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他的借贷最高额法规并不仅限于意大利，而且也用于各行省。同时，意大利与各行省也都订下最高税率。月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利息不得课利，利息超出本金之后，不得再要利息——这些规定，是由鲁西阿斯·鲁克拉斯在小亚细亚省首先规定（可能是以希腊一埃及为模范），他的继任者中较佳的几个则遵行。不久，这种规定也由其它行省的总督采用，最后，在公元前50年，按元老院的命令，各行省共同采用。鲁克拉斯的这种法规能够未遭割损而成为帝国法的一部分，并成为罗马与现代关于利息的立法之基础，可能也是凯撒之功。
与限制资本力量并行的是凯撒着力于恢复农业，使之达到对国家最有益的状态。为此目的，必须有更优良的警察管理与法律管理。在此之前，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有保障的。罗马的雇佣兵队长，在他们的一帮人没有帮助首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变成了匪盗，在伊特拉利亚的森林作奸犯科，或任意搜刮村庄。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农民。凯撒的公共工程也具有类似的用意。例如，从罗马通过亚平宁山脉至亚德里亚海的大道，就是为了刺激意大利内陆的运输，而富欣湖水位的降低，则为嘉惠马西亚阿斯的农民。除此之外，凯撒还采用了直接使农民受益的措施。例如意大利的畜牧业主，雇用的牧人至少必须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由此使盗匪受到限制，而同时，自由身的无产阶级也因之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由于凯撒在任执政官时就对土地问题有了经验，因之在这方面的政策能比台比留·葛拉丘更正确。他并非不计一切代价——包括反财产的革命（而以法律名目为掩饰）——来试图恢复小农的地位。相反，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把财产——或公众视为财产的东西——的安全视为一切政治箴言中的第一条，也是最不可破坏的一条；只有在这个箴言的范围之内，他才寻求改善意大利小农的命运；他认为小农的问题也是国族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许多事待做。每一种私有权，不论是称之为财产，或继承权，不论是超于葛拉丘或苏拉，都受到他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凯撒恢复了二十八委员会，由此会对意大利的土地权做严格的编制（连最小的土地浪费与疏忽都不可），然后，他把意大利所有的公地都标列出来，包括在宗教团体手中，而法律上属国家所有的，而以适合农耕的方式配合。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与闪姆奈特的冬季牧场，凡属国有的，一律保留为公地，如果这些土地不足分配，则由公款购买意大利田庄。这个措施，至少也是统领的计划。
在选择新的农民时，自然先为老兵们预留名额。如此，由征兵而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反而变成尽可能有益于国家的措施了，因为凯撒征的兵来自无产阶级，现在则使他们成为农民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荒芜的社团，如维依和凯平纳，似乎优先派遣新殖民）。凯撒规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20年之内不得让渡其所有权；这是一个恰当的中庸办法，因为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买卖权，则大部分分配的土地不久又会回到大资本家之手，而如像台公留·葛拉和苏拉那样，规定永远不可出售，则终亦形同空文。
政府一方面积极铲除意大利国民生活的病态因素，并强化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则试图给新的君主国以适当的社团生活，使国家最优良的分子活跃起来。公元前49年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公元前45年为意大利所颁发的市政命令——后者成为未来的基本法——显然有两种用意：一、清除各社团的一切不道德分子，尽管尚未运用警察的干预；二、彻底禁止集权，在社团中的活动有完全自由，有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官之权，对于民事与刑事审判，具有虽然有限但确定的权利。当然，在集会结社的权利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与警察法规有关。
这是凯撒为了改革意大利的经济而颁布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是无法扭转全局的，因为它们还任许许多多的罪恶继续存在下去，并由于严重的限制了交易的自由而造成种种伤害。再者，意大利的经济疾病实际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尽管如此，凯撒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像苏拉一般陷于绝望，仅以形式上的改革了事。我们可以说，凯撒所做的，已是作为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了。他不可能期望这些措施能够使意大利新生。相反，他想沿另一条路来挽救国家，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凯撒当时各行省的情况。
行省共有十四个、欧洲七个、亚洲五个、非洲两个。欧洲的为近西班牙，远西班牙。阿尔卑斯山北高卢，意大利高卢与伊利里坎，马其顿与希腊，西西里，撒丁尼亚与科西嘉；亚洲的为比四尼亚，庞塔斯，西里西亚与塞浦路斯，叙利亚，克里特；非洲的为塞兰尼与阿非利加。此外，凯撒又新设了一两个行省：勒顿尼斯高卢，贝尔基卡；另将伊利里坎设为独立一省。
寡头政府对这些行省的邪恶统治至少在西方世界史中是无出其右的。当然责任并不全在罗马人。在他们之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被希腊的、腓尼基的或亚洲的统治者们破坏了，使其早期所传下的是非之感与自由之感惨遭摧毁。省民凡是被告的，在受命之后，都需亲自至罗马为自己辩护；罗马总督恣意干涉附庸社团的司法与行政，宣布死刑，勾销市议会的议事录；在战争期间，他任意对待民兵，而往往是极不名誉的，例如在庞提克·赫拉克利被围时，科塔将所有危险的位置都用民兵防守，以便保存意大利兵，当情势危险时，则下令将所有工程人员的首级都排在他足下。罗马的官吏与随员不受任何道德规章与刑法约束；奸淫杀掠，以法律借口或无法律借口而行的，在行省无一目无之。但这些毕竟并非新事。大部分人都已老早习惯于被当做奴隶看待了，至于充任地方暴君的究竟是伽太基的监督，还是叙利亚的统治者或是罗马总督，对他们来讲是无关紧要的。省民惟一仍旧在乎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即物资生活。而这一方面，前述的事件并未造成普遍的干扰，因为这些事件固然常有，受害者只是单独的个人。他们的物资生活受害最严重的乃是经济的剥削，受害者是每个人，而其严重的程度则超乎以往任何时候。
在这一方面，罗马人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处理的老技巧。罗马人对行省的经济压榨一开始是相当温和而有理性基础的，但越来越严重、越腐败。税捐不平等，税法邪恶。至于驻军所造成的负担，则由罗马政治家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即罗马军的冬营使省民所遭受的摧残，相当于被敌人蹂躏。以往，省民付税，以免除军事防卫的任务，因为军事防卫由罗马人负责。但现在，如撒丁尼亚——卫戍则主要由省民自行担任，甚至在正规军中，除了其它任务外，整个骑兵都落在省民肩上。
特殊的征收——如为首都的贫民食用的谷物（补偿极少，或竟毫无补偿），经常而昂贵的海军装备及海岸防卫（以制御海盗），为罗马人在戏院和打猎方面疯狂的奢侈而提供的艺术品、野兽或其它东西，战争时的军需品——这些都是常有的、无以数计的压榨。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事情的严重性。在盖阿斯·维利斯治理西西里的3年中，利昂提尼的农夫数目从83人降到32人，莫突卡从183人降至86人，赫比塔从252人降至210人，艾及利阿姆从250人降至80人。如此，在西西里四个最肥沃的区域，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在这样的政府下，宁可让他们的土地废耕。而这些农夫，他们的数目少——而且也有明白记载——可以看出，绝不是小农，而是有地位的农场主，甚至大部分还是罗马公民！
在保护国，其横征暴敛方式略有不同，但负担却惟有更重，因为除却罗马的征收以外，还有当地的统治者们。在卡帕西亚和埃及，农夫破产，国王也破产，前者因不能满足税务员，后者因不能满足罗马这个债主；还有那些总督的“朋友们”，这些人个个都以为跟总督关系不同，因此回到意大利时个个都已摇身一变。
如此，罗马的寡头政府就如一群盗匪，他们在各省以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式劫掠。这一帮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他们必须跟律师与陪审员分赃，而他们掠夺的越多，就越安全。劫掠已经越来越是光荣之事了；大强盗看不起小强盗，小强盗看不起小偷。如果有人竟然破天荒的被定罪，则他便大事吹嘘法院曾证明他弄得多少钱。这便是罗马人现在在行省中的行为，而他们的祖先曾惯于在任总督时一文不取，只取得属民的感谢，以及本国人的赞许。
但比这一切更差的是意大利商人对省民的剥削欺凌。行省最肥沃的土地，整个的商业与金融业完全操在他们手中。意大利的大人物们的海外农庄由管理员全权处理，除了打猎之外，主人永不会驾临——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连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就都已开始出现狩猎园，其范围竟达二十平方英里。
高利贷行业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瓦罗的时代，伊利里坎，亚洲与埃及的小地主们实际上就已大部分成了罗马或非罗马的债主们的债奴，正如以前的平民是贵族的奴隶一样。对城区社团的贷款有些月息竟高达四分。有干劲又有影响力的商人有时会得到元老院颁给他的使节名位，或由总督授以官职，而若可能，甚至有一批军队听其指使，以便于他的买卖。据可靠的资料，有一个这样的军事银行家为了执行他对塞普路斯的撒拉米斯镇的权益，将市议会的议员封锁在市政厅中，直至五个议员饿死其中。
这两种压迫的每一种都已令人无法忍受，而两者则又相互勾结相互支持。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灾难，而罗马政府至少有间接责任。在种种战争中，资本大量被吸走，而被毁的——有些被蛮族，有些被罗马军——则更多。由于罗马土地的无值，由于战争时期的警察无用，盗贼横行。在撤丁尼亚和小亚细亚内陆，抢劫已经变成了，时疫。在非洲和远西班牙，凡在城市之外的建筑，都必须加建城墙与守望塔。当金钱不足或饥馑遍地的时候，罗马总督惯用手法便是禁止黄金谷物从行省出口，然而这并不能产生多大效果。普遍的困境再加上地方性的不安与官吏的欺压，社团生活处处难以为继。
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并非暂时，而是连绵数代，压力越来越重，地区则从塔伽斯河直至幼发拉底河。早自公元前70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就曾说道：“所有的社团都被毁了。”西班牙与纳波高卢——比较上说，这两地的经济还算是最勉强过得去的——也情况相似。在小亚细亚，即使是像撒莫斯与哈利卡纳撒斯这样的城镇也几乎全空。与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似乎是生在天国了。依照罗马政治家们的说法，即使坚忍的亚洲人也厌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测人的罪恶、堕落与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罗马贵人们的罪行以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公然承认，罗马之名被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有一次，庞提克·赫拉克利的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处死，这件事所引起的惟一遗憾是发生得太少。
当新的主人躬亲去视察他的“农场”时，财主们暗自讪笑。国王一向就成为无能的代名词，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将这个名称挽救出来了。以前的创伤是要由岁月慢慢抚平的，凯撒小心地任岁月执行它的任务，以免造成新的创伤。
行政系统经过彻底改造了。苏拉手下的总督，在他们任职的行省之内是不受任何控制的。凯撒手下的总督则是严厉的主人之下惟命是从的仆人；而这主人，由于集大权于一身，又为终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换的小暴君们自然跟属民的关系更好，更自然。总督职当然还是分配给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十六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但由于统领直接指派的次执政官有八名，而总督的分配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因此事实上总督等于是统领的赐予。
总督的职权也受到实际的限制。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瘫痪了，因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大权都操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况总督身边尚有最高指挥所派下来的副将。可能即使在这时，税收的职责即已实际由皇家官员执掌，因此总督自此以后受到助理部门的包围，而后者则由军事系统的法规或由更严厉的家法而绝对依赖统领。以前，总督及其会计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盗匪，而凯撒的行政官则是助弱除强的。以前的护民官不但无用，而且为虎作伥，现在的总督及其部属则必须对公正而绝不宽恕的君主法庭负责。至于横征暴敛，凯撒在首任总督时期即曾严加限制，现在则更为严厉，甚至有超过明文规定之处；而税吏，如果胆敢肆行不公，则依照当时残酷的家法重新被他们的主人降为奴隶。
特殊的公共负担被缩减为正当的比例，并限于实际的需要，一般的负担则做实质减轻。对于税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广泛规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几项：减免税的范围扩充；直接税的普遍降低；十一税的制度限于非洲与撒丁尼亚；在直接税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间人。凯撒是否追随他伟大的民主派先驱塞托利阿斯，使属民免于安置驻军的负担，是否坚持军队必须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营，现在无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绝不是那种任属民受军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从谋位者成为一国之王以后绝不是。他的政策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的兵营，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这些兵营继之成为城镇，在面对蛮族的边界连结成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固有困难，但要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压榨下解脱出来则更为困难，因为要打破罗马资本的力量，需采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却可能比罗马资本更为危险。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铲除滥权事件（如禁止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政府使节之名位），用一般的惩罚与高利贷法——此法也用之于诸行省——来打击暴虐行为和高利贷。但要想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下解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更佳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