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屑》中，林语堂记述了自己初次邂逅袁宏道时的情形：“其实我看袁中郎，原是一部四元买来的不全本。一夜床上看尺牍，惊喜欲狂，逢人便说，不但对妻要说，凡房中人甚至佣人，亦几乎有不得不向之说说之势。”这几乎是几百年前，袁宏道初次邂逅徐文长的翻版。
袁宏道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林语堂如此着迷？
古今无不同
袁宏道，字中郎，公元1568年诞生于今湖北公安县，这一年距离万历皇帝登基还有四年。清代史学家孟森曾说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际上亡于万历。而历史学家黄仁宇更是确切地把公元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解读为明朝走向末路的元年。这一年袁宏道刚刚虚岁二十，古人称之为“弱冠”之年，也就是说袁宏道刚刚走向了成年，明朝就走向了老年。
晚明有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以张岱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喜欢给自己作墓志铭，正如以韩愈为代表的唐朝文人喜欢为别人作墓志铭一样。究其原因，在于晚明士人对于生命的悲剧意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也不可避免地降临到袁宏道身上，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人生幻沤，安得非空。”这八个字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血色黄昏的情景。
如果说，年轻的袁宏道身处一个末世，那么年轻的林语堂则身处一个乱世，这样的环境使得林语堂对袁宏道的生命悲剧意识感同身受，他在《论不免一死》一文中这样形象地描写生命：“我们正如划船在一个落日余晖返照的明朗下午，沿着河划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生命也随着在动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长成、死亡，把空位又让给别人。”
而“死亡情结”也散落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当林语堂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点郁闷，因为你常常要做好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的准备。
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正如一个感觉自身快要到末日的人，代表着帝国脊梁的士人们在晚明集体陷入一种酒神式的狂欢当中。1584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朋友的信中，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们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相互宴请和饮酒作乐中去。
而袁宏道则把这种狂欢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在《喜禅问答》中写道：“生如死，死亦如生。所以出生，即所以出死。此所以并欲无生，无生正是所以无死。一念无生死，即万劫无生死。此释氏所谓可以敌无常，超生死者也。孔子所谓朝闻道夕可死者也。夕可死矣者，言其闻道后陶次然也。”参透了生与死的真诗后，袁宏道表现出了一种佛家所说的“看破，自在，放下”的觉悟以及庄子的“逍遥游”精神，这也直接促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
公元1595年，28岁的袁宏道在给舅舅的信中列出了世间最快活的几件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封信，成了晚明享乐主义的宣言书。
同样的，林语堂也很快把生死的沉重化为轻灵，他说：“大概世事看得摆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狡猾，不觉失声而笑。”（《会心的微笑》）为此，他还举了莎士比亚为亚历山大写诗的例子：
能见到死亡的人，也能见到人类喜剧的意识，于是他即很迅速地变成诗人了。莎士比亚写哈姆莱特寻找亚力山大大帝的高贵残骸遗灰，“后来他发现这灰土也被人家拿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亚力山大死了，亚力山大葬了，亚力山大变成尘土了，我们拿尘土来做粘土，为什么不可以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呢？”莎士比亚写这段文字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诗人了。
本色之美
既然不能活得永恒，那就活得有趣。袁中郎如是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叙陈正甫会心集》）
林语堂亦如是说：“我想这趣字最好，一面是关于启发心智的事。无论琴棋书画，都是在乎妙发灵机的作用，由蒙昧无知，变为知趣的人，而且不大容易出毛病，不像上举的四端。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顾凝远论画，就是以天趣、物趣、人趣包括一切。能够潇洒出群，静观宇宙人生，知趣了，可以画画。名、利、色、权，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论趣》）
而袁宏道对林语堂最为深刻的影响，莫过于其为人与为文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本色之美”。林语堂说：“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提倡本色之美。”“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林语堂：《说本色之美》）
这种本色之美，源自李贽的“童心说”，小孩子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往往是出于其本性，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这种本性往往与日俱减，就像林语堂说的：“人生在世，人事越长，心思计虑越繁，反乎自然的行为越多，而脸皮越厚。”这又是林语堂到老仍然喜欢与孩童为伍的原因，因为跟小孩子在一起你的心灵永远是那么澄澈明净。
苏东坡有一天灵感突发，作了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诗成之后东坡越看越得意，差书僮乘船从江北送到江南，拿到金山寺呈给好友佛印禅师观赏。佛印看完，二话不说，在上面批了“放屁”二字，让书僮带回。东坡一见，怒不可遏，立即乘船找佛印理论，当面质问他：“你不赏脸也就罢了，如何羞辱于我？”说着拿出了写有“放屁”二字的诗来。佛印笑道：“你不是自称‘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就把你打过江了呢？”东坡顿时惭愧不已。
这个故事我们在笑过之后不妨反过来思考，如果苏东坡真的修炼到“八风吹不动”的地步，那我们还会这么喜欢他吗？记得几年前王朔骂金庸的时候，金庸也搬出了这个“八风吹不动”的理论来表示自己的大度，其实作为一个“大侠”，我倒更希望金庸不要如此沉稳和世故。金庸在笔下创造了那么多个性鲜明的大侠，给了我们无尽的享受，但在做人方面有点太冷静，说话顾忌太多，远不及热爱女人和酒的古龙给人的感觉痛快，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太阳有幸
在我看过的人物当中，国学大师黄侃无疑是最本色的一个。
黄侃如金庸笔下的洪七公，嗜美食如命，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一定会千方百计弄到，以饱口福，为此不计个人形象。有一次，黄侃听说一群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会，有某名厨坐镇，黄侃一听口水直流。尽管这几个人素为黄侃所不喜，黄侃还曾骂过他们，但在馋虫的驱使下他还是不请自来了。几人乍见黄侃，吓了一跳，但看到他如此“赏脸”，又受宠若惊，急忙大献殷勤。黄侃二话不说，脱鞋就坐，专挑桌上好东西吃。酒足饭饱之后，黄侃穿上鞋子，抹了一下嘴，走到门口，突然回头冲在座诸人喊了句：“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一溜烟地跑了，剩下坐上几人在那里傻眼。
好吃是黄侃的本色，憎恶自己不喜欢的人也是本色，但很少见到有人能把这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的。
未能与黄侃相会，一定是林语堂心中的一大遗憾。庆幸的是，林语堂生命中也结识过不少本色之人，比如大文豪萧伯纳。萧伯纳访华时上海在连续阴雨后难得放晴，接待他的林语堂等人恭维他：“您真有幸，在上海看到了太阳。”萧翁却不以为然，说：“不，是太阳有幸，在上海看到了萧伯纳。”这样的萧伯纳使林语堂大为倾倒，他赞美萧伯纳这是本色精神。萧翁的幽默也感染了林语堂，使他明白了其名言：“我的方法，是用最大的苦心去追求应当说的话，然后用最放肆的语气说出来。其实，真正的笑话，就是我并非说笑话。”原来，幽默并不是刻意为之的，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这才是真正的幽默。
对本色之美的崇尚，甚至影响了林语堂的判断标准。狗肉将军张宗昌穷凶极恶，山东人民对他深恶痛绝。张宗昌后来死于刺客之手，死之后连个替他收尸的人都没有，林语堂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悼狗肉将军》来悼念他。这篇文章我们或许可以从反讽的角度来解读，背后有其深意，但字里行间表达出来的对张宗昌“英雄”本色的欣赏以及对同时代政客们虚伪嘴脸的厌恶却是无法掩饰的。
这种文章也只有林语堂这类人才写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