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岁尾，孙中山第15次访问了日本。他从上海赴天津，只是绕道日本，12月4日乘坐北岭丸号轮船渡过黑水洋抵达天津。
孙中山下榻的地方是张园，是个有花园洋房的宅院。一路辛苦劳顿，在神户讲演又劳了神，一到达住处，孙中山感到倦怠，肝部又隐隐作痛了。
孙中山抱病坐在客厅里，他面容憔悴，很疲倦的样子。
李烈钧说：“张作霖在天津，无论如何应该见见他。”
汪精卫说：“他是地主，应尽地主之谊，来登门拜访，怎么倒该我们主动？”
孙中山说：“无所谓，我们不必争这个面子，兆铭，你就写一封信，马上给张作霖送去，约一个见面时间。”
李烈钧说：“当年刘邦与项羽会于鸿门，那可是想杀刘邦的鸿门宴，好歹有张良、樊哙同行，才化险为夷，总理去访张作霖，也要有所防备，我们几个都跟去为上。”
孙中山不屑地笑笑：“我不信张作霖有胆量摆下鸿门宴。”
汪精卫刚出去，马湘来报：“冯玉祥将军派亲信鹿钟麟专程由北京来拜见总理。”
孙中山说了句：“快请。”又向众人挥挥手，众人都散去。
少顷，一身戎装的鹿钟麟进来，向孙中山敬了军礼：“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向先生敬礼！”
孙中山微微含笑，说：“快请坐，冯将军他好吗？”
鹿钟麟坐下后，说：“冯将军再三让我向孙先生致意，他说对不起先生。”
孙中山说：“何出此言？”
鹿钟麟说：“冯将军说他轻信了段祺瑞，造成今天大权旁落的局面，他本想来亲自见你的，却又怕连累了你，给你招祸，所以特派我来问候。”
孙中山说，什么事情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冯将军已经尽了力，不管出现什么波折，中国的前途总会是光明的。请他转告冯将军，将来，中国还有借重于他的时候，望他好自为之。
也许，冯玉祥的初衷是接孙中山到北京来当政，他亲手发动了********，亲自闯入紫禁城，把虽然倒了台却还在那尺方天地里当“皇帝”的溥仪赶了出去，他有权威抉择领导人。
但在段祺瑞、张作霖的老谋深算权术中，冯玉祥上了当，在孙中山还在路上时，段祺端与张作霖达成了默契，抢先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孙中山倒没有说什么，汪精卫、李烈钧等人不免恼火，既是这样，又十万火急地电邀孙中山北上干什么呢？
这些当然是鹿钟麟不甚明了，也不便插言的了。
12月4日下午，孙中山偕李烈钧、汪精卫、孙科、邵元冲等人来到了张作霖的官邸曹家花园。
当汪精卫先行到门卫去联络时，却大吃一惊，大门外岗哨林立，大门打开时，甬路两侧也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如临大敌的样子。
汪精卫跑回了孙中山旁边，说：“张作霖不怀好意，你看……”孙科建议：“我们没必要冒险，马上返回。”
孙中山却不在意地笑笑，径直朝大门走去。
大家见他执意要进，只好个个手按在手枪柄上，不离孙中山左右。
门口，张学良笑吟吟出来，说：“孙先生，我替家父出来迎接大驾。”
汪精卫是与张学良熟识的，那年孙中山派他到东北去与张大帅订盟，就是与张学良天天打交道的。
汪精卫十分恼火：“汉卿，令尊大人好大的架子。是你们发专电邀我们北上的，孙先生到了天津，亲自登门拜访，却又不出来见，这未免太过分、太失礼了吧？”
张学良急忙解释：“对不起，他正在接待一位客人。”
孙中山等人在张学良陪同下来到客厅献茶后，张作霖才迈着马步一扭三晃地进来，他那秃头、他那土匪一样的作派都令人哭笑不得。
张作霖也不看众人一眼，自顾坐到了主人的高座上，哼哼哈哈一阵，却光挠秃头不说话，人们总能看出他马贼的背景来。
张学良过意不去，忙打圆场地说：“孙先生一路辛苦而来，一片为国为民之心，令人感动。我父亲再三表达这个意思。”
张作霖这才懒洋洋地问：“孙先生到天津，那啥，军警不是去接了吗？”
孙中山忍着气，说：“今日到天津，承蒙派军警前往迎接，盛意可感，特来晤访申谢。”
张作霖竟然打了个哈欠，样子像犯了大烟瘾。
李烈钧、汪精卫等人都很气愤。
孙中山说：“这次直奉之战，全靠贵军神威，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锟、吴佩孚 ，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张作霖却并不买账，说：“总归是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可喜可贺了。”
李烈钧忍无可忍，站起来插言说：“事情虽是这样，若不是把吴佩孚这些障碍民主的人物铲除，国家人民有什么前途可言？总理向你致贺，你怎么还不高兴呢？难道应当对你讨伐吗？
张将军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
张作霖这才咧开大嘴笑了：“你说得对，我不是那……那啥，是牙疼。”
人们忍不住偷着乐起来。
张作霖说：“孙先生果然大度，有非凡的宽以待人的雅量，那啥，我佩服。”
孙中山说：“张将军其实心里是不欢迎我这时候来的，你浇水种的桃树，岂容我孙中山来摘取？”
张作霖大笑：“你说的太……那啥了。我张作霖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呢！再说，若说是摘桃子，你也有资格，那啥，你也浇了水呀。”
孙中山书归正传地说：“我到了天津，立刻向各界发表了3点声明，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吧？”
张作霖看了张学良一眼：“那啥，你怎么没拿给我看？”
张学良没法配合他做戏，只好沉默。
孙中山说：“那我就再秊嗦几句。”孙中山简述了要点。第一，与日本签订的21条以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必须取消，他在神户讲演时明确提出了。第二，他到天津只是休息几天，之后到北京去，也没有权位观念，完全是为了促进召开国民会议，一俟时局初定，他便去欧美游历，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三，对冯玉祥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比较满意。最后孙中山笑道：“你看，我孙中山值得你害怕，值得你戒备森严吗？”
张作霖十分尴尬，忙说：“不是，那啥，都是下边人胡闹，”他转对张学良发火，“妈拉巴子的，你怎么弄的，汉卿，今后，那啥，要对孙先生好好款待，那啥，过两天，我亲自回访先生。”
孙中山笑笑说：“我想，既然在我到达之前，你和段祺瑞已经达成了默契，你也未必对我这个不带一兵一卒北上的人害怕。”
“那啥，”张作霖说，“你这张嘴……比千军万马更可怕，你到天津，有上万人去码头上欢迎你吧？”
汪精卫说：“张将军说出了心里话。”
张作霖说：“我还有心里话。孙先生，我劝你把联俄政策搁一边去得了。各国公使都反对你倒向苏联，干吗犯众怒呢？外国人也不是好惹的。我愿意代你疏通，包在我张作霖身上，那啥，只要你一句话，与俄国人断交。”
孙中山感到好笑，说：“我奋斗了一生，我期盼着外国政府支持我反清，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支持过我。我一生都在师法西方，以西方为师，可老师总是打学生，我很伤心。现在苏联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却又这样，我孙中山叫他们吓住，也太不够朋友了吧？你张将军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最讲义气吗？”
张作霖张口结舌，只好说：“那啥，换茶！都凉了。”他把一口凉茶吐掉后，说：“我讲义气，你孙先生也不含糊，我看过你和苏联人越飞的联合声明，你挺看得起我。那啥，中东路的事，还让我认可，老毛子不是好东西，抢了我们地盘太多了，江东六十四屯啥的……”
孙中山说：“沙皇俄国干的坏事，你不能都记到苏联政府名下呀。”
“我说那啥，”张作霖说，“反正，你要和苏联勾搭连环的，我可和你要断交啊！哈哈哈……”他是用玩笑话表达了他的真实内心。
几天以后，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在客厅外面笔挺地坐着，等待孙中山接见。
汪精卫走了出来，说：“对不起，孙先生方才在打针，叫你久等了。”
果然见一外国医生带着女护士从里面出来。
许世英说：“没关系，孙先生身体要紧。”
孙中山走了出来：“对不起了，许先生。”
许世英趋前一步，与孙中山握手。
孙中山说：“段先生好吗？”
许世英说：“段先生本来要亲自来天津迎先生的，因琐事拖累，不得分身，特派小弟前来问候先生贵恙，段先生听说先生抱清恙，良深驰念，让我代告，尚望加意珍摄，早日康复。”
孙中山笑了，说：“许先生不愧为段先生的得力助手。我到天津才病的，又没发表公报，段先生怎么会未卜先知，派足下来慰问病情呢？”
许世英丝毫没有赧颜之相，他说：“旅途劳顿，毕竟年纪大了，难免会有小病。”
孙中山说了句：“请用茶，”话锋一转，说：“听说段先生发表了一个’尊重条约、外崇国信‘的宣言？”
许世英说：“这事的起因是9日美、英、意、法、日、比、荷7国公使联名给段执政照会，如果新政府不承认以前所订条约，他们就不承认我们的政府。”
孙中山问：“外间传，段执政已照会7国，答应尊重从前一切不平等条约，有这事吗？”
“确有其事。”许世英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孙中山怒道：“我在外面声嘶力竭地喊，一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这样奴颜婢膝地卖国，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洋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又欢迎我北上呢？”
许世英惶悚地起立，无言以对。
汪精卫不失时机地说：“方才有一封江西来电。北伐军张辉瓒师与朱培德、李明扬两部占领了万安，正向吉安推进。”
孙中山说：“好。任命桂军韦冠英为第一军军长，伍毓瑞为第二军军长，刘震寰为第3军军长的令发下去了吗？”
汪精卫说：“已经发下去了。”
孙中山疲倦地闭上眼。
许世英站在一边没趣，正要悄悄退出去，孙中山又睁开眼，对汪精卫说，“替我起草一个手令，我要亲手签字，中国国民党党员不得在段的执政府内任任何官职。耻辱！”这是给段祺端一个眼色看。
汪精卫说：“我马上起草。”
许世英三脚两步地溜了出去。
汪精卫说：“现在看来，我们去不去北京已经失去原来意义了。冯玉祥没有斗过段祺端，我想，冯将军不好意思见你，才躲到张家口去了。”
孙中山说：“去北京，还是要去。你发电给段祺瑞，告诉他，我希望早日到京，只因肝病缠身，只能延缓几日。”
汪精卫说：“是。”
宋庆龄端了一碗汤药进来，说：“******来了专电，说广州大本营根据你的意思，议定3路出兵东征陈炯明。”
孙中山说：“很好。桂军、滇军固然要信任，主力要靠我们的黄埔学生军和粤军，让******把详细作战计划报来。”
宋庆龄说：“你在病中，就不要过问得太细了吧。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
孙中山说：“军阀，政客，都靠不住。北伐军迟早要北上，没有巩固的后方不行，我们不能永远不记教训。”
宋庆龄说她听说冯玉祥辞了陆军检阅使后，段祺瑞又允许他回张家口去扩军，把察哈尔、绥远和京兆地方给他的国民第一军当地盘了。
孙中山说：“冯玉祥在天台山，离这不远，他不来见我，是怕段祺瑞怀疑他与我太密切，对他不利呀。”
宋庆龄叹口气：“谁是真朋友啊？”
孙中山用玩笑口吻说：“你呀，一生不变的只有你。”
天渐渐晚了，宋庆龄在卧房和客厅里点燃了大大小小几十根蜡烛，孙中山刚想问为什么，猛然想到，今天是圣诞节平安夜。
宋庆龄早已开了留声机，屋子里响起平安夜那迷人的《圣歌》旋律。
宋庆龄看见，一听到这歌声，孙中山的眸子里出现了不多见的温馨。怕他累，宋庆龄让孙中山半躺在铜栏杆的大床上，自己则坐在靠床的咖啡色沙发上，高腿花架上的明烛亮晃晃的。
孙中山伸出手来，宋庆龄的手与他轻轻握在一起，孙中山和着唱片轻轻吟唱，宋庆龄也唱起来。
“寂静夜，神圣夜……”这优美的旋律回荡在房中，萦绕在两个基督教徒的心上。
宋庆龄轻声问：“你知道圣歌平安夜的来历吗？”
孙中山说：“我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仿佛听牧师说过，平安夜的作者并不是一位作曲家，好像是神职人员。”
宋庆龄点点头，说，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这么投入地写出这样深入人心的曲子，这是音乐与神圣的完美结合。
据宋庆龄说，这支家喻户晓的曲子本是罗马天主教的助祭约瑟夫·莫尔所谱写的，原本是为主和新降生的婴儿所作的。莫尔本人是个私生子，因为这不名誉的身份，他一生都当助祭，不可能晋升为神父。所以他自己说过，《平安夜》是为那些私生子、新教徒，为所有被排斥在天主教堂外的人所作。但这首歌却一直未能流传，直到18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老鼠的缘故，使这首《平安夜》走入了大大小小的教堂，走入了家家户户，走入了人们的心灵。
孙中山很感兴趣：“这么说，唱这支歌的人应该感谢老鼠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庆龄娓娓地诉说起来。原来那年奥地利萨尔茨堡教堂圣诞夜里圣诞弥撒开始后，教堂神父发现管风琴不响，细看才知道，管风琴被饥饿的老鼠群咬得千疮百孔，没有音乐的弥撒岂不大煞风景吗？神父这时不很情愿地求助约瑟夫·莫尔了，莫尔弹着吉它唱出了《平安夜》。这首曲子很快唱出了萨尔茨堡、唱出了奥地利，飞越阿尔卑斯山，到了德国，已经传唱了一百多年。
最后宋庆龄慨叹地说，几乎所有的圣徒都会唱《平安夜》，几乎所有的圣徒都不知道约瑟夫·莫尔的名字。这首温暖、慰藉过亿万人心灵的歌，没给莫尔带来过一分钱的收入，据说他死的时候，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
孙中山说：“这又是一个人间的基督。”
《平安夜》的旋律反复地演奏着，孙中山抚着宋庆龄的秀发，说，这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十个平安夜，会不会是最后一个平安夜呢？
他为了不让宋庆龄伤感，他没有把这不吉祥的预感说出来。
唱片划到头了，宋庆龄要关闭留声机，孙中山不让，叫她再重新换了磁针，再放。
宋庆龄并不完全领会孙中山此时百感交集的内心世界。
这是1924年的除夕，朔风里卷扬着小雪花在彤云密布的北京城上空飘洒。
古老的前门站沸腾了，到处涌动着旗海、人潮，学生、工人、职员和市民几万人，举着旗、奏着乐，冒着凛冽的风雪拥在站前，比肩继踵，在等待孙中山的专列从天津来，这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
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坐在插有“戍”字旗的敞篷车上，在开路军警摩托车护卫下，一路鸣笛驰来，终于陷入了人群大海中，走不动了。
鹿钟麟焦灼地向前面张望，亲手按喇叭，也无济于事。但见大幅的横额、标语在风中舞动，横幅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的元勋孙中山先生”、“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万岁”。两面大幅标语大书：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莅京！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
鹿钟麟带卫兵下了车，在人群中挤了一会儿，始终挤不到前面去，他皱起了眉头，转身又上了汽车，下令：“退回去，去永定门站！”
反正孙中山的专列首先通过永定门站，那里不会有群众欢迎，鹿钟麟想让孙中山在那里悄悄下车进城，对于肩担警卫重任的卫戍司令来说，第一位的是安全。
永定门站前倒是冷冷清清，值班员正在挥动小旗接车，车站的钟声响着，孙中山的专列正驶过扬旗，风驰电掣般进站。
正在这时，鹿钟麟的座车急驰着冲进站台，没等停稳就跳了下来，向喷着烟的专列奔去。
在警卫车下，他见到了汪精卫和马湘，敬了军礼，说：“我是警备司令鹿钟麟！”他去过天津，汪精卫认识他。
汪精卫问：“前门那里警戒好了吗？”
“我正为此事而来，太乱了。”鹿钟麟说，“我必须马上面见孙先生。”
汪精卫很犹豫：“他……身体不好……”但还是说，“请跟我来吧。”
鹿钟麟随同他跳上车去。
在孙中山的卧铺车里，病得很重的孙中山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床上，半闭着眼，宋庆龄等人侍立周围。
见了鹿钟麟，孙中山微微欠起身，说：“到了永定门了吗？”
“是，”鹿钟麟敬礼，“现在前门站万人空巷，都在等着欢迎您，我怕出事，冯将军从天台山来电指示，孙先生安全第一。所以想建议孙先生在这里悄悄下来。出了事，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孙中山拉着他的手，说：“谢谢你的好意，这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怎能只是考虑个人安全？”
大为感动的鹿钟麟只好说：“是，那我先赶到前门去了。”敬礼出去。
鹿钟麟生怕出事，压力极大，他亲率军警大声吆喝，没有用，人群仍往前挤，他在喊：“大家安静”，他的声音如蚊子声，没人理会，站前一片喧嚷声震天响。
正在鹿钟麟急得满头大汗时，孙中山的专车鸣笛驶入了前门站，人们更是疯狂了，拼命往前拥。
孙中山坐在藤椅上，由人抬着，在宋庆龄扶持下走出了前门站。这一瞬间，奇迹出现了，方才毫无秩序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秩序井然，人们自动闪开一条通道，等待孙中山通过。
孙中山热泪盈眶地尽力高呼：“辛苦了，我亲爱的同胞们！”
顿时，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口号声、欢呼声、军乐声响彻云霄，人们欢呼、跳跃。
孙中山的藤椅停了下来，他让宋庆龄、马湘扶他站在了藤椅上，孙中山向几万群众挥手。
前门站外又静了下来，只有北风呼呼在响，人们手里的小旗子在响。
孙中山大声说：“孙文此次北上，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拯救我们的祖国！”
“共和万岁”、“孙中山万岁”的口号声又在前门广场轰响起来，经久不息。
住进北京饭店后，孙中山的病一天天加重。
美国医生路德士坐在孙中山床前，轻轻地按着孙中山的腹部，不断地皱眉头。
坐在一旁的宋庆龄紧张地看着戴夹鼻镜的美国医生的脸。何芬护士在量体温，她说：“41度。”
孙中山任医生诊断，他还在忙着在文件上签字，签过，递给陈友仁。
孙中山说：“我自己早诊断明白了。”他是用英语说的。
路德士说：“那你说说看。我与病人会诊，还是第一次。”
孙中山乐观地说：“久病成医。更何况我本来就是医生呢。”
路德士说：“我现在都没有把握确诊。”
孙中山说：“无非两种可能，肝硬化，肝癌。是肝硬化，只要不是腹水很重，我还能挺几年，如果是肝癌，我就有必要安排后事了。”
宋庆龄不愿听这不吉利的话，她说：“不会的，不会的。”她服侍孙中山喝了药。
孙中山对路德士笑笑：“她是心理上不愿接受现实，我们医生只能正视科学，是不是？现在我想听听路德士医生的看法。”
路德士说：“你高烧不退，炎症很重，先退退热再说，我想劝你住到协和医院去，也许，我们可以试试手术。”
“要手术？”宋庆龄吓了一跳。
孙中山说：“我尊重你们的决定。”
路德士说：“协和医院院长邵乐安和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医术不错，我再请他们一起会会诊。”
孙中山说：“多谢。”看着何芬注射一针后，路德士说：“我先去安排一下。”
宋庆龄送美国医生出去，护士何芬也要跟他走。
路德士对何芬小声说了句什么，转对孙中山说：“这位何芬小姐是协和医院最好的护士，我把她留在你这，参与护理。”
孙中山又一次说了声“谢谢”。
来到走廊里，宋庆龄眼巴巴地望着路德士那灰蓝的眼睛，惴惴不安地问：“他很重，是吗？”
“你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人，”路德士推了推夹鼻镜，说，“我没有必要瞒你。我想开刀，实际是看看有无抢救的可能。说句悲观的话，他维持不了多久了。”
宋庆龄两眼发直，靠在墙上，直到路德士走到走廊尽头了，她才双手蒙脸，泪水顺指缝流出来。
李烈钧与她擦肩而过，走入病房。
孙中山从床上坐起来，问：“北伐前线怎么样？”
李烈钧说：“北伐军已经顺利攻占吉安。”
孙中山很兴奋，他说：“你马上赶往江西去代我督师，越快越好。”
李烈钧说：“我可是受了总部委托，来照料你的，你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我怎么走？”
孙中山说：“你又不是医生，留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如一个护士有用。可你到了前方，你就是统帅，任你驰骋！你同孙科一起去前线。”
李烈钧还想争辩，孙中山一挥手：“什么都不要说了，肝病怕生气，你知道吧？”
李烈钧无奈，只好说：“为了不惹你生气，我去江西，我马上走。”他举起手来向孙中山敬军礼时，眼圈红了。
孙中山抓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别这样，万一你回来时，我不在了，你向天上大叫3声，把北伐胜利的消息告诉我。”
李烈钧的泪水流了下来。
1925年1月26日下午5时，是孙中山接受腹部手术的时刻。
何芬和几个护士推着平车走出319房间。
宋庆龄、汪精卫、陈友仁等人跟在左右。
孙中山仰面躺在平车上，忽然叫：“等等。”
何芬停下了车。
孙中山说：“告诉段祺瑞，善后会议不能接受，这是他想用军阀制度借帝国主义的扶植，统治人民，如他不能更改，国民党就拒绝参加善后会议。”
汪精卫说：“我马上去办。”却站着未动。
孙中山说：“去呀！进了手术室，麻药一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守着我干什么？”
汪精卫看了宋庆龄一眼，走了。
平车又向手术室推去，参加手术的协和医院院长、外科主任邵乐安、德国医生克礼等已在门口等候了，每个人都戴着胶皮手套，手向空中举着。
众人目送着孙中山进了手术室。
门随后关紧，“手术中”的红灯亮了起来。
手术在无影灯下无声地进行着。
当邵乐安院长用手一指手术部位时，几个助手都探过头去，大家交换了一个忧郁无望的眼神。
邵乐安说：“到底是肝癌。”
克礼说：“已是晚期。”
路德士看到的肝叶已经像木头一样硬了，手术已无意义。
邵乐安吩咐助手们把肝部浓液抽出来，洗涤后马上缝合。然后用镭放射线治疗看看。
医生们紧张地动作起来。
此时宋庆龄倚在手术室外面的石灰墙上，眼巴巴地望着那两扇紧闭的大门，想像着孙中山失去知觉后躺在手术台上接受手术的情景。
她希望手术快点结束，又希望慢一点，到底快是吉兆，还是慢是福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