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在乎你？”爱丽丝说，此时她已长大成人，“你不过是一副纸牌。”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我的确努力奋斗了。回到纽约后，我在皇后区一家亚洲人开的学前教育学校里，找到了份当老师的工作；在曼哈顿区外，也接了一些自由的翻译工作，完成了硕士课程，写了份阅读计划。还在研究生班上遇见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和这个不喝酒的男人开始了恋爱。
这一切都发生在四个月之内。可以看出玛丽给了我多大鼓励。
然而当我长久以来回东京的梦想终于实现时，却沮丧地发现天堂酒吧已经歇业了。问到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我更觉得天堂酒吧关门是因为没有生意。
说不清楚那时我为什么到德斯蒂妮的皇宫酒吧工作。天知道我多不想再当陪酒女郎。如今我拿着硕士学位回到日本，没有做比我的水平低的工作，而是做比我的水平低得荒谬的工作。然而，与其在典型的日本企业里谋份差事，天天去传达室擦地板，因为这是给新人预留的工作，我宁愿做个陪酒女郎，陪酒让我觉得自己熠熠夺目。我不确定自己更喜欢被关注还是更喜欢酒精。不管怎样，我都没法不当陪酒女郎。
陪酒女郎的流动性很大，皇宫酒吧只有一个三年多前我就认识的陪酒女郎。而且直到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我才认出她，她比上次见面时老了近十岁。天堂酒吧里我熟识的那些女孩都以自己的方式陪客，她们都既迷人又健谈，精通调情的艺术，皇宫酒吧就不一样了，德斯蒂妮雇了很多来自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金发女郎，但她们都像砖头一样闷闷无言。
那些俄国女人，虽然不喜欢我，但还算聪明的了。她们中大多数日常日语都说得非常好。然而，那些新来的女孩就几乎一个字也不会说了。这样最好，漂亮而没有大脑的女人不开口说话反而更有魅力。
和天堂酒吧不同，皇宫酒吧（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觉得应该把它称做地狱酒吧）的生意真是兴隆。规矩如往日一样严格，客人进进出出，插花的速度也快了。原先“竹竿”似的酒保不见了，取代他的是三个矮得多的男人，我把他们称做“小竹竿”。他们比原先那位更乐于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实话，世界上就有这样一类男人，他们到这种酒吧里找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对漂亮女孩颐指气使。
幸运的是，我在皇宫酒吧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在皇宫酒吧工作的第二天晚上，德斯蒂妮就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
“你年纪太大了，”德斯蒂妮像是心血来潮做了这个决定，“别来了。”
“我才二十五岁。”我反驳道。
“你显老，”她断然决定，“别回来了。”
尽管二十五岁在陪酒女郎中算得上中等年龄，但我觉得德斯蒂妮妈妈辞退我不是年龄的原因，更可能是她听说我曾在玛丽妈妈那里工作过，全银座的人都知道她俩是死对头。
这件事让我彻彻底底地认识到德斯蒂妮没有灵魂。人家都说只有死人才会永远年轻，用这句话来解释德斯蒂妮为什么永远看起来那么年轻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的自尊被猛猛敲了一锤，狂怒冲上头来。
“你敢再骂一遍试试看？”她气得要冒烟了。
“你—是—什—么—东—西？”我马上还口。从没听过这样的话，她发出一声像发怒的驴子一样的叫声，刷地拉上办公室的白色门帘。
“你能做的就这些？”我冲动地掀开门帘，把头伸进去，对她说。这时，我意识到这个轻飘飘的门帘却代表着她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崇尚顺服的文化里，还从没有人敢打开她的丝绸门帘。
“我告诉你你是谁，”我的怒火被龙舌兰酒引燃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你什么都不是！你做的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事业！你只会剥削人！你什么都不是！”
“把她拉出去，她疯了。”德斯蒂妮命令她的小棒子们。他们都是身材矮小的家伙，不懂得怎样把一个人扔出酒吧去。他们只会伸着胳膊，张开手掌，指向大门，就像引着小姐入座一样，我最终听了他们的话，离开了。
我不好意思告诉约会超人，这么快我就被人从皇宫酒吧赶了出来。所以想也没想，我就决定再也不回他的电话，这是终结一段虚伪的感情最常用的办法。
“美知开酒吧了？”第二天晚上，我问婕蒂，不敢相信。“美知？”短短的时间里东京的变化太多了。“我才离开了四个月，东京就什么都变了！”我大叫。
回忆却偏让自己觉得老了，让我觉得过去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做得更多些。美知都有自己的酒吧了，可我为什么还没有在联合国当翻译呢？幸运的是，不充实的感觉没持续多久，就被为美知那么快就实现梦想而感到的喜悦赶走了。
“运势真是不同了！”我推推婕蒂，“我就知道美知的运气肯定特别好！”
“如果是客人为她买下了酒吧呢？”我的老朋友反驳道，“很可能是因为她和哪个客人发生关系了，恶心！”
“她的酒吧叫什么？”我问婕蒂。
“不不不不！”婕蒂半开玩笑半惊恐地说，“你千万不能去那里工作！我决不让你去！如果你根本不想找正式工作的话，为什么还回国读硕士学位呢？”
“我父母让我读硕士，因为二十五岁之后，就不免学费了”，我说，“因为我妈妈是学校员工，还记得吗？”
“他们知道你拿硕士学位在干什么吗？”婕蒂挖苦地说。
“哈!”我笑起来，“有些事情他们需要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
“那间酒吧叫奈美，”婕蒂温和了一点，“在锦系町。锦系町可不像银座，你要小心点。”
“奈美，”我自言自语着，“很好。”奈美在日语中是“波浪”的意思，很有浮世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我就去了锦系町，边走边问路，想给美知一个惊喜。
“你不能进去，”给我指路的男人说，“这个酒吧只对日本人开放，拐角有你可以去的酒吧。”
“我就是日本人。”我说道，他很迷惑。然后我就走向了美知的酒吧。
“这么快你就实现梦想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可以当面告诉她了。而那一个小时时间我用来找她的酒吧，又等着这位最重要的妈妈桑出来见我了。
“现在应该怎么叫你呢？”我跟她说了想在这里工作，“妈妈美知，还是美知妈妈？”
“像从前一样叫我小美知就行了。”她说道。
“那样显得不够尊重，”我说，“你现在已经不同了！”
“那小美知妈妈怎样？”她说。
“很好！”我边走向更衣室，边回答道。
婕蒂说锦系町比银座乱多了，确实如此。奈美的客人不如银座的有钱，还十分无礼。美知的酒吧里还有一个常客总是喝多了就喜欢脱得精光，服务员不得不拿着他的裤子追着他乱转，费尽力气让他穿回去。在银座就不会这样。
我很惊异，天堂不幸关门后，阿妮卡和卡提亚就成了锦系町的头牌陪酒女郎。阿妮卡不用被迫嫁给“社长”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锦系町是东京少数几个不会因为非法移民而被警察严厉打击的地区之一。
正因如此，在锦系町的酒吧里工作的陪酒女郎基本上都没有有效签证。这几年，银座和六本木的酒吧被移民署的巡警突击搜捕后，那里的陪酒女郎都逃到锦系町来了。
锦系町的酒吧比银座低了很多档次，价格也便宜多了，所以在银座工作过的陪酒女郎到了这里都会受到礼遇。因此我有点喜欢这里，另外我不仅是在“只有日本人”的酒吧里工作的唯一美国人，还是妈妈桑的朋友。我也是这个区唯一的美国人。
这可能也是关于我的消息传播得很快的原因。太快了，准确地说，在奈美工作了两周后，我就收到了一个就算我喝得酩酊大醉做梦时也没想到过的工作邀请。
附近的一个酒吧招新妈妈桑。
接到工作邀请后回家的那天晚上，脑海中不停地重现这样一段对话，以至于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了。我，一个妈妈桑，二十五岁的妈妈桑。我，妈妈埃莉。不，不，埃莉这个名字太幼稚了，不能做妈妈桑的名字。应该找些更优雅成熟点的名字。妈妈安娜贝拉，妈妈卡特琳娜或者妈妈克里斯托（像那种香槟酒）。我有些太在意这份工作了。
实际上，我太在意这个工作邀请带给我的虚荣了，差点忘了妈妈桑到底要干什么。妈妈桑是份完全不同的工作。不再是朵被安排的花朵，而是插花的人。一个操纵者。
我可以吗？我想得脑子疼，我可以做个“好”妈妈桑吗？不像德斯蒂妮那样？妈妈玛丽最接近我想象中的善良的妈妈桑。还是不太可能。如果我不逼那些女孩儿们去约会，如果我不坚持让她们拿出婚姻签证，酒吧很快就会倒闭的。
我受宠若惊，却无法胜任。觉得自己像是终于完成了某个长远目标，却发现原来彩虹尽头的金罐子是空的。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妈妈桑听起来像养育人的工作，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完全相反，比相反还要相反，简直是披着养育者皮的破坏者。我想我还是没办法把跟自己一样的女孩儿当成一盆插花，这不是我的梦想。
“我想在联合国工作。”我说。
当妈妈桑是别人的梦想。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厌倦别人的梦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而要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就必须放弃放在我眼前的一杯杯满满的啤酒。
“对不起，”我用手机打了电话，“我不能接受这份工作。”一股狂热的冲动促使我拨了酒吧老板的号码。
“我很想去，”我撒谎了，“但是我得去巴黎。”那时我正路过一个叫做“法兰西生活”的日本咖啡连锁店，就顺口说了巴黎。打完电话，把手机放进衣袋里，我转身折回去进了那家咖啡店。我要坐下来想想。既然我要“去巴黎”，那就不该再在锦系町露脸。
点了一杯午夜咖啡，在空荡荡的咖啡店里，我一直思考着一句话：nanakorobiyaoki。这句话应该译为：沉沦七次，第八次就醒来了。
第八次就醒来了。
咖啡有点苦，有点淡，典型的日本咖啡。我还是苦着脸啜完了，这个长长的白日梦该醒来了，我要睁开眼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