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东方诸省的情况如此，但西方与北方以及内陆却部族复杂，多少有些野蛮，甚少接触文明（例如在因特卡西亚，到了600年还不知运用金银）这些部族互相之间本不和平，跟罗马也无法相善。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骑士精神，男人如此，女子至少亦与之相若。母亲送孩子上战场时，便歌颂其祖先的英勇事迹以鼓舞其土气；而至美的少女会不待追求，即自动将手交给最英勇的男人，个人的决战系常见之事，以之决定英雄属谁，而法律争执亦以此判定；王位的继承往往亦由王储之间决斗决之。某某著名的战士往往站在一列敌人之前指名挑战；战败者将袍与剑交予对手，甚至与之成为好友。迦太基之战结束后二十年，坎卜勒伽的一个塞尔特伊比利亚小社团（在塔伽斯河源流附近）派使者见罗马将军，谓除非他赔偿他们每个阵亡者一匹马、一件袍衣和一把剑，否则他们就会与之为难。这些人重视军人荣誉，因此如果被缴械，往往无颜偷生。然而，凡能招募他们从军的，他们往往亦不加选择的追随，而可以为任何与其本身不相十的争斗舍命。例如陶狄塔尼人出钱雇用与罗马人作战的塞尔特伊比利亚部队，在一个熟悉当地民情的罗马将军来说，他可以派人带双倍钱去，叫这伙雇佣兵回家，或加入罗马军，不然就指定时间地点一战。而设若这伙部队没有军官去招募，他们也会自行跟其它部队结合，去劫掠比较和平的地区，甚至会像坎班尼亚人那样，攻占城池，自立为统治者。内陆地区的野蛮与不安全，可以以一事证之：凡被罗马人派往迦太基纳以西之内陆的，都视做是严厉的惩罚。在任何骚动的时期，罗马的“远西班牙”（Further Spain）指挥官出行，都要由六千人护卫。更明显的例子是，庇里牛斯山东端的希腊与西班牙双城恩波利艾中，希腊人与西班牙人维持着一种十分特异的关系。希腊人住在该城的半岛上，与该城的西班牙人区以一堵城墙相隔，这堵墙只有一个门，夜夜由三分之一的民兵守卫该墙，并由最高行政官之一监守该门；西班牙人一个都不许涉足希腊城，而希腊人只有在人数众多的精良护卫下始与本地人交易货物。
这不安与好战的本地人——充满席德（Cid）与吉诃德的精神——现在，设若可能，罗马人要将之驯服与文明化。从军事观点言之，这个任务并不艰困。确实，作为战士，西班牙人是不可轻视的，不仅在汉尼拔的领导下如此，独自在战场上亦然；以他们的双刃短剑——罗马人后亦采用——和无畏的攻击阵式，他们甚至常有令罗马军团遗撼的时候。设若他们受到军事训练，能有政治团结，他们或许会摆脱外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轭。但他们的士气是游击队的士气，至于政治的明智则完全缺乏。因之，在西班牙没有重大的战争，但同样也没有真正的和平；西班牙人——日后凯撒说得很正确——和平时不安静，战争时不认真。罗马将军要驱散一批叛变份子只需举手之劳，但罗马政治家要想设计一套适当的办法来平服西班牙人，使他们文明化，却难于上青天；而事实上，罗马也只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因为惟一适当的办法就是广泛的建立拉丁殖民地，但在那个时期，这跟罗马政治的总目标不合。
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中，罗马人在西班牙所获得的领土一开始就区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原先属于迦太基人的省份，包括现代的安达露西亚，葛拉纳达，穆尔西亚和瓦伦西亚；另一个是艾布罗省，即现代的阿拉冈和卡塔罗尼亚，这是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军的司令部；这两部分分别构成了罗马的两个行省，即“远西班牙”与“近西班牙” （Hither Spain）。罗马人想要把内陆的土著逐渐降服；这些土著，他们统名之为“塞尔特伊比利亚人”，而其占据的地区大约与两个卡斯提尔相雷同。至于西方各省，尤其是现代化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艾斯屈兰马杜拉之间的鲁西塔坦尼亚人，罗马人则只想制止他们，不要侵入罗马领土而已；北方海岸的伽拉西亚人、阿斯杜里亚人和坎塔布里亚人，他们则全未接触。然而，罗马人在西班牙因战争所得的土地，却是没有常备军便不能保持的，因为近西班牙年年为了驱逐赛尔特伊比利亚人都麻烦重重，而远西班牙为了驱逐鲁西塔尼亚人亦复如是。因之，在西班牙必须年年保持住四万人的常备军，也就是四个加强军团。除此之外，罗马占领区还得进行一般性的征兵。这有两个重要原因：罗马人长期军事占领海外之地，以西班牙为第一次，至少是大幅度的第一次；因之，这里的军役也变成了长久性的。罗马的旧有习惯总是何处有紧急状况，便将部队派往何处，而除了非常危急的情况，服兵役者均不超过一年；但这种老习惯却无法适用于骚乱而遥远的西班牙；要把军队从那里撤除，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大量换防都相当危险。于是，罗马人开始察觉到，要统治一个别的国家，不但是被统治者苦恼，统治者尤感严重；他们开始怨恨这种可恶的西班牙兵役。新上任的将军们很有理由不让现存的部队集体换防，但怕他们军变，声言如果不能获准，他们就自动返航。
罗马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战争本身，却只是次要的。这战争从西比奥离开之后便已开始，直延续到汉尼拔战争结束。在同伽太基缔约（553年）之后，西班牙半岛短期停战。557年，远近两省均起叛乱；远西班牙省的指挥官处境急迫，近西班牙的指挥官则完全溃败，以身殉国。因此，罗马必须慎重从事；干练的军事执政官昆塔斯·敏纽西阿斯暂时压住危局，元老院于559年决定派执政官马卡斯·伽图亲赴西班牙处理。他在愚波利艾登陆，发现近西班牙实已完全落在叛军手里，海港和一两处内陆要塞只在极艰困的情况下守住。叛军与执政官的军队发生了一场对阵战，在顽强的抗衡之后，罗马的军事技巧终于取胜了。整个的近西班牙都同意臣服；但其诚意显然十分单薄，因为一旦传说执政官已回罗马，叛变立起。但这传言是假造的；伽图迅即将二度叛变的社团制服，把他们集体卖做奴隶。于是，下令从庇里牛斯山至瓜达奎瓦河，所有土著均须在同一天将城墙拆除。没人知道这个命令实施的范围有多远，因为谁都来不及打听清楚。大部分社团从命了，少数则顽固不从，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罗马军已兵临城下，而敢于接受攻城的少之又少。
这些积极的措施当然并非没有长期的效果。然而，在“和平的行省”里，罗马入却几乎年年都要征服某个山谷或要塞，而鲁西塔尼亚人对远西班牙省的不断侵袭有时则使罗马人遭到严重的挫败。譬如，在562年，一支罗马部队在严重伤亡后，被迫放弃营地，以强行军的方式撤至比较和平的区域。到了565年，军事执政官鲁西阿斯·艾米利阿斯·保拉斯打了一次胜仗，569年，英勇的军事执政官盖阿斯·卡波尼葛拉丘阿斯在塔伽斯河以南战胜，平静的时间才比较长久一些。573年，昆塔斯·弗尔维阿斯·弗拉卡斯大胜塞尔特伊比利亚人，逼使其邻近地区降服，使罗马人对远西班牙统治从徒具其名的情况下具有了实质；到了他的继任将军台比留·葛拉丘（575，576年），才算获得了长久性的结果。葛拉丘不仅以兵力降服了三百个西班牙城镇，而且在治理上也有独特的方式；他将他的治理办法与这单纯而骄傲的民族观念与习惯相融合。他使塞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杰出份子加入罗马部队，因之形成了一个依从的阶级；对游荡的部族，他给予土地，又把他们集中在城镇中——西班牙的葛拉克利斯城便是以他为名——因之十分有效的限制了他们自由抢劫的习惯。他以公正而睿智的条约调整了好几个部族跟罗马人的关系，因而尽可能地防止了未来的叛变。西班牙人感谢他，自此以后，虽然塞尔特伊比利亚人仍时时想摆脱枷锁，该地却保持了和平。
西班牙两个行省的治理和西西里——萨丁尼亚省的治理类似，但并不相同。两者的督察权都交与助理执政官，也同于557年指派，边界的规划与组织形态也于这一年完成。拜比亚律（562年）——西班牙军事执政官任期常为两年——则未能认真执行，因为对于最高行政官的争取越来越激烈，也更因为元老院对行政官员权力的防范。除非情况特殊，总督也年年更换，在西班牙这种偏远的地方，这些措施，实属不智，因为不但来去困难，到任之后熟悉民情环境尤为不易。依从的社团一般均缴纳贡税；但西班牙不像西西里或萨丁尼亚缴什一税和关税，而是由罗马人对若干城镇和部族课定金钱或其它贡物，这情况和迦太基人统治时一样。583年由元老院明令禁止这种军事税收法，因为西班牙社团群起控诉。除了赔偿以外，罗马人不征谷物，而即使赔偿之用，罗马省长也不得课征二十分之一以上；再者，省长在课征谷物时，必须合于前述最高当局所发布的命令，出以公平的态度。另一方面，西班牙属民要供应罗马部队兵源，这一点是跟西西里完全不同的，并由好几个条约加以严格限制。铸造罗马银币权也常向西班牙城镇让步，在钱币的专断上，罗马政府对西班牙似乎远比对西西里宽大。罗马太需要西班牙归属，因此必须尽量小心，尽量怀柔。有些社团特别受罗马宠恩，其中包括大城撒冈腾、伽底斯和塔拉哥。这几座大城形成罗马统治西班牙的几个自然巨柱，因之获允加入罗马同盟。整个说来，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西班牙都宁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负担，那么，为什么它又不干脆把它甩掉呢？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政府的政策显然还不想获取海外之地。西班牙与罗马的通商是原因之一，其丰富的铁矿，更丰富的、自古以来即远近驰名的银矿是原因之二！——罗马人像迦太基人一样，接掌其矿冶工程，马卡斯·伽图（559年）更曾加以妥善规划——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在西班牙半岛，没有类如塞尔特人地区的马西利欧特共和国或利比亚的纽米底亚人王国，因此，如果罗马人放下西班牙，则必会有人把它再度变成巴西底斯帝国之类的地方，成为罗马的祸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