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同志的学术活动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善于团结、培养年轻同志，和年轻同志齐心协力，共同做出新的贡献。这固然与外庐同志长期担任校长、所长的职务，有权延聘人员有关，主要还是表现了外庐同志的宽广的胸怀。《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人中，在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同志以外，还有“诸青”，即几位年轻同志。到了现在80年代，当时的诸青都已成为名家了，对于思想史、古代史的研究都做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当时外庐同志的提携、鼓励之功是值得称诵的。
外庐同志最后几年主编的专著，如《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其中大部分篇章都是中青年学者执笔撰写的，其成就之丰富也是令人称赞的。外庐同志对于中国史、中国思想史的巨大贡献，彪炳史册。
1988.10.20.
（原载《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版）
《宋明理学新探》序
张岱年
所谓宋明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凡是研讨道德、理气、心性等哲学问题的，都可称为理学。张载、罗钦顺的气一元论，程颐、朱熹的理一元论（亦可称理气二元论），陆九渊、王守仁的心一元论，都属于理学。从狭义来说，程朱、陆王虽然主张“性即理”与“心即理”有所不同，但都以“理”为最高范畴，可专称为理学。而张载、罗钦顺则以“气”为最高范畴，不以“理”为最高范畴，与程朱陆王都有所不同。我自己的看法是，程朱陆王的学说应称为唯心主义理学，而张载、罗钦顺的学说应称为唯物主义理学。
唯物主义理学所包含的积极内容较多，例如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肯定物质的气是永恒存在的。唯心主义理学中，程朱学派宣称“理”是超越天地万物之上的实体，陆王学派把“理”归结为“心”，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理学主要是为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到后来更起了阻碍社会改革的反动作用。但是，理学对于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至少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理学家宣扬民族大义，反对投降派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勾当，在这一点上与广大劳动人民有一致之处。第二，理学家强调“为人之道”，主张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反对苛政暴行，要求裁制贪官污吏的不法活动。这些倾向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多年以来，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对于唯心主义理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恐怕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要认真研究理学家的理论思维的形式与内容，要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才能对理学作出正确的评价。
贾顺先同志研究程朱陆王的理学思想，确有心得。近几年来，发表了关于宋明理学的论文多篇，近来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一书，题为《宋明理学新探》，对于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这是可贵的，这是近年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成果。我抽读了几篇，感到内容分析深细，态度公允。顺先同志希望我写一篇序文，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感想写了出来。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1986年10月15日
儒学与现代化建设
——论儒学的革故鼎新与现代化的意义
张岱年
儒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主导的地位。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而儒学的影响大于墨学。汉代以后，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隋唐时代，儒道佛并称三教。到宋代而理学兴起，对于佛老进行了理论的批判，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儒学对于中国二、三千年来的政治、教育以及社会风俗都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十五世纪以前，无论物质文明和精稗文明，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于是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迟迟不能转入近代，主要原因在于儒学，认为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但是，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这些地区也在提倡儒学。日本有些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上采用了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颇著成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都重视儒学。这又证明，儒学不是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究竟如何？颇值得认真研究。
平心而论，儒学之中有陈旧的过时的内容，也有一些历久常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内容，汉儒提倡“三纲”，宋儒宣扬“礼教”，确实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儒学宣扬人格价值，肯定人格尊严，同时强调社会责心宣扬个人对于社会、民族的义务。这些思想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与坚韧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这些思想仍然发放出真理的光辉，能发人深思，促人前进。对于儒学思想，去粗取精，革故鼎新，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希望各位学者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展开深入的讨论。
1992.6.27
（该文为张岱年先生在四川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主题学术报告”）
喜读《梁漱溟哲学思想》
张岱年
梁漱溟先生1988年去世时，我献了这样一副挽联：“善养浩然之气有学有守，弘扬中国文化立德立言。”这表达了我对梁先生人格风范的敬仰之情。梁先生故去前后，学界出现了不少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但是，关注其人生足迹、心路历程、文化模式者较多，而对其哲学思想作专门研究的似乎少一些。最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齐勇、龚建平二同志合著的《梁漱溟哲学思想》一书，丰富了这一研究。该书共十章，二十六万余言，翻阅一过，甚为喜慰，觉得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较为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梁先生的文化哲学观、中国文化观、儒学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人生哲学，并分析了梁氏哲学思想渊源和时代特征。该书集中剖析梁先生独特的“理性”概念，指出梁氏融合中西，将“理性”界定为道德本心，同时又涵盖了人的社会存在的丰富性和完满性。作者认为，“理性”是梁氏思想和行为的核心，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本体理性的层次性。
第二，紧扣时代主题，力图在中西文化交汇、冲撞的背景下再现梁先生思想的性质及其作用。梁先生一面痛斥国粹派的腐朽僵化，一面力辟西化派的流荡失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试图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精义，吸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接纳、融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不仅如此，梁先生还敏锐地指出：“中国不要因目前的解救燃眉而重蹈现代西方社会的老路”，而是“要将西方已完成的历史任务和它目前正要进行的事业一并完成”。据此，作者认为，梁先生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国如何现代化，而且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后现代的关怀，故作者将梁先生定性为二十世纪中国以固守传统文化精华来回应西方挑战的代表人物。
第三，作者以做人与为学的统一为线索，详细阐述了梁先生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各方面。作者认为，梁先生并非是以思辨见长的职业哲学家，他自己也无意于建立严格的哲学体系。推动他去探索、去思考的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现实危亡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而一旦他的探索有了初步的结论，马上就会付诸实践，从其早年的《穷元决疑论》到中年的“乡村建设运动”，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样，本书不仅贴切地诠释了梁氏哲学，同时也突出了他强烈的人文关怀。
第四，作者认为，梁先生虽然出入诸家，点评中、西、印文化，然而他最根本的方法却是体验式的探求，而这正是理解其文化哲学的一把钥匙。据此，作者对应于重分析、重推理的思维方式，对体验方法的直觉性、综合性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并以此品评了梁先生哲学的长短与得失，指出了其主观性、模糊性乃至一定程度的独断色彩等弊病。
当然，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比较研究”部分，如能在与王阳明、海德格尔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而加强其与同时代的熊十力、冯友兰以及各种思潮的比较研究，可能更会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感。
（原载1997年3月22日《光明日报》第八版“读书与出版”专栏第184期）
《回眸新青年》序
张岱年
学术和思想文化总是在开放和自由争鸣的宽松气氛中跃进和繁荣，在整齐划一、一个调子的沉闷状态下萧条和枯萎。通观起来，这种情形不仅无分于古今，也无分于中外。
幸运的是，在中华民族从古到今5000年的历史中，虽然自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是也出现过两次社会大变动时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便是近现代时期。在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人们的生活可能不稳定，却极其有利于思想和学术的茁壮成长。时代灵感和思潮，往往都在这种时期涌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盛况，是中国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到了近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国的先知先觉者都在寻求“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五四”运动掀起了文化变革的高潮。中国历史上的近代，尤其是现代，充满了波澜壮阔的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显著特点。第一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一方面是实证科学的输入，自然科学受到公众的重视；一方面是哲学、政治、经济等种种思想和观念的输入。就哲学而言，西方的古希腊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大量开始涌进；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于是使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受到一些人的赞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开始传入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关于西方哲学水平较高的译著并不多，但对中国思想界所引起的震撼却异乎寻常。第二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清代末年，守旧的顽固派固守中学；维新运动失败后，又出现复古逆流，出现了一个孔教运动，要把孔子作为教主，确立起“国教”；“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了对“尊孔读经”的批判，多方位地检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弊病，使“儒学独尊”成为历史的过去。
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无法不把它同《新青年》杂志联系起来，正如谈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能不把它同黄河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易白沙、高一涵、蔡元培等一批大家的名字分不开的话，那么这批大家活动的舞台就是《新青年》。正是在《新青年》这个舞台上，他们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从旧道德到新道德、从旧学到科学、从君主专制到自由民主、从旧文学和文言文到新文学和白话文等等，他们在这广阔的战线上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转型壮举。对于《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贡献，蔡元培和胡适在30年代分别曾有这样的评价：“《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这是对《新青年》杂志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温故而知新。在世纪相交之际，重读《新青年》杂志，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新青年》杂志的初版和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求益书社的重印版，至今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成为图书馆的珍藏，已不易看到了。特别是初版，虽然50年代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影印版，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仍然阅读不便。张宝明同志和王中江同志从《新青年》中选出重要文章重新编排，题为《回眸〈新青年〉》，这是《新青年》杂志的第一个编选本，它对于研究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是有重要意义的。编者邀序于余，于是略述《新青年》的历史功绩和重编价值，向读者推荐。
1997年4月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