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并不能证明海员的勇气，惟有与暴风雨搏斗才能铸就、磨炼海员的勇气，也惟有在人们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丹尼尔如果你想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绝不要半途而废。在奋斗的征程中，前途也许遍布荆棘，但是一定要勇往直前！真正的勇士，在他们辛劳的汗水即将凝聚成胜利的时刻，他们也就获得了丰收，也就成功地抵达了胜利的彼岸。
——C麦凯在很大程度上，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由各个时代的勇气铸就的。因为极富挑战性的事业背后，都结满了诱人的果实，这些果实也就时常刺激人们坚定地、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它们。
——荷尔普斯我们内心都富有勇士精神，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幸的命运，使得其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勇士的精神，但是，意志坚强的人却绝不会屈从命运和天数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
——丁尼生世界上的很多成就，都归因于男人和女人的勇气。但是，这种勇气绝非指男人或女人的匹夫之勇，匹夫之勇与粗暴型的哈叭狗所表现出“勇气”大相径庭，不值得歌功颂德。真正的勇气，远非那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匹夫之勇可以相提并论，也同样不是那种杀人越货的“勇气”可以企及，而是来源于人类默默的努力和辛勤的耕耘当中，体现在他们为了真理和道义，敢于忍受和勇于承担一切痛苦之中。
惟有那样正义的或道德的勇气，才能铸就男人和女人的崇高的英雄气概。这种勇气，是一种探求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是一种维护正义的勇气，是一种诚实无欺的勇气，是一种抑制诱惑的勇气，是一种恪尽职守的勇气。如果男人和女人不具备这种勇气，那么，就根本不可能保障其他人的安全，也就不可能造就英雄的气概。
人类历史的每一次翻新和进步，都是人类通过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而积累所获取的宝贵的成功经验，慢慢总结而成。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与人类英勇无畏的勇气息息相关，也与那些思想的先驱、伟大的发现者和爱国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密不可分。在社会进步中，先驱者们所坚持的每一条真理或创立的每一种学说，都无一例外地要经过铺天盖地的贬损、诽谤和迫害，最后，先驱者们便要被迫冲开一条血路，从而最终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因此，海涅曾说：“伟人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那就是在他们发表伟大的思想后，就要准备为伟大的思想而殉道。”
詹姆斯·罗素·洛厄尔说：“在真理面前，许多人在浩瀚的典籍中耗尽毕生的精力，苦苦寻觅真理，经过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一生的辛劳和汗水，才如愿以偿地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中。”许多懦弱的人找寻真理，许多不幸的人渴望真理，但是，惟有真正的勇士为了探求真理，一次又一次英勇地进行着战斗！即使在生命的危急关头，这些勇士仍在为获得真理而斗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热爱真理，在他们心中，能够捍卫神圣的真理，既是一种对幸福的真切体验，又是一种幸福的收获。
因为时代的偏见，苏格拉底的崇高学说违背了当政者的意愿。他的学说因激励青年蔑视国家的监护神，而被指控犯有败坏雅典青年的罪行，因此，他不得不在72岁时饮鸩自尽。然而，苏格拉底有着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那些群氓或暴民，他想到了用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在临死前发表了流芳千古的演说，他对法官们说：“现在是我们分离的时候了，我将从容赴死，去面见拥有真理的上帝，而那些不能理解我的人就要留在人世间受罪。但是，除了上帝知晓外，没有人能预见，我和你们究竟谁会名扬千古！”
在真理面前，苏格拉底选择了以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苏格拉底一样，在社会进步中，有许许多多的伟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宗教的迫害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布鲁诺因揭露他那个时代风行却是错误的学说，便被活活地烧死在罗马。当宗教法庭宣判布鲁诺的死刑时，他却骄傲地说：“同我慷慨地接受你们的死刑宣判相比，你们在宣判我的死刑时，心里会感到更加害怕和畏惧！”
布鲁诺之后，伽利略也惨遭了迫害。伽利略是一位科学巨人，但是他在科学上的名声与他作为一个殉道者的影响相比，也要黯然失色。因伽利略教授的关于地球运转的观点，他受到了教会的强烈谴责，终于，在伽利略70岁高龄的时候，教会实在不能忍受他的“异端邪说”对民众的影响，于是，将他羁押到罗马。尽管伽利略没有遭到严刑拷打，但他要被终身监禁在宗教的牢狱中。不但如此，邪魔般的教皇做出了一个万恶的决定，那就是在伽利略死后，他的尸体不能安放在坟墓之中。
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罗杰·培根，因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而惨遭迫害，而且，他在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也被阴险之人指控为兜售巫术。因此，他的著作遭到了谴责，他本人也遭到了长达10年的监禁，最后死于狱中。英国早期的思辨哲学家奥卡姆，因其“异端邪说”对民众“蛊惑”极大，最后被教皇开除了教籍，流放到慕尼黑，并在慕尼黑抑郁染疾而辞世。
同布鲁诺和伽利略揭示了“天国”的本来面目一样，维萨里因揭示了人的本来面目，而被宗教法庭视作“异端分子”加以迫害。在当时，尸体解剖是被禁止的，而维萨里敢于通过实际的尸体解剖来研究人体的构造，虽然维萨里为研究一门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宗教法庭宣判维萨里的死刑时，由于西班牙国王站出来为维萨里说情，维萨里躲过了死刑的劫难，但是宗教法庭坚持让维萨里远赴到千里迢迢的圣地去朝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维萨里终究没有逃脱厄运，在他从圣地返回的途中，因贫困发烧无钱医治，最后在一个叫桑德的地方，死神夺走了他的生命。由此，正处于生命盛年期的维萨里，成了他所热爱的科学的殉道者，他的死让无数人涕泣惋惜，也让无数人认识了他所坚持的真理。
16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发表时，因其带有“危险的革命”的倾向，在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一阵雷霆震怒的反对声。针对培根的《新工具》一书，有个名叫亨利·斯塔布的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借以反对培根的新哲学，他甚至武断地将所有的经验主义哲学家痛斥为“亲培根的一代”。《新工具》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连英国的皇家协会都反对它，认为它是“经验哲学的颠覆，借以动摇基督教的信仰”。于是，培根忧郁地写道：“我宁愿信仰传说中的信念、犹太教法典和《古兰经》，也不愿信仰这一没有科学思想的伪教条。”
哥白尼学说发表后，不仅其本人遭到了宗教的迫害，就连其拥护者也被宗教法庭指控为异教徒而加以打击和迫害，于是，开普勒便被宗教法庭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开普勒被宗教法庭指控时，在别人询问原因时，他开玩笑地说：“他们说我有罪的原因，就是我总是攻击与上帝命令一致的地方。”虽然伯奈特主教认为牛顿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但是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他也被指控为有“推翻上帝”的罪行。同样，富兰克林也因为揭示了雷电之谜，而遭到了与牛顿同样的指控。
这些因坚持了真理，而被宗教打击迫害的伟大人物，简直举不胜举。笛卡儿的哲学被宗教斥责为“敌对邪说”；洛克的学说也被宗教定性为“背叛了的唯物主义”；犹太教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观点违背了宗教教义，而将他开除了犹太教籍。此后，斯宾诺莎便被人跟踪和追杀，但是，斯宾诺莎为了坚持自己的真理，一直保留着与邪恶抗争到底的勇气。正因为有了这份勇气，他完全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直到他去世时，虽然家里一贫如洗、惨淡凄凉，但他却告诫后人：人一辈子只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就能活得坦荡和踏实。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布坎南博士、塞奇威克先生以及其他资深的地理学家，都被指控为企图推翻《启示录》中有关地球形成及其历史启示的“背叛学说”。纵观历史，在天文学领域、自然历史领域以及物理学领域，伟大的发现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偏执和心胸狭窄的人的践踏和攻击，并被他们痛斥为“异端邪说”。
与那些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伟大人物相比，还有一些拥有伟大发现的人，虽未被指责为敌视宗教，但是也受到了同行的嫉妒和公众的强烈谴责。哈维博士发表他的血液循环理论后，整个医学界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并封锁他所从事的医疗事业。后来，他的朋友也只得通过含蓄或者其他不公开的方式，为他打抱不平，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奥布里。奥布里在其所著的《威尔郡的自然历史》发表后，对周围的人间接地提到了哈维，他说：“哈维亲口告诉我，自从发表了血液循环理论一书后，他的医疗事业就遭到了同行的排挤，他的业务也遭到了不明原因的锐减。”与哈维一样，约翰·韩特尔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所做的几件好事，无不伴随着艰难险阻，无不要遭遇到巨大的打击。”查尔斯·贝尔先生从事着神经系统的研究，他也经常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挤，于是，他便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如果我不是被打击得这么贫困，如果我不遭遇这么多的烦恼，我现在该是多么的幸福啊！”查尔斯·贝尔在神经系统发面发现了生理学上最伟大的规律，但是他慢慢发现，自从他的发现发表后，他的业务就明显地“缩水”了。
伟人们在各个时代所投入的热情、专注、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巨大的勇气，才创造了一个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也因此使得人类现有的知识领域不断地向前扩展，从而使得人类能够更加丰富地了解地球和人类自身。在发现并坚持这一真理的过程中，无论与伟人们同时代的人们怎么谩骂和反对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成为极具荣誉的开明人士，同时也阻碍不了他们的真理得到昭雪。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每一次褊狭地、不公正地对待历史上的科学巨人，都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无数深刻的教训。这一教训启示我们，真理的发现都是经过了伟大人物的诚实地思考，认真地总结，以及客观地论证之后，才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在面对他们自由自在地说出自己的信念时，我们就应该保持克制，万万不能以势压人。先贤柏拉图曾说过：“世界就是造物主交给人类的书信。”因此，我们人类既然要研读造物主的书信、诠释造物主书信里面的真正意义，就要使人类更深刻地感受上帝的力量，就要使人类更加真切地感受上帝的智慧，就要使人类更加感恩戴德于造物主的恩赐。
正如光荣是信仰的勇气一样，坚持科学的真理也是殉道者的勇气。那些发现真理的男人或女人，为了问心无愧，为了消除世人的偏见，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甚至在没有丝毫的鼓励和同情的环境中，他们也能温驯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从这些坚持真理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勇气，这种勇气远远高于那些在炮火连天、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那些懦弱的人，在受到战友们热切的同情与鼓励后，或者受到军中楷模的激励时，也会深受感染和启发，从而变得充满斗志。
时间或许会逐渐淡忘那些殉道者的名字，但是这些殉道者即使在面临艰难险阻、惨遭不幸和身陷绝境之时，他们也仍然会在世界的道德战场上坚守正义；他们也会英勇无畏地坦然面对一切阻力；他们也会为了坚持所信仰的真理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最为宝贵的生命，绝不会背弃自己对真理的虔诚和信仰。在历史上，那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无不表现出极其达观的勇气，从而继续为人类做一些极富睿智的历史预测。有时，坚持真理的人不乏一些温文尔雅、贞淑娴静的女性，她们和英勇无畏的男人一样，为了坚持真理和正义，也都能表现出极其坚定、无所畏惧的勇气。
在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女性当中，安娜·阿斯库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人物。她在被施以“脱肢”的残酷刑法后，骨关节当场脱臼，疼痛难忍，但是她却没有呻吟一声，而是纹丝不动地静静地注视着刽子手的脸，同时，她也绝不妥协，绝不向神父忏悔，也绝不放弃她坚定的信仰。与安娜·阿斯库一样，拉迪米尔和里德利也表现出了这种英勇无畏的勇气。她们既不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也没有在临刑就义前表现出惊惶紧张，而是像新娘一般，欢快地走向祭坛，慷慨赴死。不但如此，她们还互相祝福，她们说：“我们要振作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将要沐浴造物主的恩赐，我们将要在英格兰点燃永不熄灭的智慧之火，而这一智慧之火所折射出来的理性之光，将会恩泽到整个英国。”还有贵格会的教徒玛丽·戴尔，当她在给民众布道时，却被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认定为“蛊惑人心”，要将她处以绞刑，然而她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了绞刑架。就要赴死前，她还心平气和地对周围的人们发表了就义演说，演说完后，她便任由刽子手施刑，然后平静而快乐地驾鹤仙去。
虔诚和善良的托马斯·莫尔先生，绝不愿背弃他对真理的信仰，于是他便心甘情愿地走向断头台，慨然就义。莫尔先生对他的侄儿罗波尔说：“孩子，要记住，敢于战斗就等同于你已经取得了胜利。”据说，诺福克公爵告诫莫尔注意危险，他说：“总之，莫尔先生，与帝王抗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旦帝王愤怒，他们便会使得整个国家尸横遍野、流血千里。你现在的生命已经堪忧了，而你还选择白白地牺牲，这样做又有什么价值呢？”莫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勋爵先生，我真的白白地送命了吗？即便如此，我和您的区别也不过就是我今天死去，而您则稍后死去，只不过我们死的时间顺序不同罢了，但是我的价值就在这里，或许我的死能名扬千古、万古流芳。”莫尔先生坚信真理总有出头的那一天，因此，他最终决定坚守自己的节操，那就是敢于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真理的复苏，他不觉得死亡有多么的可怕，只是觉得死亡让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
霍顿曾说：“在德国，没有人比马丁·路德更视死如归。”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对现代思想自由以及维护人权观念所做的贡献中，马丁·路德的贡献可谓最为巨大和影响深远，而他坚持真理的勇气也被永久地刻录于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