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火花】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严重营养匮乏，发育迟缓。怎样截断贫困代际遗传的链条？
《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8期，《营养的贫困》
夜，南海上，一艘邮轮安静游弋。庞大邮轮上的小剧场内，天涯社区年度颁奖晚会正热火朝天。
2011年2月25日晚，我获得“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奖项。在过去一年，我用微博展现江西宜黄县一个钟姓家庭遭遇强拆的故事，导致该县一群官员落马。年末最后一天，我的微博网友在江苏的一个乡村，发现了一个我们寻觅3年的男孩。
我的邻座，是一名叫蔡加芹的年轻女孩，曾在贵州一个小学支教，被天涯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支教教师”，和我一起等待颁奖。
她看见我的名字，有些惊讶。她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听课时，常听老师说到我。
人群里遇见熟人，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喧哗中，我们低声交流。
她神色黯然，说回到城里后，总是忘不了她的学生们。我问，忘不了什么？她想了想说，是他们眼巴巴的眼神，很可怜。
我的心陡然一紧，追问，可怜？可怜什么？她说，每一次教师小食堂开饭，她端起饭盒，孩子们闻到香味，总是眼巴巴看着她，她只能把饭端回自己宿舍，关起门来悄悄吃完。
小学没有食堂，我能理解，但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回家呢？这让我很惊讶。我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洞庭湖边乡村里读小学。那时，我们中午回家吃饭，虽然清苦，但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蔡看着我说，现在山区撤点并校，孩子们被集中在一个学校，上学路途太远，不能回家，他们早上6点多起床上学，下午四点半放学，回家已是天黑，才能吃上晚饭。
那，孩子们怎么应对中午的饥饿呢？蔡说他们一般趴在桌子上睡觉，实在顶不住，他们会去找水龙头喝凉水。
这令另一位邻座——《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极为震惊。他一脸伤感，叹息说，三十年前他在湖北的乡村里忍饥挨饿，酸楚求学，怎么发展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一股热血腾腾冲上头。我说，这样，我们去蔡老师的那个学校，给孩子们建一个食堂，让他们中午有饭吃。
有食堂，没钱做饭怎么办？
我说我们几个人一起筹钱，每年筹两三万元，给孩子们吃饭。
晚会继续热闹欢乐，没有人注意我们短暂的交头接耳，也不会知道我们犹如三只蝴蝶，扇动翅膀，竟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动员和组织了记者、明星、大学生、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公司职员等数百万人，截止到2013年10月，累计募捐7000万元，开餐学校328所，覆盖全国18个地区，累计受益人数78,721人，滚起一个巨大的民意雪球，并推动国家累计投入400亿元资金，并每年至少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孩子营养，深刻改变中国乡村教育格局，被业界评价为“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这个奇迹还在持续引爆其他行动，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中国乡村儿童全面支持体系初具雏形，有力改善了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一场温暖变革正在展开。
第二天，邮轮到香港，我和蔡约定，等待她提交学校材料，我先筹到钱，再去贵州。下船转道深圳，我发了一条微博，讲述我的海上旅行，有好友问我有无奇遇，我说有很多乡村孩子挨饿，要去看看。
这条微博只有12条评论，冷冷清清，但一个网友告诉我，可以找一个刚成立的公益组织帮忙，他们在玉树的帐篷里给孩子们做午餐。如同电石火花，我写下了第二条微博：“一起努力，贫困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怎么会蹦出这个想法。当时，我还不知道，当城市里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营养过剩时，在中国中西部的山区学校里，无数孩子还在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诸多问题。
后来，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用“免费午餐”这四个字？这归功于以往的某一次阅读，我隐约记得，印度政府为解决小学生吃饭问题，10年前就推出免费校园午餐制度，俗称“免费午餐”。
数天后，北京建国门，《凤凰周刊》办公室里。我无意中翻到了一本最新的《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为《营养的贫困》，讲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乡村儿童普遍严重营养不良。文章说，2006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西都安、河北崇礼、宁夏西吉和湖南泸溪四县的寄宿制小学就餐情况展开了5年调查。
1458名小学生中，生长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到9%。平均每日摄入热量仅为推荐量的68%，钙、铁、锌等微量元素摄入量低于20%。
该调查发现，儿童营养不良率在贫困地区超过30%，而大城市低于1%；身高和体重水平比城市同龄儿童普遍相差2～3年。同时，营养供给不足还抑制了孩子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对孩子们的体质体能、心智发育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这本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一直以缜密、专业的调查报道著称。这组数据深深刺痛了我。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在微博上说：现实很穷困很复杂，需要我们的关心、思考，更需要实际行动。
封面上，显示这本杂志在2月28日发行，恰是我提出“乡村学生免费午餐”的第二天，俨然天意，令我目瞪口呆，却又热血奔涌。十分钟内，我连续发了两条微博：“中国贫困地区需要一顿免费午餐！”“呼吁免费午餐！”
接下来，我开始查询印度“免费午餐”的资料，得知这个由时任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卡马拉奇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教公益团体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已成功变成现实。由印度中央政府、地方邦政府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的“免费午餐”项目，每天向大约1.2亿名中小学生提供热饭热菜，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免费午餐”计划。
而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坚持给小学生配发午餐，令孩子健康成长。在美国，也有此类由政府补贴午餐免费的制度，惠及3000万名学生。
《营养的贫困》报道的一个记者正是我的朋友，我约她吃晚饭。席间，我说我想做中国的“免费午餐”，一群人瞠目结舌：“这么大的事情，1个多亿的乡村儿童，你怎么可能做呢？”
我说，为什么印度都有，中国却没有？我就是要干！
有个人的眼睛开始闪亮，他叫胡益华，是我湖南老乡，他身材敦实，戴一副金丝眼镜，开过公司，现在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说，我跟你一起干。
没有什么理由，或许是某种敏感性，但它一定来源于爱。我和他都是父亲，都有一个女儿，我们爱她们，对孩子的苦痛比较敏感。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几天后，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正是胡舒立和她的财新杂志在全国选出一批从业5年以上的记者到广州中山大学驻校学习，这一项目叫“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返校充电的机会。
新闻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为我写了两封推荐信，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事后想来，也正是这三个月，让我摆脱日常工作，有一整块时间可以自由行动了。
飞机掠过北京，飞往南方。看着庞大的北京城一点点从机窗外隐去，变成某种背景。我有些兴奋：我要动手了，去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乡村，另一个中国】
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朵渔，2010年7月28日
《南方周末》：《谁愿意重回乡村？》
2011年3月，广州大学城。
我得到一个约5平方米的房间，买了一些生活用品，请人帮我解决上网问题——网络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24日，蔡加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介绍了几个没有食堂的学校。当晚，我在宿舍里发出一条微博：“明天去贵州一悬崖下的乡村小区，当地学生无午餐，每天中午喝凉水充饥。我们将尝试在该校建一个食堂，推动中国贫困山区的免费午餐计划。”
如石击水，我很快得到一些网友回应，其中一个就是杭州《都市快报》记者沈雁冰。2007年，我和他在杭州相识，后来带他来到北京做了一名记者，在我家里住了3年，情同手足。我们曾乘坐一辆摩托车，沿着清江一路调查湖北长阳县较多希望小学遭遇废弃，记录乡村孩子求学的艰难。
后来，他回到杭州家乡，但他理解我想做什么。
深夜，我的网友——演员马伊琍留言，她说：“有需要帮忙说一声！大家都愿意的！”
3月25日，我到了贵阳，直接赶去《黔中早报》办公室。雁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报社，他们愿意和我一起行动。
总编辑不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喝茶、抽烟，讨论即将要做的事情，慷慨激昂，一个个像打了鸡血。
次日清晨，《黔中早报》派出了一队记者，和我们一起去贵州黔西县。穿过六广河大峡谷，我们到了一个叫素朴的小镇，饥饿难耐，就寻了一个饭馆，急吼吼点了折耳根、大肠、猪肝和腰花等一桌子菜，并尝试喝了一些当地米酒。
饥饿，永远是一个人最想摆脱的伤害。
蔡加芹带我们去了她曾经支教的太来乡小学。山崖下，乌江小学有149名小学生和30名学龄前幼儿，都没有午饭，或吃用塑料袋带来的冷饭，或喝凉水充饥。校长不在家，蔡告诉我们，因为饥饿，孩子们下午无法上体育课，时常会晕厥，而其他课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下午3点多就必须放学。
田野里，一位老农在驱牛耕地，有几个男孩嬉戏，我找他们聊了几句，惊讶地发现他们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理由是学校太远，中午没饭吃，上学太辛苦。
中国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于一个调查记者的习惯，我带着大家迅速展开了调查。我发现中国的乡村正站在一个尴尬的时代。198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人口众多，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到1990年代，中国工业化吸纳无数年轻农民进城，带走了一部分孩子，乡村也开始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孩子减少导致原有学校生源不足，大量中小学被撤销，数个学校的孩子被集中到一个学校。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64所。
站在教育部门的角度来说，并校是一个趋势，可集中教育资源，也提高教育质量。但一个新产生的问题是，上学路途变得遥远，一些孩子在中午两个小时里无法回家，午餐没有着落。
教育部门认为，给孩子吃饭是家庭和家长天经地义的事情，学校负责教书育人，不管饭。
父母如果在家，孩子们可能会带一个饭盒，装一些米饭和菜，即便冰冷，却也可以果腹，学校有口锅，热一下也可以应付。但更多的孩子父母不在家，这样的孩子在中国乡村至少有5600万，2013年的数据上升到6100万，史称“留守儿童”。他们被年迈的祖辈看护，而一个农村家庭，祖辈可能忙于照顾数个孩子、土地农活和家务，看护不会太精细，所以他们连一顿冷饭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蔡说，为了填饱肚子，有男孩偷偷跑到村民田里刨土豆，捡点柴火找个空地烧了吃，或紧张着急，或因为没有掌握好火候，多数时候土豆并未烧熟就被孩子们狼吞虎咽下了肚。下午回教室上课，不少孩子满嘴都是黑的，还有的会拉肚子。
我不禁想起了2009年初，我在湖北长阳县调查希望小学遭遇废弃，发现一群小学生在一间小房子里，用石头架着铁锅，蹲着做饭，烟熏火燎的，当时感慨穷人孩子早当家，但没有想到这个层次。
一些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怯生生，不敢靠近。我们拿出糖果分给他们，孩子们欢天喜地接过、跑开。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的女孩撕不开一颗糖，就央我帮她，靠着我，仰着小脸目不转睛看着我的手剥开糖纸，满是期待。
我心中一阵剧痛，这个孩子，和我女儿一般大小。如果她就是我的女儿，我会如何？
在一面土墙上，我被一个白色石灰水刷出的标语震撼，上面写着，“读完初中，再去打工”。打工，就是又一代乡村孩子们的宿命？
这不公平。
27日，我们一行去了更远的中坪镇，先爬到山坡探访一个叫新中的小学——它是一排几乎用石头垒砌的简陋平房，没有一个多余房间可以储存粮油，我和联校老师商量，决定先帮这个学校的137名孩子煮鸡蛋，以后修建校舍增设厨房后，我们再考虑午餐问题。
中午，镇上的党委书记请我们吃饭。干部们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食堂，午餐是摊鸡蛋、青菜和猪肉大蒜，食材新鲜，香气扑鼻，我一口气吃了三碗米饭，心里想每一个学校的孩子们，如果吃得像乡干部一样好，我们国家就强大无比了。
下午，我们又去了两个学校，其中一个学校令我很不安：校长开了一个约60平方米的超市，但里面多是假冒伪劣食品，没有生产厂家或生产日期，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味精味，而它们正是一些稍富裕的孩子的口粮。
和校长讨论，他对学校建一个食堂，为孩子提供午餐感觉莫名其妙。他一脸困惑，反问我：“孩子不是家长负责的事情吗？”
这一趟调查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在贵州，我们看到的所有小学都没有食堂，而因为路途遥远，大多数孩子都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在教室里趴着睡觉，或在校外小商店里买一些零食充饥。
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合作的学校。两天了，我们需要考虑回程，这一次可能是无功而返。
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黔西县沙坝小学的校长方坤友，学校里的支教老师在微博上看到我们来到黔西调查孩子饥饿问题，他要和我见面。两小时后，他一身汗水地站在我们面前，四十多岁，身材瘦小，脸色苍白，诚恳却坚决地请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
两天山区调查令我们身心疲倦，很想回到县城休息，但我又不忍令他失望，也就和他前去他的学校。
山路颠簸，路边是几百米的峡谷，一条河流蜿蜒流淌，对面山崖几乎呈90度，如同刀削，极为峻峭。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学校。远山连绵，山上有梨树，在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白色的花。学校小，但有围墙，村民们在校园里闲坐聊天，校长带着我们观赏一些植物——他带着学生从山上挖来很多小树苗，试图美化校园。校园里还有一个铁笼子，养着两只红腹锦鸡，村民捡来的，送校长，校长没杀了吃，而是供孩子们观赏。
他显然是一个很用心、细致的校长。
不久，方校长带来一个小女孩，说是这个学校成绩最好却家庭最贫困的孩子。她叫尚晶，瓜子脸，俊俏沉静，念四年级。孩子和我们一起吃饭，上了桌，她有些拘谨，因为她会不时咳嗽。她咳嗽时，会掏出一条小手绢捂嘴，起身离席到边上轻声咳嗽。
校长说，她患有肺结核，但没有去治疗。
这令我很惊讶，但校长说她父亲也是一名肺结核患者，家里没钱同时应付两个病人。这个农村家庭不得已采取的策略是，先送父亲去医院，等待治好后去打工，回来再接孩子去医院接受治疗。
这个孩子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如果她父亲的病没有治好，或者治好后打工攒钱失败，孩子只能承受疾病痛苦。我们告诉校长，我们来帮助她治病，并将在他的学校开始做午餐。
几分钟后，这个女孩的照片放到我的新浪微博上，很快就有人表示要送她去医院。一名网友承诺帮她治病并提供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我一看，是一个叫孔维的演员。我拿着手机给校长看，他目瞪口呆，连连称奇，老师们围了上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
尚晶的家就在学校边上，她的母亲闻讯后，带着更小的一个孩子来表达感谢。我们去了她的家，两间小平房，堆着农具土豆杂物，乱糟糟的，充斥着一股强烈刺鼻的煤气味道，估计她们在烧一些含硫较重的廉价煤取暖做饭，我们叮嘱一定要开窗、通气。
夜幕低垂，村庄里亮起渔火一般的灯火，我们连夜回到县城，要经过很长一段悬崖。我不敢看窗外，在颠簸的车里东倒西歪，听一支支老歌。
乡村小学学校没有食堂，大多数孩子面临午餐饥饿，并遭遇程度不一的伤害，已是残酷事实。作为一名记者，我首先想到的是报道，展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或许会有改变。但我又想，靠写文章，能解决这个巨大的难题吗？
这么大一件事，我要写多少年，才能促成改变？
在车里，我和雁冰商量，我们要行动起来，先让一个学校开餐。
他们继续留在贵州山区展开进一步调查，收集更多信息，我则赶紧回到城市里去筹钱，有了钱才能开餐。
我突然想起美国诗人狄金森的一首短诗：
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行动：2万元滚雪球】
因地制宜建厨房，就地取材做午餐。家长乡亲来参与，公开透明可监督。
“免费午餐”启动之初执行口诀
3月28日，深圳，细雨。
我离开贵阳，本来是要回到中山大学学习，但我需要去筹钱，在第一个学校开餐。我向老师请假后，直接飞往深圳。
2003年冬，我从湖南长沙坐火车来到这个城市，工作了一年，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兄长叫王树春，吉林人，高大魁梧，一双浓密剑眉，正气凛然，做过警察，现在在三门岛做房地产。2008年，我在深圳、东莞两地调查上千名男童遭遇拐卖，采访过他——他向警方捐款一百万元，帮助建立失踪孩子父母DNA数据库。
他停止和几个客户的交谈，带我去一个餐厅，倾听我的想法。我问他要2万元，他面有讶色，觉得这肯定不够。我说先拿2万，开个学校试试看，先动起来。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找人开口要钱，感觉羞涩。
他爽快答应了，安排会计给沙坝小学账号上打钱。我则通知学校先买锅碗瓢盆，准备开工。
一切需要动起来。动起来，我们就会有希望。
我去了华侨城，约了一名网友见面，她叫小斯（苏哲芳），曾在微博上和我多次互动。她三下五除二把车停进了一个狭小车位，跳下来，爽朗地和我打招呼，帅气利落。她是一个年轻母亲，招商局集团地产公司的职员，负责品牌和策划工作。
听完我的故事，她的眼里也开始闪亮。我需要一个留在后方帮我出主意的人，她愿意和我并肩战斗。后来，她负责“免费午餐”品牌推广和媒介联络。
回到大学城，和《云南信息报》派出的一名叫汤骥的记者见面。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飞来广州贴身采访。晚上，我带着记者去广州市区，找另一个微博上的朋友，他叫刘嵘，是广东荣晖投资集团老总。
在一间挂满字画的宽大办公室里，刘嵘泡起他的家乡福建功夫茶，慢条斯理地打开话头。他身材瘦长，戴一副眼镜，保留着一名曾经的诗人的文质彬彬，却又仗义豪爽，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
他建议我借鉴企业的方法，一定要做出容易复制、推广的简易模型。
为确保日后的有效执行和监督，当晚的讨论中，我们定下了一份标准化“免费午餐”的雏形：一个鸡蛋、一碗米饭和一个菜，算来算去差不多价值3元钱。我们就确定每份午餐3元，以后也好找人募捐。
为什么要一个鸡蛋呢？我隐约记得有领导人就规定战士吃鸡蛋，可以定量，避免贪腐。用手机搜索了下，营养学者说，一枚约50克的鸡蛋含蛋白质7克、脂肪6克，产生热量约80千卡。它的蛋白质与氨基酸比例适合人体生长，吸收利用率达98%以上，且富含钙、磷、铁和较高含量维生素A，在乡村可以就地采购，是乡村孩子较好的营养来源。
而且我喜欢“3”这个数字。我读过《道德经》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奇妙句子，所以我的女儿叫三三。
3月29日，我发了一条微博，称4月2日我们将在沙坝小学开餐。孔维给我私信说，她就是贵阳人，她愿意和我一起去学校。她是第一个将与我亲赴学校的演员。
远在河南郑州的一名记者说，他小时候带粮食在学校里架锅做饭，现在孩子们仍然如此，他也想作一些努力。他叫朱长振，是河南《大河报》记者。我鼓励他去做好调研，可以在河南展开。
4月1日，沙坝小学传来了一份午餐资金预算表，第一个月就需要将近5万元，收到的2万元只能维持两个星期。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心里没有一丝畏难。我在想，再不济，我就只做这个学校，能帮到100个孩子也是胜利。现在要做的是冲！冲！
当天，胡舒立老师来到中山大学，除了财新传媒总编辑的身份，她还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是夜，我们参与“卓越记者驻校计划”的媒体同行在她的公寓里聚会。
她得知我的计划，特别开心——媒体人除了写报道，作舆论监督，也开始在动手解决社会问题。
深夜，我从广州飞往潮湿的贵阳。新华社云南分社、《华西都市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湖湘地理》和浙江卫视等媒体一共12名记者，已悉数赶到，都在机场等我。
4月2日，清晨，我们从贵阳赶赴学校。
孔维在贵阳借了一台越野车，装了满车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她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带化妆师摄影师，素面朝天，衣着朴素。
我们特意打电话叮嘱学校：不要打横幅，不要排队迎接，也不要苦等我们开饭。
颠簸了5小时，远远就看见校园喧哗热闹，许多村民站在路边兴高采烈招手向我们示意。学校做了一个简易的讲台，搬出课桌放在操场，大喇叭播放着激动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169名学生穿着一新，整整齐齐坐成好几排，这令迟到的我们歉疚不安。
之前，他们只有40多人家住得较近，可以中午回家吃饭，而剩下上百个孩子的午餐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代人，有条件带饭的少，即使带了到中午也只能吃冷饭。
国歌响起，沙坝小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阳光下，169名大小孩子努力站得笔直，仰着小脸，庄重肃穆地向冉冉升起的国旗敬礼。
我们需要对孩子说一些什么。
站起来，望着全场安静看着我的百名孩子，我突然哽咽。“只要沙坝小学存在，我们的免费午餐就要继续做下去。”握着一支嗡嗡作响的旧话筒，我挥动手臂，使狠劲喊出这句话。
掌声雷动。
这是我们对沙坝小学孩子的承诺，也是给我们自己的鞭策，只能往前，不能退缩。
要开饭了。在领了一个崭新的不锈钢饭盒后，8岁男孩陈兴安走到盛饭菜的阿姨面前，得到了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一勺白菜汤，双层饭盒被塞得满满的。
回到座位上，他和几个小伙伴围坐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可孩子们始终没有去动饭盒中的鸡蛋。“鸡蛋揣起来。”陈兴安向伙伴们喊道。听他这么一说，其余孩子赶紧将鸡蛋放进衣兜，还腾出一只吃饭的手，紧紧地护着衣兜，生怕鸡蛋掉在地上或被别人抢了去。
有的孩子说，要把鸡蛋带回家，给没有上学的弟弟妹妹尝尝。有的孩子说要把鸡蛋留着当晚饭。
这顿简单的午饭，孩子们吃得很开心，却令我们悲喜交织。吃完后，他们又小心仔细地将饭盒擦洗干净，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切都被校长看在眼里，“孩子们太想吃饭了。”
一早赶来学校看孩子吃饭的，还有不少家长和村民。一位老人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孩子饿着肚子上课老人心也疼，但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没时间管孩子。现在好了，孩子有吃的了！
其他村子的家长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请我们也去他们的学校。我安慰他们，我们一定会去他们的学校，尽快。
校长腾空了一名老师的宿舍，做了一个简易食堂，架口大铁锅做饭，并在乡村招聘了两名阿姨。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两名厨师将尽快前往医院接受健康体检，学校也将为食堂申请卫生许可证。
万事开头难，但我们猛打猛冲，开头似乎并不难。接下来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免费午餐”的成本、安全和流程控制。
我的伙伴胡益华律师从北京赶来，他带来了一份合作协议，规定我们和学校的权责：我们定期给学校打款，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组织全校做饭，并负责食品安全。
多年做调查记者，帮助我获得了一些统筹能力，并掌握常识。午饭后，在沙坝小学的教室里，我们和校长、老师们商量，作出如下决定：
一、就地取材。大米和油盐等去镇上购买，但蔬菜、鸡蛋和肉类就在学校周边村庄采购，就地取材确保食材新鲜和安全。
二、师生同食。老师和学生一起吃饭，这既是对老师辛勤劳动的补偿，也是将老师和孩子们温柔捆绑，这样饭菜也不会太差，更减少食品安全事故。
三、厨师必须在当地乡村聘请，我们来支付工薪。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朋好友的孩子都在学校里，本村厨师可能较多维护乡村和孩子，而不是外来校长。
四、整个运行过程中，校长要接受老师和家长的监督，确保食品安全。
此外，我提议吸纳乡村的老干部和老党员监督“免费午餐”。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乡绅，但一个村庄总有几名老干部和老党员，经历沧桑一路走来，身上刻着那个时代烙印，有较多的使命感和光荣感。他们真诚勤勉，珍惜名誉，是“免费午餐”学校的“土地爷”，可以帮助保护各自村庄的孩子。
我们上门去拜访这些老人，说社会现在需要他们发挥余热，邀请这些乡村精英组建“免费午餐”监督小组，请他们出面负责照看自己的孩子，赋予他们定期查阅学校账本和询问校长午餐进展情况的权力，形成第三方力量。
没有什么指导，就凭着这些常识，我们意外建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控制体系，有力保护了行动。
傍晚，远山如黛，乡村里升起袅袅炊烟，突然下起小雨。
我和几名记者在操场上搭起帐篷，小声讨论我们的下一步。这个学校开餐了，我们也承诺了一直要开下去。问题是第一个月开销就5万，而我们只有2万元。
我们必须搞到更多的钱。
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顶噼啪作响，我和一个叫党军的北京志愿者伙伴通了电话，信号差，我需要连喊带吼和他讨论如何公募，向我们的网友募集捐款。我知道，在网上募捐必须要获取合法公募资格，否则就是非法集资，可能要坐牢的——但在中国，民间组织很难获得合法公募资格。
他说，去挂靠国家基金会，间接获取合法公募权。
我说，找谁呢？
他说，他先去找找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问一下，看能不能挂靠。
“为什么要找它？”我问。
党军说，这个福基会在自己官方网站上公开募捐数额，这在当时较罕见，可以证明它比较规范。“更重要的是，在民政部几个直属基金会中，它比较小，我们可以有更大自主权。”他补了一句。
和官方合作，如何确保我们更大的独立自主权，不会被它吃掉，这是我最看重的。我打开手机搜索发现理事长刘光和是湖南湘潭人，曾任青海省副省长、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我同意他的方案。
约三分钟后，党军打来电话，说福基会同意了，在一个基金里设立一个“免费午餐”的项目，并提供账号供大家捐款，但需要注明“免费午餐”。他怕我听不懂，在电话里喊：“这实际是福基会的子项目的子项目，是孙子基金。”
“靠！我们变成孙子了。”我有些懊恼，爆了一句粗口。
挤在帐篷里的伙伴们七嘴八舌说：“孙子就孙子吧，有啥要紧呢？”
是的，只要这里的孩子有饭吃，我们做孙子又如何呢？
后来，我才知道他和福基会的一个叫肖隆君的项目官员取得联系。肖隆君也是湖南人，来自清贫乡村，对乡村孩子的困难感同身受，听说了我们这帮记者的行动后，好奇问了几句，觉得我们比较靠谱，就一口答应了。如果按照相关规定，我们应该先要有一笔筹款、工作人员和固定办公室，才有可能获取公募，极有可能半年数月办不下来，但这些流程和手续都被忽略了，上帝似乎在一旁帮我们一路打开绿灯。
放下电话，党军去开通“免费午餐”的官方微博，公布账号准备向大家募款。我则上网进入一个叫“蓝衣”的QQ群，里面有500个在全国各省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和编辑。2005年，我建立了这个群，组织全国调查记者们交流信息，守望互助。多年下来，我们亲如兄弟，肝胆相照。
沙坝小学操场帐篷里，我的手机播放着电影《七剑》的主题曲，大鼓轰鸣，七名手持不同型号宝剑的侠客从天山下来了，集结，策马草原，令人热血沸腾。我告诉我的弟兄们：今晚，我们要干一件牛逼的事情，我们已经在一个学校开餐了，我们要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免费午餐”行动，让中国的乡村儿童不再饥饿。
“你们要不要来？”我问。
大多数记者已经知道我的计划，但当晚，大家依然难掩激动，群里不停翻滚刷新，“算我一个”。
我有些哆嗦，深呼吸后，写下这一条微博：2011年4月2日，邓飞联合全国500名记者发起“中国乡村免费午餐计划”，旨在募集资金，为中国乡村儿童提供午餐，解决校园饥饿问题。
21时30分，“免费午餐”官方微博发出第一条微博，贴出捐款的账号信息，呼吁大家捐赠，并且实时公布捐款。
窝在睡袋里，我们亲眼看到这条微博像火一样不停蔓延扩散，欢呼和捐款从天南海北涌来，点燃了这个湿冷的雨夜。很快，我们就筹到了数万元。
这个夜里，我想到了很多。
【预演：微博打拐】
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证明了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
201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评论：
《“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我是一名调查记者。和其他类型的记者不同的是，调查记者不只是一名记录者，更是一名真相挖掘者，展示真相和逻辑。有评论称，在中国，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何其幸运，又何其沉重，因为可以见证这个国家转型过程中所有的荣光或者失败。
1998年，我念大二，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不能忍受校园里的无所事事，就设法进入长沙当年最优秀的一份报纸——《今日女报》，做了一名实习生。在报社，我遇到了一位严师。该报是周报，一个大二学生一上手就需要写三四千字的大块头稿，自然是捉襟见肘，较多纰漏。老师没有多少耐心，经常阴沉着脸看我的初稿，然后就是一顿呵斥。
办公室地小人多，被当众批评总会令人尴尬窘迫，但这种压迫像把铲子一样狠狠挖掘我身体里的潜在力量——我从小就倔强异常，从不服输，我集中心力，一点点磨砺自己，一天天变得锋利。
2000年，我大学毕业，已经是这个报社的骨干记者，留了下来。2002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三篇调查报道，创下一个外报记者发稿纪录，当时的编辑是万静波，他帮助我获得该报的文本和思维训练，并评价我的文字灵性生动，却又诚挚精准，他的鼓励令我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离开湖南，去一个更大的平台，做中国最优秀的记者。
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单位，但为了断掉自己退路，我选择了先辞职，因为我和这家报社感情太深，上上下下都舍不得我走，我担心自己会心志动摇。2003年年底，我成为《凤凰周刊》一名调查记者，采写全国重大事件。
调查记者需要在较短时间，完成一个复杂事件的调查并形成精准报道，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是危险，但也是这一次次的磨砺令我成长。另外，对多种重大事件的调查，实际是对各类事业成败史的细致梳理，也意外培养了我的某些能力——突破力、洞察力和思考力。
这些经历帮助我警醒该如何避免失败。
从做记者的那一天起，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是一名记者，我的职责是发掘、还原和公开真相，让丑恶遭到暴露、批评和惩罚。
十余年，我写下约160余篇调查报道，涉及死刑犯取器官、三峡移民回流、男童贩卖、化隆制枪、沈阳蚂蚁梦、永兴法院爆炸等新闻，并带领一群调查记者蹲守湖南郴州，持续报道郴州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等腐败窝案，推动郴州官场大整肃，其中纪委书记被判处死刑。调查报道帮助我积累了较多声名，拿到了两个新闻网站的“年度记者”，更被《东方早报》评为“中国十年四记者”。
湖南一些官员抱怨我和其他三名湖南籍贯记者是“湖南四害”，热衷揭露湖南重大丑闻，但更多人乐意赞扬我们是“湖南四虎”，是新闻界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QQ签名很长一段时间是：“写出这个国家的幽暗秘密。”
我以为我可以。
《凤凰周刊》是一个调查记者的天堂，尺度大，少约束，我们可以写出尽量想写的东西，我的一些同行会惊讶我身上澎湃的工作激情。但，我还是陷入一个困境——中国太大，新闻太多，一些事件的匪夷所思超越我们的想象尺度，令好莱坞最优秀编剧都望尘莫及。我写不完，开始感觉我如同童年一个人置身在家乡的芦苇荡里，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令人绝望。
像美国记者一样奋斗的梦想渐渐迷惘。19世纪末，美国社会因为盲目追逐发展而问题丛生，但一批调查记者挺身而出，持续揭露各种社会问题，掀起一场“扒粪运动”，联合中产阶层推动各项立法，终于建立新秩序，改变了整个国家。
中国中产阶层背负太重，权利甚少，而新闻界一直被称“戴着镣铐跳舞”。大多数调查记者经常无法顺利发表文章，即使发出，多数也如同泥牛入海，无人理睬，少有改变。因此，中国记者易患上抑郁症。我虽然侥幸逃脱，获取了较大报道空间，能够单刀策马奋力劈砍社会黑暗，也在试图联合其他记者力量，却也是独木不成林，渐生焦虑。
改变，是否可能？
除了通过批评报道，形成一股愤怒的压力去影响决策者，改变这个国家，是否还有一些新的可能？我正要开始做的事情——给中国的乡村孩子提供一顿午餐，是否是上帝给我打开的另一扇窗？
我本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知何故，在南海的游轮上碰到那个支教老师后，我总是会想到上帝。
雨一直下，帐篷在风雨里有些摇摇晃晃。
我虽没有做过公益，但以往的经历正在有力支撑着我。在我看来，转折首先来自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微博就是我们自己的私人媒体，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更联合人们形成一些崭新的力量，令一切变得有可能。
2009年8月，新浪微博开始悄悄搞起内测版，我们成为第一批被邀请的用户。8月3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写下第一条微博，讲述我报道的一个刑讯逼供的故事，转发仅4次，评论仅3条。
不久，我又注册了一个腾讯微博。如同一把小刀，一条只能写140字的微博机动灵活，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随时随地发布出来，并可附带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
对我来说，微博的奇妙是一些在传统媒体视为禁忌的事情，在微博大海被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后，一件敏感的事情逐渐褪去敏感，变成寻常见闻，言论自由的空间由此一点点被撑开、扩张。
我没有想到的是，微博正在悄无声息积攒它的力量。后来的宜黄事件，令我窥见了它蕴藏的巨大能量。
2010年9月16日清晨，一个叫钟如九的江西女孩和姐姐，在南昌昌北机场，遭遇县委书记等官员截访。之前，她们遭遇当地强拆，有三名亲属激烈自焚，她们想去北京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当我接到其他记者打来的求援电话时，第一反应是——发微博。
微博可以说上就上，喊打则打。事实上，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清晨，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媒体可以快速介入，即使在白天，也不一定有媒体介入，因为每天都有各类截访事件在全国发生。
上午8时57分，我在新浪微博发出这样一条消息：“【昌北机场直播一】被县委书记带队的40多名官员围住，自焚家属们插翅难飞，航班耽搁，钟九妹心力交瘁刚才晕倒，幸而医生现场抢救，现在已无大碍。”
戏剧性的是，姐妹俩情急之下，以上厕所为由躲进了女卫生间，在格子间抱作一团，打电话给记者，讲述现场的状况。电话内容又被记者敲成了文字，通过QQ传递给我。
9时04分，我发出了第二条微博：“【昌北机场直播二：两女躲在卫生间和中国保持通话】《新世纪》记者刘长连线家属：钟如九暂时已缓过来，机场派出所一副所长向家属表示，今天是全国民航大检查，需要请家属去附近派出所内接受安全检查，被家属拒绝。目前钟家两个女儿仍然坚守在机场登机口一个卫生间内，不敢出去，靠电话和中国保持联系。”
两个女生被逼进女厕所，只能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这一场景，令我想起一个叫《保持通话》的电影，内容似乎是一个被绑架的女子组装了一台简易电话，却能艰苦自救引导外面一好心男子前来救她。
不是所有网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但他们可以想象如此一幅画面——两名女子不得不躲在女厕所里，外面站着一群想带走她们的壮汉官员，她们需要帮助，需要社会营救。
火一下子烧开，我看见微博上的“转发”和“评论”数字开始翻滚。后来，我发现女厕外的干部竟然有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在女厕外面堵人，实在荒谬而有趣。
如果能让“自焚”“截访”这类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起来，它将更具围观性。于是，我开始把这个事件定义为一场由新浪微博现场直播的、双方极不对称的“女厕攻防战”。
既是一场攻防战，就需要双方人物介绍。我在QQ群上发出求助，让有空闲的记者同行帮助我找到钟家姐妹和官员们的相关资料。结果，我们发现县委书记多年前是一个派出所所长。或许抓人是其本行，一个人总是乐意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情，捕快做到县委书记，却心存亲赴现场指挥拿人的念想。
女厕所惊险对峙，县委书记带队抓人等夸张的事实，令亿万网民有身临其境之感。网友不停地转发微博，或同情钟家姐妹，或嘲弄官员，有的甚至找到县委书记的手机号码，发短信，打电话。宜黄事件，不再只是钟家姐妹的抗争，转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
令人意外的是，宜黄县的官员们浑然不觉，他们不知道这个世间已经有微博，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对他们现场直播。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朝着死胡同的方向一路狂飙突进。
17日深夜，钟家大伯叶忠诚病逝，这次换上了宜黄县长，他不顾家属阻拦，带队在医院将叶的遗体抢走。18日上午，宜黄干部又在南昌街头，强行用大巴将钟家人劫走。其中，钟如九被带上大巴，贴在玻璃窗上绝望呐喊，被《南都周刊》记者拍照，在微博上疯狂流传，如惊涛拍岸，令无数人心碎。
宜黄事件被视为中国微博史上第一桩公共事件，汹涌民意引起中央政法委的重视，政法委批示要求查清楚。
18日下午，新华网发布消息，江西对宜黄县事件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其余6名官员也被不同程度处理。
宜黄直播，令新闻界欢欣鼓舞，我可以使用我自己的媒体——微博，而不是我供职的媒体《凤凰周刊》实现舆论监督，极大提升了一个记者甚至一个普通公民的能力：快速而大规模地传播信息，展现真相，聚集愤怒力量形成一个强大压力集团，压迫令改变快速发生。
但随后，我又见证另外一股力量——柔软的力量，比愤怒的力量更富张力，更加宽广磅礴。
9月26日，严重烧伤的钟家母女，病情危急。通过微博，网友们发起一场午夜大救援：有人帮忙联系烧伤科的专家，有人用电话叫醒南昌卫生部门的官员以帮助敲定转院手续，有人联系红十字会的飞机以便于转院……
当时，微博名人任志强、潘石屹、姚晨等都加入救援，高潮迭起。微博网友，不论男女，不分贵贱，也没有争执，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一位母亲，如同是我们自己的母亲。爱和良善从每个人的微博流淌，涓流成河，最后奔腾不息。
那夜，几乎是微博自开通后，最温暖的一个夜晚。
最终，经过18天与死神的抗争、1200公里的飞行，钟家母女来到了北京304医院——中国最好的烧伤医院接受手术，成功摆脱了危险。
这一场午夜救援，则让我亲眼目睹了柔软的力量。不管高居庙堂者，还是贩夫走卒，他们心里都有爱和良善，激活它们，汇集起来便是一股巨大能量。事实上，中国人不缺乏良善，缺的只是一件将它们聚集的工具。而微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或是天意使然，第二天夜里，我在微博上看见一位叫彭高峰的网友在寻找他的儿子。孩子在2008年在深圳宝安区一个街区被人强行抱走，从此不知所终。我采访他，并和他结伴去广西柳州寻找，意外救出另外两个被买卖的孩子，并写下《南中国男童拐卖链条》《孙海洋寻子》和《买来的幸福》等一系列文章，引起《洛杉矶时报》等境外媒体的持续关注。新华社记者也写出内参，送到国家领导人案头。
2009年4月，公安部发起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
3年来，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个绝望的家庭。我曾在几个博客上贴出报道，并帮助彭写出一本《寻子日记》，竭力在互联网上传播，希望能找到孩子，但孩子如同人间蒸发，一直没有消息。
有了微博，我决定再试一试。我曾告诉过高峰，我有一个直觉，我们可能会找到孩子，他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孩子相貌不俗，眉眼较宽，看一眼就能终生记得。或许，微博能帮他找回孩子。
21时14分，我写了一条微博：“互联网能再次创造奇迹吗？请帮助彭高峰找到他的儿子彭文乐”，介绍了孩子，并附上他的照片。同样，我也没有想到，这条微博引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并为我推开了生活中一张暗门，我的生活由此改变。
这条微博被转发5665次。当时，我预感孩子可能去了乡村，我特意叮嘱大家回家过年过节时，务必留意下身边有无这个孩子。
年底，我的湖南老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发起了一场名叫“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在微博上，这个戴黑框眼镜却发怒如狮子的教授呼吁网友，一旦看见乞讨儿童，就拍下照片上传微博，方便寻子家庭看见。
于建嵘的行动源于乞讨儿童。他们在中国城市街头随处可见，民众一直疑惑他们可能就是被拐儿童——正常父母怎可能将自己孩子置身危险车流或暴露于寒风烈日下呢？
儿童拐卖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共同的敌人，人贩子随手抱走孩子，他不会考虑孩子是穷人或者富人的孩子。
我则发起“微博打拐”，并和中国警察网在新浪微博联合建立“打拐志愿团”的群组织，呼吁网友继续留意身边来历不明的孩子，支持公安打击儿童拐卖。
在微博群里，我得到了多个重要伙伴——他们热心公益，有执行公益的经验，开始帮助我们管理打拐志愿者，并管理微博群。后来，他们成为“免费午餐”的基本盘，帮助我处理所有大小事务。
在腾讯网站，我建立了数个500人的QQ群，发动各省网友留心周边来历不明的孩子，然后报告当地警方，查验他们是否是偷来或拐来的孩子。
公安部公开的数据表明：2009年4月到2011年2月，公安机关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5900起，解救被拐儿童9300人。这仅仅只是一个被解救的数据，未被解救的必然更多。“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和“微博打拐”两个行动分兵并进，得到网民热烈支持。
2月2日，一位知名的投资界人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击儿童拐卖。他的愤怒和挺身而出吸引投资界和商界名流参与——之前，商界很少参与社会议题讨论，各界合流迅速在微博上形成一股关爱孩子的巨浪，大家几乎都在讨论孩子问题。
此时，彭文乐的图片在新浪、腾讯、搜狐和天涯的微博上传播共计万次，被数百万人看见。
好运气，终于在新年之前姗姗来临。2011年2月1日，江苏徐州市邳州八义镇某村庄，一位回乡探亲的网友，发现一个小男孩酷似微博上彭高峰孩子的照片。
他拨通了微博上留下的电话。
我马上飞到了徐州，以孩子舅舅身份和彭会合。随后的两天，两地警察去乡村摸底，寻求最好的方法带出孩子，避免极端冲突。我和彭天天窝在宾馆等啊等。直到电话响起，警方要我们去邳州公安局刑侦大队，我们拦车赶过去，彭在哆嗦，他开始抽烟，我也开始抽烟，太紧张，说不出话。
途中，彭一把抓住我的大腿，他哆嗦。我也哆嗦，掐掉香烟发微博，“这是我们找了两年多的那个孩子吗？不要玩我们！”
彭说：“飞哥，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然后他哭了，大哭，司机很困惑，又害怕，飞快扭头看了我们一眼。
我不断更新着微博，我知道，与我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在我们身后的微博网友。
等待是漫长的。抽完一支烟，又抽完一支烟，在抽第三支烟的时候，一台警车缓缓开近。车门打开，深圳警察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我瞬间失控，大叫“文乐、文乐”。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呜呜哭的彭高峰，像只猫一样猛弹起来，扑了上去，一把抱起孩子哇哇大哭，“我的崽啊我的崽啊……”
孩子被惊吓，有点愣，警察马上接过去，牵着他走开，另一个警察抓住彭的肩膀，宽慰他。我突然想起那个拐卖文乐的人，冲到车那边，要揍他，却看见一个女人……
我气喘吁吁，瘫坐在地上，发了一条微博：“太牛逼了，孩子是我们的！”
15时35分，我又发出一条简短的微博：“就他。”
这两个字，意味着在寻找彭文乐的第1050天，奇迹出现了。在一个房间里，孩子仰着脸，告诉我：“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我认得的。”
夜幕降临，大雪纷飞，高峰在宾馆外很大声给他的亲人们报喜，浑然不觉雪花盖肩。远近烟花绽放，鞭炮不时噼噼啪啪，人们在温暖的家里享受春节。我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喜气洋洋的小城，感受团圆、平安和健康，于每一个家庭，都是何等重要。
新浪微博已经炸开了锅，无数网友坐到电脑面前追看我这场解救的直播，多位明星也参与了转发和评论。
在我直播彭高峰寻子的过程中，“记者打拐联盟”QQ群中全国各地近200名媒体记者欢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踪报道多时，更有人感动落泪。3年来，这个孩子的照片充满互联网各处，QQ群里都见过多次，现在终于找到了。
更奇妙的连锁反应，神一般出现了。一个孩子的回家引发了中国各界对儿童拐卖的强烈关注，令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呼吁更严厉打击儿童拐卖，推动改变了公安部打拐制度——公安部出台了严厉的“一长三包制度”，即一个孩子被拐后，当地公安机关一把手或者分管领导要迅速成立专案组，并亲任组长，包破案，包找到孩子，包安抚家属。之前，一个孩子被拐，很多地方连案都立不上，更何况抓捕？
微博打拐成功找到一名孩子，令微博网友欣喜若狂，也让整个社会欢欣鼓舞。通过微博打拐，我也敏锐地发现微博蕴含着更伟大的价值——它不只推动信息流通，更可以联合各界采取有效行动，完成一个任务。而之前，人民如同一地碎玻璃，无法相互拼接形成合力。
宜黄事件的微博直播，尤其是微博网友的午夜驰援，让我发现了善良的力量；而微博打拐，则似乎是一场命中注定的预演，我发现了孩子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对孩子的爱可以联合所有阶层和几乎所有国人。
爱和善良，似乎是我找到的一把新钥匙，为大规模的社会改变找到了新的可能性。《人民日报》也在赞叹“微博时代”来临，微博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推进社会进步，并称微博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帐篷里，我试着问自己，“免费午餐”是否也可以这样做：把一个主题抛出来，展现贫困山区儿童的饥饿困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再通过微博连接传统媒体，进行持续而深度的报道，成为一个全民议题，进而完成改变。
或许可以。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清晰知道我现在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可以踩住的，是可以走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夜深，心静，我睡得很沉。睁开眼睛，已是4月3日的早晨7点多，雨点仍在敲打着帐篷。空气清甜，晨雾缥缈，鸡犬声隐约可闻，很像我湖南洞庭湖畔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