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贝多芬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去追求一种博大的人生境界。可以说，贝多芬是一位充满了豪迈的英雄气概的时代歌手。
贝多芬这个“音乐的巨人”并没有出生在名门望族。1770年12月17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波恩市的一个“小人物”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只会整日酗酒的宫廷合唱队歌手，他母亲是一个丧偶再嫁的女仆。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是极其贫困的。不过，这个家庭却有着良好的音乐传统，使贝多芬自幼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喜爱上了音乐。
他的父亲事业上很不得志，所以当看到贝多芬具有音乐才华时，就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像莫扎特一样的音乐“神童”，那样一来，他就可以带着儿子去周游列国，赚取大量的钱财和显赫的荣誉了。出于这样的打算，当贝多芬刚刚4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把他关在屋里，用强制的手段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有时父亲半夜酗酒回来，也会把贝多芬从被窝里拉出来，命令他彻夜练琴。人们经常会看到四五岁的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一边流泪，一边练琴。贝多芬就是在父亲这种严厉而残酷的教育下开始了音乐学习的。
幼年的贝多芬就有着对音乐的强烈的内在追求。他并没有在父亲的严厉教育下，枯燥地去学那几个单音，他从学习音乐的第一天起，胸中就不断地涌流着一种属于自己的、纯真的乐感。那时候，父亲总是让他站在一张小板凳上练习弹琴，除了钢琴，还要学习小提琴，以后又增加了中音提琴的课程。父亲反复强调要把音奏准，而不允许他弹奏自己的乐调。有一次，贝多芬正不看琴谱而自弹自奏时，父亲走了进来，说：“你真蠢，简直是胡来!你不知道你弹奏出的声音是那样刺耳难听吗?我不允许你这样做，你要照着乐谱弹，否则瞎弹一气，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还有一次，当父亲接待一位来访的客人时，贝多芬走到钢琴旁边，情不自禁地用手按了按琴键。父亲说：“你又想在这里显示你自己，走开，否则我会请你吃耳光。”
贝多芬心中的音乐之河缓缓地流淌着，这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的，总有一天，它会澎湃汹涌的。终于，父亲注意到了他的情况，当他再次没用乐谱而奏出了自己脑子里的乐调时，父亲说：“我已经对你讲过多次，可是你始终不愿停下来。”贝多芬问父亲：“它们是不是很好听?”父亲回答说：“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现在还不能弹奏一些从你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你要在钢琴和小提琴上多下工夫，把音奏准，这是头等重要的事。”
有了父亲的严格训练，再加上自己的灵气与对音乐的酷爱，贝多芬的音乐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使贝多芬的才华早日为世人所知，由父亲做主，贝多芬于1778年3月26日在科隆第一次与公众见了面。莫扎特在6岁时就闪烁出天才之光。出于虚荣心，父亲宣布贝多芬当时也仅仅6岁，其实他当时是7岁零3个月。虽然贝多芬第一次展现他的天才时，并不像莫扎特那样年幼，但所表现出的才华也是令人惊异的。
这时贝多芬的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小有名气，他父亲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指导自己的儿子了。年幼的贝多芬开始向宫廷老管风琴手海因里希?范?丹?伊登学习，主要学习音乐理论和钢琴。在1779—1781年间，先后有四五位音乐家教授过他。
贝多芬苦苦地迷恋着音乐，以至于他的神情总是显得孤独和冷漠，甚至没有一个同龄的孩子把他视为“游戏的伙伴”。米勒博士曾这样描绘贝多芬：“他是个腼腆、沉默寡言的少年，深思和善于观察的能力愈来愈胜过他的口才。”
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不断进步，使得他那不得志的父亲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安慰。他对邻居说：“我的儿子路德维奇，现在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安慰。他在音乐方面的进步之快得到了大家的称赞。我的路德维希，我的路德维希，我想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伟人……”
贝多芬在音乐上有着崇高的追求，在生活中却不注重小节。他的穿着打扮常常显得很邋遢，人们劝他打扮得整洁一点，可他却答道：“反正都一样，当我成了一位绅士的时候，就没有人注意这些了。”
对贝多芬来说，1781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他开始向宫廷管风琴师聂夫学习作曲。聂夫是一位思想进步的音乐家，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对贝多芬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开始时，聂夫对贝多芬的作曲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年少气盛的贝多芬对此很是不满，常常抱怨聂夫的批评。但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终于体会到了聂夫的良苦用心，作曲水平迅速提高。
1783年，贝多芬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作品——根据德雷斯勒的进行曲改编而成的《钢琴变奏曲》。《音乐》杂志上登载了关于贝多芬的介绍，说“他很有天才，前途无量，假如他的进步能像开始时那样迅速，毫无疑问，他将成为第二个莫扎特”。由于聂夫的大力推荐，这一年，贝多芬担任了乐队中的古典钢琴独奏与伴奏。
对贝多芬一生影响较大的，是这段时间里他与冯?勃鲁宁一家建立的深厚的友谊。冯?勃鲁宁一家是个探索新文化、新思想的家庭，一家人都很年轻、任性，但家中时时弥漫着一种无拘无束而又不乏教养的气氛，清新而迷人。朋友们在这里的聚会，是健康而又令人愉快的，与那种纵情享乐、恣意欢娱的生活完全不同。贝多芬在这里接触到优秀的德国文化，他的社交活动能力也在这里得到了培养。不久，他便被这个家庭看作自己的一员，他在这里消磨了白天的大部分时光，晚上也常常在此度过，身心舒展，随心所欲，压抑全消，而且思想上受到了启发，对他以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这位“年轻的天才”17岁的时候，第一次访问了维也纳，见到了他最崇拜的音乐大师莫扎特。在莫扎特的邀请下，他当场演奏了一曲。自鸣得意的贝多芬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莫扎特相当冷淡的赞扬，一种莫名的惆怅与好强的品性促使他请求莫扎特给他一个主题作即席演奏。贝多芬得到了鼓励，在大师的面前，由衷地弹出了莫扎特的风格。这立即引起莫扎特的注意和兴趣，他激动难耐，对周围的朋友说：“请注意这位少年吧!不久他就会博得世人的称赞。”
莫扎特的预言逐渐得到了证实。第二年，18岁的贝多芬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了，他的视野不断扩大，艺术修养和人生修养日臻完善，他期待着一次更大的飞跃。
1792年，贝多芬来到了维也纳这个当时的欧洲音乐中心，开始了他新的追求——追求他的音乐，追求他的未来。在这里，他艰难地求师，顽强地奋斗，最后终于征服了维也纳这座音乐之城，步入世界音乐大师的行列。
巴尔扎克
法国文学家
（1799—1850）
在巴黎的一个幽静的庭院的草坪上，默默地站立着一个巨人。
他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微微昂起，以鄙夷、傲慢的神态冷视着世界，过分粗壮的脖颈，显示出惊人的精力，蓬松的头发、宽大的睡袍，透露出蔑视世俗的放浪不羁。
这就是著名雕塑家罗丹未完成的杰作——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塑像。这座尚未完成因而略显粗糙的塑像，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文学巨人坎坷的命运和多彩的一生。他给人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总题为《人间喜剧》的几十部文学杰作，使人们从中清楚地看到那个动荡年代法国社会的一幕幕悲喜剧，而实际上，在他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期，就已经上演了这“人间喜剧”的第一幕。
1799年巴尔扎克出生的时候，10年前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方兴未艾，它震动和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经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巴尔扎克家庭的变迁也得益于这场革命。
巴尔扎克的祖上是姓巴尔萨的农民世家，到了他父亲那一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巴尔扎克的父亲不甘贫困、厌倦农耕，离开了土地来到巴黎。他善于应变，富于进取精神，又正赶上大革命的浪潮，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甚至还在政界露过头角。这时，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姓氏搞得风光一点，于是，带有土腥味的“巴尔萨”就变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气息的“巴尔扎克”了。而到了后来，在一次吹牛时，他又说他家与古代骑士德?昂特拉格?巴尔扎克的家族沾亲带故，而这一线索又被他那有着丰富想像力的儿子——大作家巴尔扎克加以夸大而似乎成为确切无疑的事实。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并不妨碍这位大作家在所有需要签名的地方都堂而皇之地签上“德?巴尔扎克”，他甚至把德?昂特拉格?巴尔扎克家族的纹章漆绘在自己的马车上四处招摇，这倒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态。
不过，作家巴尔扎克并没有在这个家庭中得到他可能或者应该得到的东西，甚至包括儿时父母的钟爱。
巴尔扎克的父母可以说是处于两个极端。父亲在经过挣扎拼搏取得了不错的地位之后，开始尽情地享受，他以全部的精力追求快乐、美食、女人、游乐，一切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他都不放过，而对别的，哪怕是他的儿子也不闻不问。而母亲呢，则总觉得生活中一切都不如意，她似乎到处都受到伤害，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候，她觉得对于家庭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却未得到丝毫的回报，于是不停地抱怨，一直到死；对待孩子，她不允许他们有一点个人的自由，永远严格地监视、干涉他们，她那喋喋不休的“善意”的忠告和泪眼婆娑的苛责，搞得孩子们个个都惶惶不安，而巴尔扎克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吓得猛地一抖。
更令巴尔扎克不堪忍受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母亲对他就像是后妈一样表现出极度的冷漠，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母亲曾对她的孩子表现得这样缺少爱怜。巴尔扎克刚一出世还没等满月，母亲就把他送走交给一个乳母看管——一直到巴尔扎克4岁。他的家里是那么宽敞、阔绰，可是他却无权回家住，只有每个星期日，母亲才准许他回家探视一次。巴尔扎克和母亲看上去不像是母子，倒像是什么远房亲戚似的。巴尔扎克从小就没有玩具，也没有人送他礼物，有病时也没有母亲在一旁问寒问暖、端水送药；他从来没有从母亲嘴里听到一个慈爱的字眼儿，每逢他突然亲情萌发想要对母亲表示一点依恋之情的时候，一声狠厉的呵斥就会把他的任何亲昵的表示赶得无影无踪。巴尔扎克多年之后仍对此耿耿于怀，怨气未消地说出这样的绝情话：“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看得出来，他的确是被母亲伤透了心。
7岁的时候，这个“没人要的孩子”被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学校远在另一个城市，母亲似乎就是希望他能尽量离她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
在旺多姆的教会学校里，巴尔扎克度过了6年监狱般的痛苦生活。学校那黝黑的高楼，厚厚的围墙，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所学校。从入学的那天起，学生们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没有假日，家长只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被准许看望他们的孩子。学校的收费很便宜，衣食费用也在其内，供给孩子们的东西自然也就特别少，所以父母必须另外给孩子准备衣服，而巴尔扎克一次也没得到这样的照料。每到冬天，他都和其他一些家里比较贫穷的孩子一样，手指冻裂，脚生冻疮。
不过，对于这些，他已经习惯了，他本来也不奢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额外的关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在种种苛刻的条例、规定的限制下，他觉得似乎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非常痛苦。而教师们也很快感觉到，当他们对巴尔扎克加以诱导时，在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抗拒这种诱导的力量，但却找不到这力量的源头所在，于是就认为他蠢笨、偷懒、任性。所以，巴尔扎克总是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惩罚，不但没有游戏或是闲暇的时间，还时常被禁锢起来。更令他难以忍受的还是体罚，他永远也忘不了那皮带落在手上时肉体和精神所受到的难以形容的痛楚。皮带厚厚的，教师举起它来，像是对眼前的学生怀着深仇大恨似的狠狠地打下去，被打的手掌上立刻就会泛起一条血痕。当然，这种痛苦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忍受的还是对心灵的伤害——为了接受这种惩罚，犯过失者必须从凳子上站起来，在同学们的睽睽众目之下，走到教师的讲桌前，然后在教室中间跪下，伸出手去接受对自己的侮辱。对于巴尔扎克这种神经格外敏感的人，这样的开端更加重了他的痛苦，这使他常常想到死囚犯走向断头台的情景。对巴尔扎克来说，受刑前的精神折磨比皮带落在手上的那一刹那更难忍受。这种悲惨的体验在巴尔扎克那儿像家常便饭一样频繁。
的确，在学校里，巴尔扎克在一些课程的学习上，比起别的同学来是有些差距，但是老师没有看出，这个看上去懈怠、懒散的学生有着过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他的漫不经心，只是因为功课对他来说是太无趣了，他的注意力早已被别的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所带走。
那个对巴尔扎克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就是书籍。在他12岁的时候，给他补习数学的一个工艺学院的图书馆员曾答应他，可以把他喜欢的书籍借出来。但那个图书馆员没想到，为了这个承诺他会付出多大的辛苦——这个学生对书籍似乎有一种极强烈的饥饿感，他疯狂地“吞食”着每一类书籍，无论是神学、哲学书籍，还是科学、历史书籍，一律接纳，使得那个图书馆员常常为了给他借书而奔走不迭。这种不择亲疏的阅读方式，倒真的为巴尔扎克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在这方面，他那过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又帮了他的大忙，他可以一目十行，而且心灵的理解与眼睛的操作密切配合，可以很快地从一个个单词中准确地抓住它们所表达的意思，而这种意思又马上变成场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种境界已足以使他痴迷了。人们当然很难再把他的注意力固定在某一单词的词尾变化或者什么语法规则上，所以即使在课堂上，他的思想也常常飞翔于书中所提供的幻想之中，而把老师眼下正在讲着的东西完全不放在心里。这时老师只要一看到他目光发直地呆望着教室的一角，就知道他的脑子又不在教室里了，于是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而他往往连老师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很自然的结果是他又遭到了一次惩罚。为了忘却惩罚带来的痛苦，他又会重新沉迷于白日梦中，而这样又会引来新的灾难。这种没有尽头的循环往复，使他的神经濒于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