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夫：……我就相信你这一次。因为已经够糟糕的了。
菲利斯：我们都很糟糕，沃尔特。
内夫：只是你比我更糟糕一些。你已经全身腐烂了。
——《双倍赔偿》
我已经做了不能想的事情。比不能想更糟糕的是：不可原谅，不堪说出口，不可宽赦。
“现在几点了？”
我问一位顾客现在的时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玛丽妈妈总是能够无处不在，总是能同时听到所有人说话，就像亲妈妈一样。我突然感觉妈妈桑瞥了我一眼。她站在酒吧的门廊，那里是她经常迎接客人的地方。刚刚我感觉到的目光那么冷漠，以至于——我不是故意用双关——能够让时间停顿。
我的顾客正在看他的劳力士手表，那一瞬间我尽力用眼神和玛丽交流，我向玛丽微微点了点头，告诉她我没有喝醉也没有发疯。事实上，我有自己的计划。玛丽耸了耸眉毛，好像在告诉我可以继续我那所谓的计划了，然后就转过身去。
问顾客时间是触犯了酒吧的规矩的，作为东京酒吧的陪酒女郎，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让顾客忘记时间的存在。钟表的滴答滴答声跟酒吧女郎象征的对现实的逃逸是互相抵触的。天堂酒吧的墙上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顾客在里面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日出。
顾客没有时间观念，这对于酒吧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在酒吧的每一分钟都是付过账的。
“十一点五十八分，”我的顾客回答道，稍微有点困惑。
“哦，”我突然冲着他笑容一闪，说道，“再过两分钟就是我的生日了！”
“恭喜你！”三菱先生微笑着说道，“冒昧问一下寿星女孩今年多大了？”
“我马上就二十三岁了，”我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道，“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老女人了！”听到我的话，我们都大笑起来。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三菱先生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肯定地说道，“不过怎么庆祝呢？”他转过来看着我。
“香槟？”我问道。
“为什么不呢？”他说道，顺便招手让健人来到我们桌旁。
我们每人端起一杯唐培里浓香槟王互相敬酒时，三菱为我点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两年后，”我稍微扭过头，调情似的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就成了一块圣诞节蛋糕，那时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叹气道。我和他说话时的语调更高一些，和我平时的说话方式比起来，显得更加“矫揉造作”。
在东京流行的俚语里，如果一个女人结婚前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生日，那么她就被称为“圣诞节蛋糕”。由于在旅游旺季东京各大蛋糕店推出的一款叫“圣诞节”的蛋糕非常受欢迎，价格也很高。可是一到12月25日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市场上这款蛋糕的价格就会暴跌。
这种令人烦恼的观点非常盛行，日本人心目中的偶像凯蒂猫在货架上过了二十五年后，公司就为这只虚构的猫咪设计了丈夫，他们称之为“亲爱的丹尼尔”。
“你不必为成为圣诞节蛋糕而担忧，”三菱肯定地对我说，“因为你很有魅力。”
“那你会娶我吗？”我开玩笑道。
“你下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可能会的。”他礼貌地拒绝了我。
“唉，”我又叹气道，“因为你不愿意娶我，我现在情绪很低落。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通常会大吃一顿。你能为我点些吃的东西，让我心情好一些吗？”
“如你所愿，随便点！”他说道，又一次把侍者叫过来，点了一份很昂贵的水果拼盘。
一两个小时后，我把三菱先生送到天堂酒吧门口。之后，玛丽妈妈让我看了一眼我的顾客账单，大约有将近九万五千日元，足够我支付两个月的房租。
“你做得很好！”妈妈桑肯定地说道。
“谢谢您，妈妈。”我高兴地说道。
“不过，如果你继续这样过生日的话，”她开玩笑道，“你会老得非常快，甚至可能要三十岁了！”
说到这儿，我和妈妈桑都大笑了起来。说实话，我记得仅仅是2004年，像这样的生日我就过了六七次。有时候，我觉得经常这样过生日就是为了刁难这个社会，因为在这里，我一到二十五岁就会被宣判为老处女。
生日并不是我对顾客说的唯一的谎话。有一次，我实在厌烦了一直见面的“约会超人”，就给他发了信息告诉他：我马上要回美国，因为我外婆刚刚去世了。事实上，她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和秀夫相处的过程中，我有两三次都尝试着要和他彻底断绝关系，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对我们的关系认真，不过，最终总是我先败下阵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忙于生意，可是我真的想他了。
因此，那假想的“葬礼”结束两周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酒吧，这时我必须确保自己说的谎言不被揭穿。我叮嘱所有的陪酒女郎和酒吧的工作人员，一旦秀夫问起来，就告诉他：我上周回美国了，根本不在日本。
我打算尽量避免和秀夫谈论关于“葬礼”的话题，不过，当他点了一瓶豪帅快活倒了两小杯，祝酒词说的是“祝福你的外祖母”时，谎言就像龙舌兰酒一样开始慢慢流淌。
“这并不是悲伤的祝酒词，”我哽咽道，“我的外祖母一直过得很好。她活到了八十五岁。如果我的一生能像她那么丰富多彩，我也会很满足的。”
“我明白。”秀夫同情地点头说道。
“她生了四个孩子，孩子们都长大后，她又返回学校攻读了两个硕士学位。然后她一直做社会服务工作，直到八十一岁才退休。我的外祖母非常乐于帮助别人。”
那天晚上，我告诉秀夫的那些关于外祖母的事情，除了说她已经去世这一点，其他的都是真的，因此我认为任何谎言中总有真实的痕迹。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都坐在酒吧里等着妈妈桑给我们报销打车费用，谢里和安吉拉问我，我的计划是不是进行得毫无破绽。
我很自豪地告诉她们，的确是的。“人们通常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我坦承道，“秀夫是真的愿意相信我告诉他的任何事情。”
我们坐在那儿，比较着各自的故事。
“六个月前，”安吉拉狡黠地笑着说道，“我的一位顾客说我看上去太瘦了，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回菲律宾休息一星期。”
“那你收下了吗？”我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我收下了钱，”她说道，“不过，我就待在这里，只是开始多吃东西，那么下次他来酒吧见到我时，我就显得胖一些了。那周原本我应该已经回菲律宾了，因此，我不得不告诉所有的人，让他们帮我盯着他来酒吧的那条路，只要他一出现，我就立马躲起来。就连健人一接到找我的电话，都会按照提前说好的告诉对方，我不在酒吧。”
“真是太逗了！”我赞赏地说道，“宝贝，干得好啊！”
“那你怎么处理那笔钱了？”谢里问道。
“逛街！”安吉拉大声说道，然后她和谢里高兴地击掌庆祝。
“你对向他撒谎说你外祖母去世有没有感到内疚呢？”谢里问道。
“我尽量不去多想，”我承认道，“并且，‘情场如战场，都需要不择手段！’”我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告诉自己：真正的难题是怎么分清爱情和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