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他的到达，爱国派公开地站出来，那丧权辱国的、对哈斯德鲁巴的死刑宣判取消了，由汉尼拔巧妙的安排，跟纽米底亚的酋长们又取得了联系。而且，不仅人民会议拒绝承认实际上业已缔结的和约，迦太基人还把罗马运输舰队驱至海岸加以劫掠，又俘虏了有罗马使节团在内的一艘战舰。这样，停战协议也被破坏了。西比奥怒不可遏，从突尼斯的营地发兵（552年），横过巴格拉达斯河（梅杰达河）的富饶河谷，不再允许镇民投降，而是捕捉他们集体出售。他已深入内陆，当他在纳拉伽拉（位于西卡——现在的卡夫，邻近Ras el Dschaber）的时候，由哈德鲁麦腾出发的汉尼拔与他相遇。迦太基将军想要以亲自会谈的方式从罗马人手上取得较佳的和约条件。但已经让步到不能再让的西比奥则在停战被破坏以后不可能再做让步，而很可能，汉尼拔的目的也只是让人民知道，爱国派并非绝对反对和平。会谈无任何结果。
因之两军于扎玛（或许距西卡不远）举行决战。汉尼拔将其步兵排为三线：第一线为迦太基雇佣兵；第二线为非洲民兵与迦太基本城兵力和马其顿的军队；第三线为从意大利跟他同来的老兵。阵前布八十只大象；骑兵则在两翼。西比奥按罗马惯例也把步兵分三组，但排列的方式则可让大象穿过而不致打破阵式。这个阵式不但成功，而且使得大象穿过之后跑向两边，乱了两翼的迦太基骑兵，以致西比奥的骑兵（再者，由于马欣尼撒部队的抵达，数量大大超过了迦太基军）不久即将之击溃，全力追击。步兵的战斗则更为惨烈。双方第一线均缠战良久，最后，双方血刃战混为一团，必须第二线支持。罗马人找到了支持；但迦太基民兵却显出犹豫摇摆之势，以致佣兵认为遭彼等出卖，回刃相向，自相残杀。汉尼拔急将该两线撤至两翼，用他的意大利精兵遍布全线。西比奥则把第一线部队仍足以战斗者集中于中央，而以第二第三部集中于左右两侧。在同一地点再度展开更残酷的战斗；汉尼拔的老兵在优势的敌军之下毫不动摇，但罗马与马欣尼撒的骑兵追击溃败的迦太基骑兵回来以后，便把迦太基的步兵四面包围了。如此，不仅结束了这场战争，而是毁灭了迦太基的军队；14年前于坎奈的败军，现在在扎玛向他们的征服者复了仇。汉尼拔带着一小撮人逃至哈德鲁麦腾。
在这一天之后，在迦太基这一边只有痴人才会主张继续战争。汉尼拔曾希望行之于罗马的事，现在罗马将军立即可以行之于迦太基——围攻首部。而迦太基这个首都却已既无防卫又无供应。但西比奥没有这样做，他答应缔和（553年），但条件已经更新。除却原先给予罗马与马欣尼撒的权益之外，每年迦太基人要缴战费200泰伦特（40，000英镑），为期五十年；迦太基人不得与罗马或罗马之盟邦宣战，事实上，不得在非洲之外作战。而在非洲，于本国领土以外，未得罗马允许亦不得作战——这个条约的实际效力是将迦太基变为属国，剥除了其政治独立。在某些情况下，迦太基甚至似乎还得向罗马舰队供应战船。
有人指控西比奥给予迦太基的条件过于优厚，为的是免得结束这场罗马最大的战争之荣誉以及指挥权交到继任者手上。这种指控若其所指为结束战争之荣誉，则容或有部分根据；但若指递交兵权而言，则似乎难为吾人采信。他这人民的宠儿在扎玛之战大胜以后，不大可能会有被召回之虞——胜利之后，元老院曾有意替换，向人民征询意见，被断然拒绝；再者，当时的情况也跟这种指控不合。迦太基城，在双手这样被缚以后，在这样的强邻虎视眈眈之下，已经连想脱离其统治的企图都没有了，更无需说与之对立。再者，凡愿意了解的都可了解，这次的战争是由汉尼拔发动，而非由迦太基，因之随着它的失败，爱国派的救国大计再也不可能复活了。在满腔仇恨的意大利人看来，付之一炬的仅是迦太基投降的五百艘战船而非迦太基本身，似乎意犹未尽。暗含恨意者和迂腐的官僚或许会大声疾呼，敌人惟有毁灭才算消失，而或许会苛责那不肯严惩曾令罗马人颤栗的国家之将军。但这将军却有不同的想法，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因此也就没有权利假定这位本性中含有高贵与慷慨冲动的罗马人，认为他这次的行为不是受高贵与慷慨的冲动影响，而系受卑下动机的左右。这位直至目前无往不利的、充满自信的英雄，此时此刻就可以立即把这不幸的迦太基夷为平地——正如五十年后他的继孙受命所为——但他没有这样做，原因不是他惧怕被召回，也不是惧怕命运的变迁，也不是惧怕不久以后必定爆发的马其顿之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位伟大的将军——政治问题现在也交到他俩手上处理——在谈和的条件上做着共同的努力，使胜利者的复仇有合理的界限，使失败者的顽固与不智也适可而止。两个伟大的敌人之高贵心灵与政治家风范在西比奥不过分利用胜利以逞暴行上固然表现无遗，在汉尼拔大度的接受无可避免之事上也同样令人赞佩。当迦太基城的政治力量已彻底摧毁之后，再把这古老的农业与商业的基地连根拔除，把那时的主要文明巨柱之一恶意推倒，这对他的祖国究竟有什么好处？——如西比奥这样一个慷慨、公正而明智的人，必然会这样自问。摧毁邻国文明，洒几滴无聊泪水，以为就可以洗净其国家民族所犯的永恒耻辱的罗马人，这时尚未诞生。
如此，第二次的迦太基之战——或如罗马人所谓的“汉尼拔战争”——在十七年间横扫过海莉斯庞特到海克力斯之柱以后，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以前，罗马人只想求得意大利半岛自然边界之内的统治权和意大利海域与海岛的统治权，这一点从他们在缔和之后对待非洲的态度可以明了。他们的这种态度使人觉得他们不是奠下网罗地中海诸国的帝国基础，而只是制服了一个危险的对手，使意大利得到和睦的邻国。不错，战争的结果，尤其是西班牙的征服，跟这样一个观念很不相符；但这是罗马人的成功使他们越出了他们原有的计划，我们很可以确定，西班牙的取得完全是偶然的结果。罗马人获得了意大利的主宰权，是因为他们奋力以争；但地中海各地的霸主地位（以及由此而得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说却是由情势所致，而非他们有意在先。
在意大利之外，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将西班牙变为罗马的两个行省——不过，却是叛变永未终止的行省。是将原先依附的叙拉古王国跟罗马的西西里省合而为一；是将许多最重要的纽米底亚部族由迦太基的保护国变为罗马保护国；是将迎太基从强大的商业国变做不设防的商镇。换句话说，是使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无敌的霸主。再者，这第二次的迦太基之战使东西两方的政体发生了决定性的接触——第一次迦太基之战则只隐约预示到这种接触——因而使罗马对希腊诸君主国之间的争执发生决定性的干预。
在意大利之内，塞尔特人首当其冲要遭受毁灭的命运——设若这个命运以前尚未决定的话，这命运的执行只是早晚之事。在罗马联邦之内，战争的结果是使执掌统治权的拉丁民族地位更高——这个民族的内在团结在这次危机中受到考验，虽然不乏摇动的例子，但整体说来仍是忠诚的。至于非拉丁的或非拉丁化的意大利人，尤其是伊特拉斯坎人和下意大利的萨比利亚人，地位此往日更为低落。汉尼拔最大的联邦卡普亚，他最先的又是最后联邦布鲁西亚人，都遭到最严重的惩罚，或宁说是报复。卡普亚的政府被消灭了，卡普亚由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变为第一大村。甚至有人建议把它夷为平地。所有的土地，却少数由外国人或一向倾向于罗马的坎班尼亚人所拥有之外，全被元老院定为公有地，自此以后，分成小块，租给暂时的租户。西拉拉斯的比森提人也遭到同样的待遇。他们的首府被夷平，人民分散到四周的乡村。布鲁西亚人的命运更为凄惨，他们集体变成罗马人的奴隶，永无执兵器之权。汉尼拔的其它盟邦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希腊人的城镇，除了少数几座始终倾向罗马的——如坎班尼亚希腊人的和黎基人的——灾情惨重。阿潘尼亚人，其他阿普利亚人，鲁坎尼亚人和闪姆奈特人的社团也惩处非浅，大都丧失了部分领土。罗马人在如此获得的土地上安置了新的殖民区。如此，560年，自由民殖民者陆续派至下意大利最佳的地区，其中有些地方不久就变成了显要公民们的别墅区，也变成了亚洲与非洲奢侈品的转手处。杜尔瑞成了拉丁人的堡垒，易名为科比亚（560年），布鲁西亚的富庶城镇维勃则易名为瓦伦西亚（562年）。非洲远征军的老兵各在闪姆尼阿或阿普利亚获得土地定居，土地剩余的部分成为公地，岁马贵族们的牧场则取代了原先农夫的耕地与菜园。不仅如此，半岛各处，凡有地位而与罗马不善的人士，在能够运用政治程序和产业充公的范围内，都被铲除了。意大利遍地，凡不是拉丁联盟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名字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将自此永为罗马属民了。征服了汉尼拔，等于第二度征服了意大利。胜利者的愤恨与傲慢特别发向那些不是拉丁人而曾做过汉尼拔同盟的社团。即使当时受过细心检查的、没有政治偏见的罗马喜剧都带有这类的痕迹。降城卡普亚与阿提拉成了罗马笑剧放肆讥嘲的对象——以致阿提拉变成了这种笑剧的大本营——其他的喜剧作家们则嘲笑坎班尼亚的奴隶们业已在极不人道的环境下习得了生活之道（而这种环境连最耐苦的奴隶——叙利亚人——都忍受不了而消瘦下去）。这些无情的嘲讽反映了胜利者的下层，也反过来反映了被踩于脚下的民族们不幸的沉冤。这种情况在随后的马其顿战争中由元老院的焦急反应表现出来：他们警戒地守备意大利，从罗马向各个重要殖民区增派援军，如554年到温纽西亚，555年至纳尔尼亚，557年至科撤。
由于战争与饥荒，意大利人口的损失可以罗马自由民为例说明，该城在战争期间的人口几乎减少四分之一。因此，有记载说，在汉尼拔战争中倒下的意大利人有三十万，这样看来不算夸张。当然倒下的人主要是自由民的精英，因为他们不但是战斗人员的核心，也是战斗人员的主要份子。元老人数之锐减极为可怕，在坎奈之战后，降至一百二十三人，历经困难才补充人数，而新增者竟达一百七十七人！再者，连绵17年在国境四方处处都在进行的战争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经济。不错，由于充公，政府获得不少财物，而坎班尼亚的领土自此也变成了国家岁入的无尽财源；但这次领土的扩充对于国家的繁荣也造成不利影响，正如以前国土的分裂所造成者然。许多的镇市——据统计，有四百——倾毁了，辛苦积存的资本耗尽了，大量人口集中在军营中，使世风低下，自由民良好的古老生活习惯从根上被摧毁，大城如此，连最小的村庄也是如此。奴隶与亡命之徒结为盗匪，其危险的程度可以由一件事看出：在阿普利亚，一年（569年），就有七千人因盗匪罪被判决；放牧领土的扩充，加上野蛮的奴隶牧工，使盗匪益得猖獗。而由于罗马人在这次战争中发现他们竟可不耕种就能由西西里的收益与埃及的援助度日，意大利的农业便面临了存亡的危机。
尽管有种种堪忧之处，在众神的护佑下得以渡过难关的罗马人却可以回首过去觉得自傲，瞻望前程则充满信心。他们曾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们也曾坚忍过许多痛苦；这个民族中凡能执兵器的年轻人几乎十年未曾放下过盾与剑——这样的民族是可以原谅许多错误的。近代的各民族似乎追求虽对立但又和平共存的状态，这在古代是没有的态度。在古代，不为锤则为砧，而在两个胜利者的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为罗马人所有。至于他们是否具有正确的判断力以善用艰辛得来的胜利——使拉丁诸部族跟罗马的关系更为密切，逐步使意大利拉丁化，以属民来对待各省人民，而不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妄用，改革宪政，使濒临破碎的中间阶级重新恢复生机，并予强化——则需待日后始可印证。如果他们能巧妙地完成以上的结果，则意大利可望前途光明，每个有才华的份子都可在良好的环境下，在文明世界的最强大政权中展现其特有能力，从而导致罗马的繁荣。然而如果他们不能善用胜利，则其后果究会如何则殊为堪忧。但在胜利初临的此时，一切疑虑与担忧都尽行沉默，战士与胜利者从四面八方返回家园，当令的乃是感恩祭与欢宴，战士与自由民的酬偿，战俘从高卢、非洲与希腊得释返家；而最后，那年轻的征服者以极尽荣华的行列在万人空巷的罗马街道受着热烈的欢迎——他将桂冠献于神前，因为，像虔诚的大众耳语相传的，他的计划与行动完全由神直接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