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丁·路德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信仰而献出生命，但是，从他宣布反对教皇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马丁·路德开始伟大的斗争之初，他几乎是孤身一人在奋战。当时的形势对路德极为不利，支持路德的一方，只有威克利夫、洛伦佐·瓦纳·奥古斯汀等几位朋友，而反对路德的一方，却是受到大众拥护的教士们，而这些教士无不被大众视为博学、崇高、显贵、神圣不可侵犯、极具才华，而且手中握有强权的人。当皇帝召路德到沃姆斯去答复关于他的异端指控时，周围的人纷纷劝导他说：“这摆明是‘鸿门宴’，如果你去的话，很可能会就此失去宝贵的生命。因此，你还是逃走吧，逃得越远越好。”路德却仰天大笑道：“我不逃走，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只身去闯一闯。或许我在那里发现的魔鬼，要比这里公开张牙舞爪的魔鬼还要多出数倍，但我仍然决定前去会会这帮魔鬼。”当有人警告他当心乔治公爵的刻骨仇恨时，路德却淡定地说：“这没有什么可当心的，相反，我如果前去，公爵会更加感到害怕。就让公爵来审我吧，这样能让他发泄，也能让他熄灭仇恨的火焰。”
言必信，行必果，路德立刻动身出发，开始了前往沃姆斯的一段危险的旅程。当路德经过沃姆斯的一座古老的钟楼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歌唱道：“伟大的城堡，就是我们的上帝。”路德所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曲子，是他在几天前临时创作的，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歌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马塞曲”。在路德准备去会见迪埃特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名叫乔治·弗伦淡伯格的老军人，这位老军人拍了拍路德肩膀，对他说：“虔诚和仁慈的僧侣啊，我劝你注意你的言行，因为你即将要面对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比我们任何人遭遇过的最为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惨烈和悲壮。”路德却对老军人友好地笑了笑，说：“就算粉身碎骨，我也决心誓死捍卫《圣经》和我自己的良心。”
关于路德在迪埃特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历史上已经有多个版本记载，这里将不再一一赘述。没有人有资格审判路德，也没有人能改变路德坚持真理的信念，于是，皇帝只得亲自出马，劝说他放弃自己的信仰，然而路德却坚定地说：“陛下，除非您有极其明显的证据，或者《圣经》也指明我犯了错，否则我决不会放弃我所坚持的信仰，我也绝对不会违背我自己的良心而屈从于任何权利之下。因为，我所坚持的信仰，有上帝的支持和帮助。国王的命令和上帝的命令相比，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会有良知和道德。我的信仰既然得到上帝的协助，因此，我将不顾一切危险，也要躬行践履上帝和我坚持的信念。”面对路德一番富有真理的言辞，皇帝也只得干瞪眼，拿他束手无策。
后来，在敌人的多方刁难下，路德在奥格斯堡发表演说道：“若是我有500颗头颅，我也毫不吝惜地舍弃它们，但让我宣布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信仰，我便会像‘铁公鸡’那样吝啬得一毛不拔。”如同所有大智大勇的人一样，路德每遭遇到一次困难，他的勇气便能涨一分，他遇到的困难愈大，他所具有的勇气也就愈大。
我们还发现，那些高尚勇敢的人，在为正义付出生命时，他们绝不会忍辱偷生。据说，当厄尔·斯特拉福德昂首走向塔山的断头台时，他没有像那些被宣判死刑并执行凌迟处决的人那样撒泼般的喊叫，而是有如一位将军夺取胜利后凯旋归来般的喜悦。与厄尔·斯特拉福德一样，英国的约翰·埃利奥特先生也在同一地点英勇就义。在埃利奥特先生英勇就义前，敌对派企图劝说他“招供”，但他却嘲笑敌对派，说道：“我将纯洁的良心看得高于世上的任何一切，即使让我面对一万次的死亡，也动摇不了我的良心。”埃利奥特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曾在牢房里写下了《狱中随想》：“死亡，无非就是一个名词罢了，然而从容赴死却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工作。我并不害怕死亡，既然一个人有生的时光，便将有死的那一刻。倘若人活着，灵魂却丢失了，那将生不如死；倘若人死了，灵魂却活着，那将虽死犹生。聪明的人惟有认识到生比死更具有意义的时候，他才会选择生存下去；但是，聪明的人如果意识到死比生更具有价值的话，他们也会坦然地面对死亡。”
然而，埃利奥特先生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却最为牵肠挂肚着他的妻子，但是为了不辱自己的良心，他还是决定毅然地面对死亡。当埃利奥特先生被拉往断头台时，他看到了在塔楼的窗户前黯然神伤、泪流满面的妻子，于是，立刻从马车上站了起来，挥舞着他的礼帽，朝妻子喊道：“亲爱的，我要去天堂！我要前往天堂，却要将你留在地狱，这才是我的罪过！”车队继续前行，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人大声叫喊道：“埃利奥特先生，您现在坐在车里的座位，将是您一生中坐过的最为光荣的座位！”埃利奥特先生立即站起来，对那人行了一个绅士礼，说道：“的确如此，你说得对极了！我为我坐在这里而感到骄傲！”说完之后，埃利奥特先生便高兴地从容赴义。
虽然成功是对辛勤耕耘、不懈奋斗的人最好的酬劳，但是，这些成功人士即便在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时，仍在奋斗不止，因为他们知道，成功是对羞辱或偏见最好的报复。他们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勇气？其实，他们靠的是一种坚持正义和拥护真理的勇气。他们总是在生命的黑夜里播下奋斗的种子，同时怀着美好的憧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播下的种子能生根、发芽，继而根深叶茂、硕果累累。虽然崇高的事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要屡遭失败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但是，有数以万计的人却在没有到达胜利的彼岸时，就已经葬身于狂风巨浪之中。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成功与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同样，在衡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时，万万不可拿他们是否成功来作为度量标准，而要根据他们所遭遇的艰难险阻的多少，以及他们坚持不懈地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来衡量。
那些屡败屡战的爱国者，那些在敌人得意洋洋的呼声中慨然赴死的殉道者，那些坚持真理的伟大发现者，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典范。他们的高尚道德，甚至比那些最完美、最显著的成功更让人心潮澎湃。与这些高尚勇敢相比，那些在狂欢的肉搏战中表现出来的所谓勇敢，将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卑微渺小。
但是，世界上所需要的勇气，并非仅仅局限在英雄人物当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一种诚实、正直的勇气，需要一种绝不贪慕虚荣、入不敷出、打肿脸充胖子的勇气，也需要那些量入为出、不做作、不虚伪的勇气。
世界上的许多不幸和邪恶，都是因人们意志薄弱和优柔寡断所致，换句话说，也就是因人们缺乏勇气所致。那些优柔寡断的人，也许知道有些事情是自己不得不尽的义务，但是他们总是不能鼓起必要的勇气躬行践履。因此，那些意志薄弱和不守纪律的人，总是使得自己被一个又一个的诱惑所奴役和支配。他们在面对诱惑时，就连敢于说“不”的勇气也没有，从而总是奴性十足地拜倒在每一个诱惑的脚下。这个时候，若是他们身边的同伴也拜倒在诱惑的脚下，他们反倒鼓起“勇气”跟从，从而误入歧途，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惟有通过精神饱满的行动，才能锤炼一个人坚强的性格。每个人必须训练自己的意志，从而养成刚毅果断的性格，否则，与生俱来的那点可怜的意志力，不但不能抵制邪恶，而且还会不遵守道德，以致在邪念的驱使下与善念背道而驰。当你臣服于善念时，你也就获得了斩断邪念的力量；当你屈服于邪念时，就有可能跌入堕落的深渊。
还有，一个人要时时刻刻培养自己独立做出决定的意识，也必须养成在万分紧急的时刻依靠自己的勇气独自做出决定的习惯。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倘若你请求别人帮助你做出决断，那不仅对自己无益，反而对自己有害。普卢塔克曾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一次战斗中，有位马其顿国王以祭祀海格拉斯为名，便将军队撤退到邻近的一个城镇，设坛请求天神相助。但是，他的敌人伊米纽斯却在这个国王请求神助的同时，将胜利之剑握在自己的手中，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
我们一定要切记：一叠宣言不如一个行动，“少说多做”比“多说不做”要明智得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人的勇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表态了准备做的事情，到最后却没有动手去做；他们设计好了的计划，到最后却被束之高阁，没有付诸实施，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信口雌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勇敢的决断，缺乏生活的勇气。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生意场上，抑或是战场上，迅即行动要比长篇大论、纸上谈兵强过数百倍。迪洛生曾说过：“对一些简单的事情做或不做，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快速而简洁地表态；对一些关系重大的事情，若是情况相当明朗，就要当机立断地取舍。但是，那些意志薄弱者、优柔寡断者，却在这两件事情上，仍旧没有明确的观点，同样也不能做出果断的决定。这就好比一心想过幸福的生活，却不肯花时间去付出实施，他们总会将事情一天又一天地往后拖延，结果使得自己挨饿，身体也会受到损害。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决不能像布谷鸟那样懒惰，否则，就会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对于有些社会形成的不良风气，我们一定要用道德的勇气去抵制它们。格兰蒂夫人也许只是一个粗俗、平凡的个人，但是她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她已经成为一个不好的样板，对这个社会的男人，尤其是对女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受到影响的男人或女人，逐渐沦落到他们所属的那一阶级的道德规范的奴隶。在他们中间，存在一种没有意识到的、彼此反对的心态。因此，他们潜意识里觉得，每一个圈子或集团，每一个等级或阶级，都有它各自的习惯和礼仪。你属于哪一个圈子或者哪一个集团，就应该遵守那一个圈子或那一个集团的习惯和礼仪，而绝不能逾越和犯忌。于是，他们便开始分化和遵守了，也就出现了一些人甘于禁闭在时尚的围城里，而另一些人则甘于禁闭在堕落的围城里。这样一来，便很少有人能有真正的勇气，跳出他们既定的圈子之外去进行思考；也很少有人能有真正的勇气，置身于党派之外去行动，即使他们负债了、破产了，他们也仍然注重吃和穿，仍然要去追赶时髦。其实，他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是按照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所信奉的礼仪和习惯奴性地活着。他们固执地追求着畸形化了的时髦，却没有一个人能有勇气，去反对这种奴性的习惯，或是去改变这种不好的生活。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所著的《论自由》一书中，写道：“一切充满智慧和一切高尚的事情，通常都发端于某一具体的个人，而那些普通人却能本能地响应和支持这些充满智慧、极具高尚的事情，从而开始模仿，这样一来，社会才会向着积极向上、欣欣繁荣的快车道上驰骋。在这个时代，若能对时髦和风尚做到不随波逐流、不卑躬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因此，为了打破舆论的偏见，人们就需要有偏执的勇气。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了偏执的勇气，个人的品格坚强了，那么，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反之，这个社会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的潮流湮没。威胁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在一个民族里极少有人敢于偏执。因此，一个民族，她所孕育的天才数量愈多、精神的魄力愈大、道德的勇气愈强，那么，这个民族的偏执程度就会愈来愈深，这个民族也将越来越优秀。”
倘若一个民族的人们将伪善视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或者将伪善当作一种安身立命的本能，那么，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下滑，就会走向衰落。然而，近些年来，那些奴性十足的迎合大众的势头，却在迅速地滋生蔓延。这种趋势，势必将使得人们的良心变得越来越具有伸缩性，同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公务员的品质也受到了不良的感染。现在的人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自己私底下持一种态度，而在公共场合时又持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样的人虽然能在公共场合下迎合公众，但是在私底下会受到人们的蔑视和鄙视。在党派之间为了利益斗争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虚伪地转变立场，来换取自身的官位或者赢得他人支持的情况，但是，现在这种虚伪却波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不再因戴着“虚伪”的帽子而感到脸红，反倒会感到沾沾自喜和自鸣得意。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变得虚伪和狡猾，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到处充满仇恨和尔虞我诈。
同样，道德上的懦弱，也由社会上层扩展到了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当中。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倘若社会上层伪善、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那么，这样的风气必然会导致社会下层也跟着伪善、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这样的恶性循环，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社会上层人物，尚且没有勇气说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又怎么能寄希望于社会下层群众，勇敢地说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呢？社会下层群众仅仅只会跟随社会上层所树立的榜样来模仿，因此，如果遇到这样不良好的行为习惯后，他们也只会推诿、搪塞和闪烁其词，于是，他们便会模仿那些社会上层人物，说一套做一套，从而安然地享受他们的“自由”。
一个人在到处充满趋炎附势的社会里所获得的名望，决然不能使得有良知的人去拥护或者支持他，相反，这些有良知的人会誓死反对和孤立他。有句俄罗斯格言不得不让我们警醒：“若是处在一个随波逐流的社会，即便是那些脊梁笔直的人，也不可能真正从荣誉中站立起来。”这句格言启示我们，若是处在名利社会，那些追名逐利的人，他们的脊梁也都是由软骨构成的，也就根本不可能笔直地挺起他们道德的脊梁。然而，这些人虽然不能笔直地挺起脊梁，但是为了获得人们欢迎的掌声，他们却能在任何方向弯腰屈膝，而不感到丝毫的困难。
如果一个人所获得的名望，仅仅是靠阿谀奉承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隐瞒事实的真相、说和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蛊惑人民群众、甚至散布阶级仇恨以求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这个人所获得的名望在一切诚实、正直的人眼中，只不过是一堆厚颜无耻、卑鄙龌龊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