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也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在科学与艺术方面似乎主要依赖希腊的影响，但它对这两方面均不忽视。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献，在该城被征服后，发现了丰富的艺术品珍藏（确实，并非在迦太基创造，而是从西西里诸神殿运来）和相当多的图书馆。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于为资本服务；其农业与地理论文文献占最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马果农业论，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公开置于迦太基一神庙中，现在仍有译本存在。即使当时普及的某些成绩，尤其是外国语的知识——这方面，此时期的迦太基人几乎跟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相提并论——也证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腊文化做了彻底务实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累积的财富有明确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几件事可以略窥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战争上的钱极多，因系佣兵制；在处理国家的财产上既不当当又无信用，然而，其属民的供奉与关税岁入却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课征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以后，岁出及每年分期摊还罗马的四万八千九百镑赔偿费仍可不需抽税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处理上略紧一些而已。缔约后十四年，迦太基则欲将剩余的三十六期赔偿费直接付清。但证明迦太基经济处理之杰出的尚不止岁入的总额。在古代有相当国势的国家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的、更进步的时期的经济原则。他们向国外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了金条与银条之外（另有金币与银币，原为西西里商业所制）还有代用货币。是钱币本身不具实际价值的——这是古代任何其它地方所没有的货币。事实上，如果政治只单纯化做商业，则可说没有任何国家比迦太基把问题解决得更精彩。
现在，让我们将迦太基与罗马的资源做一比较。两者皆为农业与商业城，也仅止于此而已。两者的艺术与科学基本上都位居次要，也都是实用性的，惟一不同处是迦太基在这两方面都比罗马进步。但在迦太基，钱币的利益是高于土地的，在那时候的罗马，土地的利益则高于钱币；迦太基的农人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隶主，那时期的罗马，大量的自由民则仍亲自耕种自由的土地。罗马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财产，因此是保守的；迦太基的大多数人民则没有财产，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黄金又渴望民主人士的改革呼声。在迦太基，早已遍行着大商业城的富裕生活，而罗马人的态度，至少在外表上，仍遵循往日的严谨与节俭。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曾告诉同事，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超乎一切想象，一套银器就足够整个元老院的元老用，不论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现的都是那同一套银器。这个笑话足以表示两者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同。
两者都是贵族政体，裁判控制迦太基，元老则控制罗马，两者又都采取相同的警察控制制度。迦太基统治局对行政官员严加限制，使他们处于依赖状态，又绝对禁止公民学习希腊语。凡与希腊人交谈，必须由公定翻译人员的传译，这些，都源于罗马政府所采制度的同一精神；但迦太基人的这种残酷而绝对的保护政策已濒于愚蠢，与之相比，罗马的罚款与检察就温和而合理得多。罗马的元老院是向有杰出能力者开放的，真正代表着人民，因此能够信任人民，也无需担心官员。迦太基的元老院，却是以对行政单位的猜疑控制为基础，只代表显赫的世家；它的制度之本质就是对上对下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相信人民会跟着它的领导前进，又恐惧行政人员的阴谋。因此也就产生了罗马政策的稳定性，从不会在不幸的时候退却一步，也从不因疏忽或冷漠而抛弃良好的机会；迦太基人却不一样，在最后的努力可能会挽救一切的时候，往往厌弃奋斗，厌烦或忘却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义务，任完成一半的大厦倾倒为碎片，只为的是在几年以后重新开始。也正因为如此，一般来说，罗马有能力的官吏跟政府都有良好的谅解；在迦太基，他却往往跟他家中的主子们站在不共戴天的仇视之下；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来抗拒他们，也常常站在改革派的一边。
迦太基与罗马均统治若干同血源的社团和许多异族社团。但罗马却向一个接一个的地区开放其公民权，使拉丁诺社团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可获得公民地位；迦太基却从最初就保持排外性，甚至不允许依附地区抱着将有一天处于平等立场的希望。罗马让有血源关系的社团分享胜利成果，尤其是获得的领土以及在国家所追求的其它利益上，它分给富人与贵族实质的利益，以此至少争取到于它有益的党派。迦太基则不但把胜利成果完全据为己有，甚至把最有特权的城市都剥夺了通商自由。即使对最低的臣属社团，罗马都不完全剥除其独立性，对任何社团都不课以固定贡金；迦太基则派遣监督者至一切处所，就连腓尼基人的古城也课以重税，而它的臣属部族则实际上已沦为奴隶国。因此，在迦太基一非洲联盟中，除了尤提卡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社团不因迦太基的陷落而在政治上与实质上受益的；而在罗马一意大利联盟中，却没有任何一个社团会因背叛罗马而利多于弊的，因为罗马总小心的避免损害到它们的物质利益，而又从不曾用任何极端手腕挑拨政治反对势力以起冲突。如果迦太基政治家们以利比亚人的叛变为更恐怖之事，来说服腓尼基民族的属民，让他们站在迦太基的利益一边，并用代用货币来安抚所有的地主，则他们就错估了人心，因为商场上的计算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政治。从经验得知，罗马的联邦政体，表面上看来虽似疏松，在抗御皮拉斯时却固若金汤；而迦太基联邦，在敌军登上非洲土地时，却像蛛网一样断为游丝。阿伽索克利斯和雷古拉斯登陆时是如此，在佣兵战争中亦是如此，当佣兵发起反迦太基之战时，利比亚的妇人自动把首饰献给佣兵，由这一点可以看出非洲的一般态势。迦太基的统治惟一显得略为温和的地方是西西里，而在这里他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果。他们允许西西罩的属民有更多的商业自由，而让他们照希腊的办法在岛内商务上用金属货币，而不是用迦太基的那种徒具其名的货币；他们行动的自由也比萨丁尼亚人和利比亚人多得多。如果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他们的政策就会立即改变。然而，叙拉古并没有。因此，由于迦太基政府小心经营的温和政策，在西西里就确实有一个对腓尼基人友善的党派；例如，即使在该岛已转入罗马人之手以后，阿格瑞根腾的菲立奴斯仍写了一部完全腓尼基精神的大战史。不过，整体言之，既为属民又系希腊人的西西里人，对他们腓尼基主子的厌恶必不亚于闪姆奈特和塔伦亭人对罗马人。
从金融观点言之，迦太基国家岁入无疑远超过罗马。但这个优势却被抵消了一部分，即迦太基岁入的来源——贡金及关税——枯竭得比罗马快得多（而且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而迦太基人的作战方式又比罗马人贵得多。
罗马与迦太基的军力来源是非常不同的，但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势均力敌。迦太基城被征服时，该城仍有公民七十万，包括女人与小孩，可能至少和第五世纪来的人口一样多。在那个世纪，当情况需要时，他们可以发动一支包括四万“自由民”重甲步兵。在五世纪初，罗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派遣同样强大的“自由民”军队到战场（i．437）；在这世纪的罗马联邦大量扩充之后，能荷兵器者必然至少增加两倍。但比兵员数目更重要的是，罗马的自由民军人有效得多。迦太基政府虽然急于诱导公民参军，却无法让手艺人与制造业者产生农夫的精气，也无法克服腓尼基人厌战的心理。第五世纪，在西西里军中，仍有两千五百名迦太基人的“神圣队伍”做总督的卫戍部队；但到第六世纪，在迦太基军队中——例如驻于西班牙的——除了军官之外，连一个迦太基人也没有。再者，罗马农夫不仅列入官兵名册，而且亲自上阵。两国的同血缘依附社团也是一样，拉丁诸社团所提供的军队不亚于罗马本身的自由民部队。但利比一腓尼基人却像迦太基人一样不娴于战争。很容易料见，他们比迦太基人也更不愿意战争，因此，他们也从军队里消失了。凡被课定派遣部队的城镇，可能都以金钱来代替。如前面所提的西班牙部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只有一团四百五十人的骑兵中有利比一腓尼基人，而且也只占其中一部分。迦太基军队的精英是利比亚人，在干练的军官训练下，利比亚新兵可以成为精良的步兵，而由他们组成的轻骑兵则骠悍无敌。除此之外，多少还可加上利比亚与西班牙的依附部落，以及巴勒尔斯著名的投石手，他们似乎介于联邦所派的部队和雇佣兵之间。情况必需之际，迦太基还可以从国外雇佣军队。因此，就以人数来说，你几乎可以想要多少就可以找到多少。而军官的能力，对武器的熟悉与勇气方面，亦足以匹敌罗马。然而，佣兵却需很长的时间才能召集成可以作战的部队，这段时间十分危险，而罗马的民兵却随时可以上阵，更危险的是——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军人的荣誉和自私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把迦太基军队结合在一起，而罗马人却因共同的祖国而有着最紧密的团结。一般的迦太基军官估计他们的佣兵，甚至利比亚农夫，都很像现代人在战场上估计炮弹一样，因此乃有358年希米科将军出卖他的利比亚军队的可耻事件，随之发生了危险的利比亚人叛变，以致留下了“迦太基的信用”（Punic faith，背信）的话柄，这件事对迦太基造成不少的伤害。迦太基尝到了奴工兵与雇佣兵的一切恶果，不止一次，它发现花钱雇来的奴隶比它的敌人更为危险。
迦太基政府不可能看不出他们军事体系的缺点，也无疑想尽办法以求补救。他们坚持金库与兵库的充盈，使他们得以在任何时候装备佣兵。他们对古代相当于近代之炮兵的事物付以极大心血——如机器的制造，这方面我们发现迎太基人一向比西斯里欧特人优越。如象的运用，以此取代战车（迦太基的穹窖中有三百头大象的厨房）。他们不敢为依附的城市建堡垒，因之使非洲的村镇冒着只要有敌军登陆就遭占领的危险——这跟意大利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大部分向罗马投降的城镇都保留着城墙，因此一连串的罗马堡垒制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但在首都的防务上，迦太基人却用尽一切财源与艺术，有若干次，该城之所以能够保全，完全是城墙之功。而罗马城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却如此安全，以致从未遭到过正式的围城。迦太基的主要国家堡垒则是他们的海军，这是他们最大心血投注之处。在船只的建造与处理上，迦太基人均超过希腊。有三层桨以上的船是迦太基最先建造的。而在那个时候，迦太基的战船大部分是五层桨的大划船，挂帆行驶通常也优于希腊船。桨手都是公有奴隶，训练精良，船长则为海战能手，勇敢无畏。在这方面来说，罗马远逊于迦太基，因为罗马的希腊人联邦船只固然不多，罗马本身更少，在无敌于西地中海的迦太基舰队面前根本不敢露面。
当我们把这两个强权的资源互比之后，明智而无偏的希腊判断或许已经出现：当两者开始发生战争时，将势均力敌。但我们不可省略一点，即迦太基固把一切智能与财力都用于攻与守的技巧上，它却无法弥补一个基本缺陷，即缺乏它自己的陆军，缺乏基础稳固的联盟。要想真正攻击罗马，必须在意大利行之，要想真正攻击迦太基，则必须在利比亚，这是谁都可看得出来的；而迦太基最后难逃此种攻击，也系任何人均可察见。在那个航海业仍处于婴儿期的时代，舰队并不是可以独自长久作战的东西，必须在有树木、铁和水的地方装备。在非洲本身就不止一次验证过，即使海军强国也无法阻止较弱的国家从陆地进攻。阿伽索克利斯既指明了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罗马将军便亦自可遵循；在意大利，入侵者登陆只不过是战争的开始，然在利比亚，却可以变成围城，而到了这一步，除非发生特别的意外，再顽强再英勇的城民到最后也只有投降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