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语堂一生中，和鲁迅的一段恩怨屡屡被后人提起，甚至连林语堂自己都意想不到它的影响竟会如此之大。作为旁观者，我们再来看两人的这段恩怨，不妨换个角度，比如可以从魏晋与晚明之间的对比来解读两人的关系。
相得相离
1923年，林语堂从欧美游学归来，执教于北大。当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另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两派各占山头，互不相让。此时的林语堂还是一个书生意气的热血青年，为了理想，他“背叛”了有恩于己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毅然加入“一个都不饶恕”的鲁迅旗下。这一点，连林语堂自己后来回忆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在1925年11月的学潮中，林语堂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在与反动军警的搏斗中，曾是棒球投手的林语堂扔石子又狠又准，把敌人砸得鬼哭狼嚎，一时成为学生的偶像。林语堂也在搏斗中挂了彩，眉头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疤。鲁迅对此也深表赞许，将林语堂引为革命同志。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林语堂和鲁迅11年的交往史上，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这两天，鲁迅连续而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他约稿。这标志着两人友谊的开始。
鲁迅与林语堂友谊的高潮发生在两人共事于北京女子师大期间。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女师大的女学生刘和珍在游行中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悲愤之余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林语堂也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两篇文章犹如双子星闪耀，交相辉映，共同见证了两人一起经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而后林语堂和鲁迅上了军阀的黑名单，携手南下厦门任教兼避难。在厦大短暂的几个月虽然彼此都过得不愉快，但是两人的友谊却更上一层楼。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中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鲁迅也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所以熬着，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
从1925年林鲁相交开始，直到1929年这四年时间里，光在鲁迅日记里可以查到的二人交往之事就多达八九十次。
然而，在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上，鲁迅和林语堂“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郁达夫《回忆鲁迅》），在酒楼上“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林语堂《忆鲁迅》），自此之后，两人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后来虽有回光返照，但终究分道扬镳。
鲁迅与林语堂的决裂表面上始于南云楼，实则源于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及斗争观。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看得入木三分，在他眼里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而做不得，一种暂时做稳了奴隶。他对国民性中的愚昧、麻木、怯弱、巧滑、苟安、精神胜利、自欺欺人等都无法容忍，批判起来犹如暴风骤雨，必欲将之连根拔起而后快。
而林语堂尽管也对国民性中的某些方面存在不满，但他对国民性抱的是一种中庸的看法。在林语堂的代表作《吾国吾民》里，他专门开辟出一章来写中国人的性格，诸如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等，许多观点似贬实褒，到最后他还不忘表示：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势力是如此之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将永远存在。对于传统，林语堂自始至终怀着一种宽容乃至欣赏的态度。
“魏晋”的鲁迅与“晚明”的林语堂
鲁迅、林语堂、魏晋、晚明，当这几个词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五四大师和两个中国史上最好玩的时代的组合，这本身就会让人有一种写作的兴趣和冲动。
林语堂对于晚明的热爱，散见于本书的一些章节，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而着重论述一下鲁迅的魏晋情结。
刘半农曾赠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心有戚戚焉，欣然接受”。“托尼学说”是指托尔斯泰、尼采的思想，而“魏晋文章”则是指鲁迅文章源头在魏晋。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首创“魏晋风度”一词，以至于我们想起魏晋的同时往往也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风度”一词。这样的风度，是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是王子猷的“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是刘伶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而我觉得最有标志性的还得算阮咸的与猪共饮。
阮咸能和叔叔阮籍并列“竹林七贤”，确有其过人之处。有一天，阮氏兄弟们在郊外集会，打开美酒尽情欢饮。阮咸嫌杯子太小不能尽兴，索性换上大盆，这时不知哪里来的几头猪闻到酒香而来，也把猪头凑进盆里。阮咸竟然不以为意，与猪们一同享受美酒，安之若素。
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一个韩裔美籍的美女艺术家在纽约举办了一个自拍摄影展，照片中她裸体躺在猪圈里，任凭猪靠近甚至紧贴肌肤，想透过自拍，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相似之处，并批判人类自以为比动物优越的思想。我觉得同样是行为艺术，这位女摄影师比起千年前的阮咸还是差远了，猪对裸体的美女未必感兴趣，在一群猪当中脱光衣服除了作秀很难让人想起别的。而要与臭烘烘的猪共享美酒，没有超前的意识那绝对是很难做到的。
魏晋名士们以这种“狂”的形式来对抗礼教，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追求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这也深深影响了鲁迅，促使他写出了《狂人日记》。而正如林语堂在晚明人物中最爱袁中郎一样，鲁迅在魏晋名士中最爱嵇康，并倾其半生时间校勘订正了《嵇康集》。
鲁迅和嵇康身上有许多共通的地方，比如都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则批判五千年以来的吃人礼教。嵇康个性高傲，却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而鲁迅在遗言中同样希望下一代不要走自己的老路。另外，两人性格中都有刚烈和敏感的一面，为此都曾和好友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分道扬镳，如鲁迅之于林语堂，嵇康之于山涛。这种敏感又让他们对这个世界具备高度的洞察力。当然，两人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嵇康“扪虱而谈”，鲁迅就未必能受得了，嵇康“口不臧否人物”，而鲁迅则恰恰相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对比就是魏晋与晚明之间的对比。
在魏晋名士的放荡不羁和晚明士人醉生梦死的背后，都是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抗争。当然，有抗争必有牺牲，嵇康被杀前的“《广陵散》如今绝矣”，李贽自杀前的“七十老翁何所求”都成为一个时代最悲痛的声音。
然而，尽管魏晋的名士和晚明的士人们身上都具有强烈的抗争精神，但其抗争的形式却有本质的不同。魏晋人是一种刚性的抗争，爱憎分明，乃至于折损自己的生命而在所不惜。阮籍会做青白眼，见到喜欢之人青眼待之，见到礼俗之士则以白眼相对。钟会拜见嵇康时，嵇康蔑视的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则为自己将来被杀埋下了导火索。而晚明士人们的抗争则是一种柔性的抗争，他们纵情山水，流连情场，在其间忘却尘世的烦恼，徐文长的画，袁中郎的插花，张岱的茶道，乃至名士们与名妓们传奇般的爱情，都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尾声
鲁迅和林语堂的恩怨颇似王安石和苏东坡之间的恩怨。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会晤已经退隐八年的王安石，两位度尽劫波的政坛宿敌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诗词唱和，其乐融融。这一幕，却始终没有出现在鲁迅和林语堂身上。1936年8月10日晚，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举家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前往美国，两个月后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至此，两人阴阳相隔复又远隔重洋，再无“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