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被取代了……就像是到达了蒸发点、熔点、沸点或其他类似的点，到达了某种令任何物质都会改变状态的温度。
——荒井晴彦，《振荡器》
上下班高峰时期的交通真是具有能使人发狂的特质。没有比驾驶着一辆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的车，一小时却只能挪动两英里更令人抓狂的事了。被堵在水泄不通的公路上，我们激烈地诅咒其他所有往返于上下班路上的人们的存在，却忘了事实上我们也恰好处于相同的窘境之中。
看来靠左行驶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同。（日本行车靠左，美国靠右。）
横滨居住区道路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一条狭窄的小巷，其宽度，在美国只能作为让一辆小车通过的单行道，在这却是日本典型的、繁忙的双向道。由于空间限制，在日本，自行车、摩托车、踏板车、学生的校车共享同一条道路也是很典型的。简而言之，每辆车都要与其他的车碰撞着行驶。
在横滨的路上开车，我第一次感觉到现实世界烂透了，我应该尽可能长地待在学校里。我经常因为选择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而咒骂自己，为我不能再随意翘课而哀悼——因为我毕竟是个老师，而感觉情绪不稳定，也不再是能待在家里一周的合理借口了。
仿佛我的生活压力还不够大似的，在我随后去上班时，我的小车的刹车又赶巧地出了问题。每当我要停车的时候，我都像经历一次新奇的冒险。有时候刹车会发出吱吱声，有时发出隆隆声，并猛地一抽让整辆车都跟着剧烈震动，像是车子遭遇了地震。
我理所当然地立刻把这种窘境报告了伊东小姐，她把我的车送到店里去检查修理。
“我真不敢相信她们没有给你一辆新车。”凯伦说，满脸对公司的厌恶之情。
“福田是个小气鬼。”帕姆说道，两人心知肚明地交换了眼神。
在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成为她们抱怨俱乐部的一员。然而两个星期后，我的车刚被修好，刹车又开始发出尖锐的声音。
“校长今早晚些时候会在街区开你的车试试。”当我第二次去抱怨时，伊东这么告诉我。“所以你要保证车是干净的。”她坚持。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她的建议。
那天晚些时候伊东第二次来到我办公桌前，她的眼神有一丝紧张。
“老板说你的车很正常。”她低声说道，眼睛看着地板。
“什么？”我一定是听错了。
“福田先生刚才开着你的车在周围街区逛了一圈，他让我告诉你车子一切正常。”显而易见，转达这种消息让伊东感到非常惭愧。但同时，她不会在任何立场上替我辩解。
“你疯了吗？”我严肃地问她，我的声音吸引了办公室里每个人的注意力。轮到她震惊得站着不说话了。“我车上那该死的刹车根本就没用！！”我大声说道。
“丽亚，没办法的，”她转而用日语回答道，“他是老板。”当了解了情况后，所有的外国职员看起来都非常生气和担忧，而除了惯有的焦虑外，伊东仍然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
“不，不能就这样，”我坚决地说，“对福田先生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如果他不给我提供一辆新车的话，我就不干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去适应日本的文化，但同时我也不会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在这方面，外国人与日本人是有着不可改变的区别的。
说完，我冲进盥洗室，生气地哭泣了五分钟，然后才回去工作。作为成年人工作后的另一个讨厌之处就是我再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哭了。
这次爆发使我最终得到了一辆公司提供的新车，但也是有代价的。办公室里的日本职员开始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看待我。我一进屋，她们就停止对话或者开始耳语。她们认为我是一个容易激动、危险的人，是对公司和谐有害的障碍物。
差不多同时，寄宿在小鲇家好几个月之后，我的日语有了长足的进步，好到不能再继续维持和平，我终于在家里爆发了。回想寄宿家妈妈教我的那些“功课”，可以说，所有的事里，我的愤怒最集中于女人的内衣方面。
为了能说清楚这次冲突，我要暂时离题解释一下日本女人内衣的历史。事实上，日本女性的传统打扮是在和服或围兜裙里不穿内衣的。然而，从20世纪早期开始，日本妇女的服装逐渐西化。另外一个重要的促因就是1932年东京百货发生的大火，在那场大火中很大一部分伤亡是那些穿着日本传统服饰的妇女。因为她们只用一只手抓着安全绳，另一只手要拉着裙子避免飞起走光，所以很多都从安全绳上摔了下来。
自从这次悲剧发生后，日本女性的服饰有了西化的需要，特别是在内衣方面。内衣在理论上可以使妇女更自由地活动，因此内衣被认为是性别平等的象征，其对女性隐私部位的保护也被视为一种解放。但是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这次解放是短暂的，因为到20世纪末，日本逐渐演变成内衣偷窃者的天堂。西方女权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批判日本，因为日本在自动贩卖机里出售女学生的二手内裤。他们这样做是不明白内衣是从西方送来的“礼物”。
事情是这么发生的。一天晚上，小鲇的妈妈进了我的房间告诉我，以后我要把我的内衣藏到洗衣筐的底下。正如你们所知，她很担心外面的人可能会通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我的内衣。她试着向我解释在日本女人的内衣和长袜是多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心里想的却是，为什么我得帮她的丈夫折内衣，却不能把自己的内衣放在自己屋里的洗衣筐的上面。
我厉声打断她，这一点特别令我生气，因为我在治疗和互助小组上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学会不再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我不能让我的进步付诸东流。我一直告诉自己，当性别压迫开始普遍存在的时候，就必须要停止“接受别国文化”。
这大概是我最鲁莽的行为了，我印象中第一次用英语对寄宿家妈妈说话。
“这太愚蠢了！”我用英语怒吼着，转身离开。
“啊？”她真的震惊了。
“没事。”我转而用日语咕哝道。
当她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的房间时，我几乎以为自己胜利了。但是十分钟之后，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手里拿着我的日英电子字典，念出了“愚蠢”这个英文单词的日文意思。我们用日语为了内衣问题吵架，第二天早晨我没有跟她们一起吃早饭。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雇主商量，暂时住在一个老师在学校里的住处，凯伦和帕姆也住在那儿。在那儿，我开心地喝着纸盒里的橘汁，随便乱坐在桌旁，在东京玩到很晚都不回去，并且怀恨地把内衣扔得屋里到处都是。我成了凯伦和帕姆“苦涩社团”的正式成员，我们三个开始更频繁地出去参加社交活动了。
在这个地方有一家连锁酒吧，叫做“毒气恐慌”（Gaspanic）。这家酒吧因为它的外国服务员和客人而出名。在这里，有一条规矩：所有的客人手上必须有酒，否则就会被要求离开。
一个周四的晚上，我和凯伦、帕姆及一些其他的同事一起来到“毒气恐慌”。但晚上的早些麻烦发生了——我的钱包丢了，虽然后来在同事的车座下找到了它。但当时我正需要钱再买一杯酒，才发现钱包没了。我疯狂地寻找，却被一个讨厌的酒吧男招待反复地打扰，他警告我，要么买酒，要么离开。毕竟这是酒吧的规矩，没有例外。
我无法避免地忘记了我的礼貌，冲他喊道：“去你的，我钱包丢了，好吗！”接着我乱踢乱叫地被人从这个地方赶了出去。我暴怒，拒绝离开，除非见到经理。帕姆和凯伦走下楼和我谈话，帕姆说如果我不想被警察带走，就应该冷静地离开。当我最终离开，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时，我大声尖叫着“我恨日本”，眼中噙满酒醉的眼泪。
我独自一人离开了酒吧。
尽管酒醉暴怒，但比起日本或者那些把我丢出酒吧的人，帕姆那天晚上的话更让我寒心。虽然她只能算是我半个朋友，但是她与我作对，砰地一下关上了氧气孔，让我憋死在自己的愤怒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左前臂又有了新的伤口。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成功地控制了自己，戒掉了自残的毛病，现在这种“节制”却随着我的皮肤一起破碎了。
多亏是在冬天，我可以穿长袖的衣服。
其后的一段日子，我非常想念小鲇。所以，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鼓足勇气，积聚耐心，回到了我的寄宿家庭。周一的晚上，我一手拿着提箱，一手拿着一包糖果回到了那里。小鲇兴奋地一边喊着“丽亚！”一边无拘无束地跑过来拥抱我。寄宿家的妈妈按照礼节，冷冷地接过礼物，但她还是做了我在这个季节的最爱——带有蔬菜的冷面——作为晚饭。
作为回报，从那以后，我只好痛苦地把我的内衣藏好。但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和“妈妈”之间已经有了无法修复的裂缝。虽然这个女人教我说日语，但我深刻地了解到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母亲。在第一次冲突发生后，屋子里的气氛有了很明显的改变。
从那时起，我感到我来日本的生活里好像流失了某些东西。我变得焦躁不安，在喜欢小鲇的感情和对她妈妈不断积累的怨恨中痛苦挣扎。
我很想让小鲇做我的孩子。她是个那么聪明和富有洞察力的孩子，我真遗憾她有位那样的母亲。有一天，当我推着她玩秋千的时候，她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啊？想当护士还是空姐啊？”如果小鲇是我的女儿，我们会一起看电影，一起参观现代艺术展览，一起参加女权主义电影节。我们会把自己打扮成公主，相伴着去参加盛宴，在那里追求我们的人会用牙刷为我们擦洗鞋子。
一天晚上，我的小妹妹尝试着用她的书法钢笔把我的头发涂成黑色。“别乱动，”她命令我，“这是个惊喜，我要把你变成日本人！”她的意图很明显：如果我变成日本人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再离开她了。有几次，我不得不淋浴把我金发上的墨水洗掉。我试着按照她的逻辑思考，但是她的小小愿望实在是有些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