱必然靠谱，但曾有公益组织给父母发钱，但发现后果多种多样——有的父母拿了买烟买酒，有的父母拿钱去给亲属治病，道理很简单，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他们父母认为最重要的。此外，我们如发钱到无数家庭，根本就无法实现监督和控制，也就无法实现改善孩子营养的特定目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办公室和车辆？全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家“免费午餐”小学，链条拉长，事物繁杂，需要专人专门处理。“免费午餐”小学大多地处贫困山区，需要长途跋涉，很多时候没有车，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都很高，令伙伴们异常疲惫和沮丧。
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回应，我乐意展开一场较大规模的讨论。
公益活动所有的费用都要由志愿者承担，这一点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志愿者是公益运行的核心力量，任何绑架和压榨志愿者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公益事业如果想持续健康发展，不能采取“牺牲式”的模式。
马儿要跑，马儿要吃草，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没有成本支出的“零成本”公益。
至此，我才发现中国公益文化异常薄弱，各执一端，少有交流和共识，并且停留在“雷锋精神”的时代。长期以来，中国民众认为做公益就是做好事，做好事就是学雷锋，而学雷锋就得像当年雷锋一样不留名、不留姓，更不接受任何报酬，简而言之，做公益就得无私奉献，否则一定是动机不纯或者别有用心。
我们暂且不论雷锋在做好事时，到底有无留名留姓。重点是，雷锋做好事是一个人的慈善行为，不确定而随意，譬如今天可以去帮老人过马路，明天他可以不去帮，没有人认为他不对，或者要求他继续。依靠“共产主义道德”自律或者组织提倡，从几十年来每年一天的“学雷锋”中，大家都看到了效果。而公益是一个组织行为，接受捐款并执行捐款人交付的委托，譬如“每天帮老人过马路”，需要稳定、持续而规范进行，一天都不能停止。
而“每天帮老人过马路”就需要稳定的人手，而不能是不食烟火的志愿者，这就意味着要有成本。
16日，我在微博上写下了第二条呼吁：
“肉唐僧同学写给免费午餐的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诸多建议和意见。免费午餐不急于解释和辩论，相反，我们鼓励同学们大讨论大辩论，真正聚焦以前无人问津的公益界。我们竭力要实现公益常识和规则的明晰普及，完成公益界一次正本清源，令公益人可以免于牺牲，快乐公益行。”
我试图用这次讨论来传播常识，消除一些误解和偏见，但我没有想到收获了一场骂战——“免费午餐”团队的几位成员用私人微博和徐展开一些讨论和澄清，一些志愿者也卷入，冲突顿生。
有一名志愿者指责徐是为了吸引眼球，极大激怒了他，他开始骂人。我是一名监督者，最反感有人说我监督是哗众取宠，我迅速制止了该志愿者的不理性，并向徐道歉。
16日下午，我紧急规定，统一了“免费午餐”回应口径，“免费午餐”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团队，我是发言人。我要求我的伙伴们在遇到误解和攻击时，也要稳定情绪。我说，我们轻易得到赞美和表扬，也要能够忍受误解和批评，这就是质量守恒定律。
在群邮件里，我贴出了一句林肯的话：“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
而这时，徐志戎对廖羽翎进行性别侮辱，激起廖和她的好友们的尖锐反击。
17日，徐发出第二封公开信，直接指责“免费午餐”团队的两名核心成员“蠢得没边”，还附带对女性志愿者严重的性别侮辱。
这令我很震惊，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像有两副面孔？天涯社区的几位好友告诉我，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但在网络上和人吵架，必然冲其母亲奔去，且是下三路。
在他们的理解中，侮辱他人母亲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习惯，并非卑劣恶意。当年天涯社区初开，鱼龙混杂，中国人第一次得到BBS，获得突如其来的较自由表达，放言无忌，冲突不断，如同在当年美国西部酒吧里，牛仔们一言不合，便拔枪狂射。
我保持了克制，但迅速回应：我绝不同意徐对我们伙伴的指责。
女生们不能理解个中逻辑，在这种全无遮挡的性别侮辱面前简直是羞愧难当，掩面而逃，廖羽翎和一些志愿者公开表示要起诉肉唐僧。我明确表示，我们不支持伙伴们起诉任何质疑我们的人，即使在辩论过程中有过激言语。羽翎很委屈，甚至跟我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不是免午的人，总可以起诉了吧？”
有些志愿者看到我一直没有公开有力反击，还制止他们，开始私下抱怨我不维护伙伴。
至此，我所期待的网络理性探讨，沦为一场网络口水骂战。该怎么应对？是打回去，还是冷静处理？我一度陷入了焦虑，我是一名调查记者，也是一名攻击手，打仗无数，但从来没有打过这样乱的仗。
但我知道，我要冷静，要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去处理。
第一封公开信是为了我们所做的事业，我乐意接受质疑，并亲自多次推动讨论，试图达成讨论和共识，但第二封公开信是攻击志愿者。
我向徐明确表示，绝不接受这种人身攻击的表达方式，我不会再次转发。
中午，我发了一条微博：“要做事，也要说理。”我希望这是一个契机，让我从一名记者转型为专业的公益组织者，进一步思考公益理论和运行深层次问题。
我们明确公开表示：如有不足之处，我们需要改正；但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是在第一线的执行者，也只有我们才能知道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尊重其他人选择他们的方式去尝试帮助乡村孩子。
长期为乡村孩子做饭，涉及资金安全和食品安全两个重大问题。起步阶段的志愿者网络协作模式灵活、机动，有较高效率，但在学校扩张后表现跟进乏力，不稳定，不能持续。我们必须坚持和推动“免费午餐”组织化，建立北京办公室，并根据工作岗位设置招聘全职工作人员，稳定推动项目。
在一项公益事业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愿意捐车，我们理应尊重合理捐赠意愿，但也会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做好支出预算，绝不超支。但后来的问题是拟捐赠的越野车车辆过于高档，我觉得这些豪车以后必然招致无数猜忌，我们需要不停向大家解释，迟早是个祸害，也就放弃进一步谈判。
行政开支的问题一直绕不开，我也想获得充裕的经费，也设想过就按照徐的做法，找朋友或者熟识企业单独募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伙伴薪水和执行所有开支。以后，我们只对这些人负责报告，而不需要对所有捐款人一一解释，省却很多麻烦。
此外，我还在想以后可以提高薪水，招聘更高端人才。而现实情况是，和其他行业一样，低薪引不来较多高端专业人员——每人都要养家糊口安家立业，既有专业能力又不愁家用的“超级志愿者”毕竟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但薪水一旦提高，我们又必遭质疑或者攻击。
有捐款人注意到我们的尴尬，愿意对我们定向捐赠行政费用。500位“免费午餐”记者发起人，也迅速提出一个由记者筹集并捐赠的方案，每个记者发起人一年出5000元，就可以筹集250万元，足够团队运行。
我们的计划令公益界的伙伴大惊失色，说，愿意支持“免费午餐”行政开支的人肯定很多，你们也可以筹集很多钱发工资，然后宣称不再在捐款里拿钱发工资，宣布零成本，我们怎么办？一些刚起步的组织怎么办？
想一想，我们确实不能只顾自己一将功成，坏了规则，只好暂时放弃。
我和徐一直保持着私信交流。
我告诉他：“我丝毫不怀疑你的质疑出自诚意，甚至还要坚持请你参与对我们的研讨，但不接受你对我伙伴和志愿者的人身攻击，请理解我的坚持。”
徐则表示：“我当然理解你，有好多话，我需要当面对你讲。”
于是，我们约定找个时间在北京当面交流，共同助力“免费午餐”的正规化和组织化，保护和强壮民间公益NGO组织这个骨肉。更主要的是，我要学习建立一种对话机制，和持不同意见者走下网络，到现实生活中交流。
不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在她的办公室主持了这次交流。徐邀请十年砍柴、黄章晋等人参加旁听——巧合的是，前者在南海邮轮上亲眼目睹“免费午餐”立意，后者是我的同事，《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我和法律顾问胡益华带着相关文件赴会，和大家展开沟通，讲述我们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执行。
曾志老师准备了很多糖果，她担心我们会发生争吵，她就站出来请大家吃糖，巧妙圆场。让她惊喜的是，我们的交流，诚实而愉快。我告诉大家，我珍视来自社会内部的质疑、反对和批评，因为我们的所有力量都是来自社会。如果我们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将失去生命。
徐提到了一个权力合法来源的问题，“免费午餐”的事务，到底谁说了算？我们都认为发起人、捐款人和志愿者是“免费午餐”的权力来源，他提出抓阄，选出管理委员会来决定“免费午餐”项目的大小事务。但近百万名捐款人，他们是否认可抓阄决定？如何达成共识？最终选出的人是否具备热情、知识和能力？“免费午餐”每天都在进行，如果出现事故，谁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
诚实地说，我暂时还缺乏令一百多万人达成某种共识的能力。另，我们的初心是不忍孩子饥饿，最需要解决的是乡村孩子饥饿问题，而不是陷入到一个无穷尽的权力分配实验。我们提出我们的意见，展示我们的行动，并建立组织愿意为之承担相关责任，信任我们的就支持和参与我们。
因为没有私利，没有秘密，一切都可以摊开来说，诚实、诚挚就可以凝聚共识，获得信任和支持。
2012年，我被一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打动，决心要发起新的公益活动。我邀请徐参与这个项目的机制设计，他执笔写下数千言文字，我们组建一个志愿团队开始筹备。但很快，民政部宣布国家负责赡养这一些老人，“失独老人”项目暂时搁浅。
这令一些网友们感觉欣慰。民间力量没有因为辩论或骂架而散落，相反，我们学习了如何交流、融合和合作。
【“洗钱门”谣言】
成大事者，须视羞辱如寻常。
（清）曾国藩
午夜“凶”铃。
2012年1月4日凌晨，疲倦的我正在熟睡之中，突然被连续几个突然的来电惊醒。
他们告诉我，摊上大事了。原来，在当日凌晨1点，一个叫“微博天下”的微博发布了一条不足百字的微博：
“据可靠消息，‘免费午餐’因涉嫌‘洗钱’，中纪委相关处室已对其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免费午餐’的核心人员（包括北京机构的工作人员）、账目等。据悉，‘免费午餐’募捐到的金额已达数千万元。”
谣诼之言，甚嚣尘上，认证信息为“微博天下”总编辑的媒体人王某公开声称：
“因为涉及洗钱，‘免费午餐’已经被中纪委正式调查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我，第一反应是觉得无聊至极。这个人我认识，还曾在一起做过采访，辗转多家媒体，后来来了北京。说“免费午餐”洗钱，这个谣造得毫无技术含量——中纪委是执政党党中央的纪检机构，监督副部级以上官员，怎么会对我这个民间公益组织展开调查？
但王戴着一个媒体总编辑的头衔，且是微博认证用户，一些不熟悉我们的网友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谣言。有网友开始哀叹，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国家就没有靠谱的公益组织。
很快，有人就指出这条微博的致命问题，我的好友王小山、五岳散人已经开始调侃王某，造谣也要动点脑筋。有网友扒出，因为制造假新闻，王某有不得不向生身之地四川阆中“父老乡亲”道歉的前科。
随后，我发出一条回应微博：“唉，把我吵醒……你们觉得需要午夜辟谣吗？睡吧。”
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是干干净净的，从一开始就都没有在“免费午餐”基金报销过一分钱——至今，我的单位《凤凰周刊》支付我的薪水，去外地参加活动和演讲，一般有邀请单位支付机票。没做亏心事，怕甚鬼敲门。我给负责官方微博的伙伴发了条信息，提醒他们注意应对后，关掉手机，继续睡觉。
凌晨2点，“免费午餐”官方微博迅速发布澄清声明，并再度贴出1月1日已公布的相关财务信息，且称对造谣者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原文如下：
“感谢各位博友的关心，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规范，无人被中纪委调查，已保存相关证据，免费午餐基金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
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后，我又发了一条微博：
“早晨起床，私信、信息、未接电话一堆，昨晚都不好意思辟谣，技术含量太低，常识飞到了天上，都扯到中纪委了。抱歉惊扰了同学们，并致谢具有常识和帮助辟谣的同学们，名单太长，我就不一一写出了。谢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
但很多关注着“免费午餐”的人，毫无疑问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而随后几天，这个谣言也给我们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现在想来，我们最初的不慌张、不过激、不失态的良好的处理态度，是正确的。
我经常会骄傲地说，我是一名调查记者，克制和冷静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2009年青海玉树地震，我在郊外的兰州军区野战医院帐篷区采访，路过一个加油站找厕所。推门，左行50多米，拐角处，猛然看见十几条藏獒，或卧或立。
我简直魂飞魄散。有两头藏獒站了起来，狗熊一样缓慢而稳健地向我走来。我瞬间冷静下来，感觉一双手死命抓住心，告诉自己“不能跑，不能跑，一跑就会被藏獒咬得稀巴烂”。我没有跑，本能地一步步缓慢后退，微微笑着向一群藏獒摆着手，退了出来，瘫坐在地。
面对扑面而来的攻击，冷静是让我临危不乱的法宝，这次也不例外。
上午，王某通过上海一个记者朋友带话给我，他删除“微博天下”上对我们的攻击，但前提是我要说服王小山、五岳散人等人收回对他的评论。我表示拒绝，我不会找我的朋友去删帖，我们也不能接受被谣言攻击，然后一删了事。
这时候，我想起王曾经请我转帖宣传下他的新杂志，好像就是“微博天下”。我打开和他的私信，一看，果然——2010年12月21日，他在私信里说，“利用你的人气，关注一下我的影响力周刊和微博天下吧。微博天下到时给你开专栏。”
我认识他，还曾在一起采访，但我听说过他很多段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委婉拒绝了。
调查记者伙伴们帮助我找到王的一些资料，其中一个是“四川阆中演员地震重灾区卷巨款”谣言事件。
2009年4月12日，王某在其博客中爆料：《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刘、关、张及曹操、周瑜的扮演者，参演四川重灾区阆中的‘三国主题文艺晚会’，以出场费的形式卷走巨款。
王声称：“为了这场文艺晚会，阆中地方财政支付了将近400万元，绝大部分资金都作为出场费支付给‘刘、关、张’的扮演者。”并声讨，“‘刘、关、张’及曹操、周瑜的扮演者在这次演出中，每人到底拿走了多少灾区人民的出场费，希望他们能给阆中人民一个交代，给网民一个交代。”
4月13日下午，王就此事在博客再发声明，写道：
一、“400万元”系阆中网友报料，未经本博核实；
二、《三国演义》剧组人员在地震重灾区搞商业演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具体拿多少出场费，本博并不清楚，只是希望这些演员“给阆中人们一个交代，给网友一个交代”；
三、这次阆中商业演出的资金来源本博也不清楚；
四、“刘、关、张”的演出已经造成扰民是客观存在的。阆中市民无法购得晚会的演出票也是不争的事实；
五、已有多家媒体致电本博，要求对博主进行采访。本博就此事谢绝任何媒体采访，如有疑问请直接与四川阆中市委宣传部联系。
随后，王在博客中又发表了一篇致歉声明，内容如下：
本博所写博文《“三国演义”走穴地震重灾区卷走巨款》，因网友报料不实，致使该文中“政府出资400万元”一说失实，特此更正。并就此向阆中父老乡亲、相关演员和关注此事的全国网民致歉。
2009年4月14日，王再发博文。
“想起了初中语文老师给我们上《塞翁失马》这一课的情景。再联系到今日各大网站对‘阆中演出’风波的报道，不禁喜上眉梢，自夸一番：我居然能为古城阆中搞一场旅游推介会。斗胆狂言，此推介效果绝对超过阆中市外宣办主任何凯所言‘花100多万搞晚会’所取得的效果。
“全国网民也知道了王某是最杰出的左右智慧的阆中籍新闻人。‘阆中演出’风波给阆中的旅游宣传带来如此之佳的效果，我当初写博文的时候根本没有预料到，那也不是我写博文的本意。但事实证明，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宣传费，我居然能让全国数十家报纸、网站来关注阆中，这肯定是一次不花代价的旅游推介会。
“看来，我应该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他让我懂得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真正含义，因此，我完全有资格出任‘阆中民间旅游推介会’会长这一职务。”
两次谣言事件，逻辑、手法如出一辙。
后来，他说，他曾通过微博提出质疑，但没有引发大规模围观，这次选在一个凌晨发出微博，两小时再删除，才有了“免费午餐事件”，这叫“病毒营销法”。
王说，事实表明他是“病毒营销”的高手，更是做新闻的高手。
我明白了，他攻击我们，想宣传他的“微博天下”。另外，他或许不能理解我们500名记者筹集了数千万元，就真能不在里面弄些钱，就不会有些问题。他赌我们不敢声张，或者不敢和他较真。
我本能厌恶这种讹诈，我也绝不允许自己屈从欺凌。我请这个记者转告他，六个字：不和解，干到底。
当天，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在微博上公开表态“相信邓飞等人，相信免费午餐，支持那些做实际事情的人！”
王转而攻击，说“免费午餐”基金在新浪上花钱打了广告。
演员姚晨等人，转发了陈彤的此条微博，对我们表示认可。王讥讽她是戏子。姚晨回了他一句：“人生大舞台，你以为你不是个戏子？”激起姚的粉丝们对王一片骂声。
1月4日12时，“微博天下”突然删除了一部分造谣微博，并发布了一条道歉声明：
“本博于1月4日凌晨发布‘免费午餐洗钱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因无确切证据，已予以删除，给各位博友和相关部门带来的不便之处，特表示歉意。”
他解释说，他是在一个饭桌上，听朋友说他的朋友听说中纪委在调查我们。我回击称你有一丁点儿证据也行啊，“免费午餐”志愿者团队和捐款人不接受这种道歉。
王开始指责我们500名记者是股东，在洗钱。记者们怒气冲冲，找王理论，并在网络上扒出对王的各类投诉。
我的律师完成调查后，很沮丧地告诉我，没法诉讼。“微博天下”原来是在香港注册，在内地没有合法刊号，也不知何故跻身新浪微博的媒体官微序列，并完成认证。
中纪委一位朋友来电话，问我们怎么和中纪委扯上关系了，听完介绍后，他说他会处理。
1月4日21时，新浪微博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微博辟谣”发布消息：
“今日凌晨，微博天下发布消息称，‘免费午餐’涉嫌洗钱被中纪委调查。经多方求证，此消息不属实，发布者迄今也无法提供确切证据。因此，该账号被注销。”
事情至此，真相大白。“微博天下”也成为新浪微博开通以来，第一个因发布不实消息被注销的媒体官方微博。
调查记者们提醒我，王在北京还承包了一个媒体的子刊，叫《影响力周刊》。王在微博上扬言在收集我们的任何负面信息，并开出每篇一千元的稿酬征集揭露或批评我们的评论文章，称《影响力周刊》加大马力开印，要给我们好看。
一整天，他不停发微博展示，他在接听全国各地记者打来的采访电话，不得不换了几块电池。
公益界一些伙伴劝我言和，毕竟人家手里有媒体，再小的媒体也是媒体。我回复是要打就打，绝不妥协。我们没做错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也是媒体人，我坚信媒体没有能力，也不允许把白的说成黑的，把活的写成死的。
几天后，有十余个地方网站转载《影响力周刊》上一篇评论，说“免费午餐”非法私募，义正词严地批评我们，令我们哑然失笑。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搜索这些转发网站，传真公募资格的文件，要求对方迅速撤下这些不实评论。
后来，公益界讨论这个事件，很好奇我们的强硬。对外界的质疑和批评，我们一直及时而温和回应，因为我们所有的权利和力量来自社会。我们也不害怕质疑和非议，良好沟通，摆出事实和依据，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情。如果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就要承认，就赶紧纠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不犯任何错。
但，我们不能容忍显然和恶意的造谣和污蔑。
在公益界，我也知道多起造谣攻击，伤害剧烈，但无一起诉讼。我也很好奇，问他们，他们说向法院提出毁谤诉讼实在是得不偿失，一是太复杂太折磨人，二是没有人会关心你最后的输赢，大多数人还将习惯性形成一个印象，那就是——因为无风不起浪，所以你还是有问题。
他们对我表现羡慕，说我如果不是记者，在新闻界和微博里积累了较好声誉和人脉，这次恐怕不死也要脱层皮。
新的一轮攻势又来了。王某逼问我们要审计报告。
“免费午餐”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一直在披露财务信息，也正在接受会计事务所的第三方独立审计，但审计是在一个财务年度结束后才能进行，意味着对我们的审计报告要在2012年3月后才能出来。
但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片大海，3亿微博陌生网友形成的一片大海，不是每一个网友都认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另，大多数网友都不掌握这些基本的财务常识，有人开始跟着喊我们的审计报告，这令我有些尴尬，因为我变不出一本审计报告。
财务专业出身的网友们解了这个围，我却明白我们面对大海，我们就要采取针对大海的方式——我们不仅要完成这个法定的审计报告，还要做些额外工作，我们要尝试公布整个项目执行的全程，让大家随时都可以看见。
我和我的伙伴在里面没有搞一分钱，我就敢公开，最彻底公开。
我们一直在微博上持续公开我们的项目信息，但太零散，不能被网友看见。我们找到了基金会中心网，获得一个专门频道，并在1月19日开始系统、实时公开我们的项目实施过程，成为公益组织中第一个“过程信息披露”，不只是“结果信息披露”。
后来，杭州一个公司组织员工捐款20余万元，因有多种捐款方式，他们先把钱集中在一个主管的私人账号，清算统计好再转进“免费午餐”账户，并在微博上公开通报我们，被王看见。这是一个公司内部的简单中转，王则公开指控我私立账号，并贪污了几千万元捐款。
因为他是第三次公开指责，他还煞有介事地贴出我的“违法铁证”——杭州公司那条捐款图片，并大喊姚晨陈彤来看，很多网友不能相信一个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信口开河，还真以为“免费午餐”出事了，迅速围观，其中有些网友看都不看内容，开始跟着喊，“免费午餐”也出事啦，叫我们出来走几步，解释几句。
面对这一个孜孜不倦的泼粪者，我当然也会烦躁。我想起了电影《让子弹飞》，在围观者的压力下，一个耿直青年陷入一个自证清白的陷阱，拿刀把自己给剖了，掏出肠子，请大家说句公道话他到底有没有多吃一碗霸王粉。结果，他绝望地看见众人轰然散去，他死了。并不是每一个围观者都会是热心、公正的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围观和看热闹。所以，每次被泼粪，他随手一勺就过来了，我们却需要仔细去擦、去洗，耗时费力，没有多少人会注意你的酸楚。
但结果是，粪水很快又飞到了王的身上。福基会发布声明称“免费午餐”基金只有一个账号，并公开捐款数额，请任何捐款人核对和监督，欢迎举报。被欺骗的网友冲上去，指责王撒谎愚弄。
这时，我发现自己又是何其幸运。除了一些因为立场、角度和工具方法等异议者，我迟早要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冲突不可避免。但幸运的是，第一次折磨我的是这样一个既没有常识，又缺乏逻辑力的人，我们很幸运摆脱攻击，但他令我警醒——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又碰到一些专业人士来批评呢？我们能不能轻松过关呢？
曾国藩说，成大事者，须视羞辱如寻常。意思是说，行动是最难的，事做得越多，出差错的机会也会越多，遭遇指责、毁谤的机会也会越多。这个时候，心就必须要放到最低，要视羞辱为寻常之事，并在羞辱中对比和反省自己。我深以为然。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也是人，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差错，我们可以道歉，请求社会的谅解帮助，但诚实说，如果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工作，而被社会严厉批评，我们也会羞愧，无地自容，甚至会伤害整个事业。
所以，我们再一次检视“免费午餐”行动整个链条，反复推敲，力求做得更严密结实，减少纰漏。我不担心我们的团队，但点多面广花钱大的学校始终是风险的隐患，需要进一步透明公开。深圳市鸿嘉源通讯科技公司提供了一批THL智能手机，送到了“免费午餐”学校。我们为每一个学校发放每月通讯补助20元，要求学校用手机多拍摄照片和视频，展现孩子们的午餐情况，让外界看见孩子们有没有吃到饭菜，碗里到底有没有肉和油水。
我又找到一个叫“爱盟公益”的组织，做好一个记账软件，方便学校输入数据，更快编写和公开微博——每天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斤肉、土豆等，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并建立预警制度。当一个学校的采购价格明显不同该地区其他学校，我们就会得到警报，迅速启动询问或者调查机制。
王的三轮攻击结束后，我们整理了相关文件，并举报《影响力周刊》的失实报道。后来，王离开了北京，不知所踪。
2012年10月15日，王给我发来了一条私信：“我把之前发的关于免费午餐的东西全删了。”
他是歉疚，还是希望和解？我有点莫名其妙，但我不想和他有交往，警醒而远之就好了。我读过一句概括三国名将张飞命运的话，“只近君子，不恤小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过于刚正，只亲近品行好的人，厌恶并残酷对待品行不好的人，结果被小人所害。
2013年6月，我无意中看见一条新闻，称自5月9日开展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秩序专项行动以来，有31家网站未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冒用合法新闻机构名义非法“采访”，编发负面虚假信息敲诈勒索，被依法关闭。其中一个就是“独立调查网”。
这个再三泼粪式的攻击者，客观上却推动我们把财务公开透明做到极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网友较集中质疑“免费午餐”的财务公开和捐款安全问题。这个角度上，他同样是一个上帝派来的人，负责敲打我们，并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证明我们是可靠的，我应该谢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