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主张息兵并不等于她不关心国防。她主政后，西北边境出现大量屯田。它可能来自主守派的建议，受到武则天大力支持。这个实边政策，在国防上收到颇佳成效。
综上所述，减少远戍，屯田边防，多建友邦就是武则天得势初期的主要外交策略。三者相辅相成，基调就是以和为贵。
也有些史家认为《建言十二事》不过是难以实现的高调。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评价一个政治纲领的优劣，看的是它是否把握准了时代的症候，同时提出了适合的医治理论，而不在于是否开出了具体的药方。《建言十二事》，正是武则天从唐朝当时的“软肋”——边境战事加重人民负担，均田制、府兵制等社会基本制度开始出现危机这一现实出发，提出的富国强民的政纲。
尽管《建言十二事》不过百余字，但的确是“谋略之智，治国之纲”。
二圣临朝
据史书记载：上官仪被杀后，高宗将政权拱手让给皇后，群臣朝贺、四方上奏时，都称“二圣”。从此以后，群臣举目上望，帘子后边还坐着一位比皇帝更有权威的人物！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诀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是武则天政途上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她挫败了宰相上官仪企图影响高宗废掉她的阴谋，并且从此和高宗并称“二圣”，高宗每日视朝，武则天垂帘于后，大政由二人共决。
王皇后、萧淑妃被处死后，后宫中无人可以取代武则天的皇后地位了，但夺宠的人还有，这就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和外甥女魏国夫人。外间传闻韩国夫人及其女贺兰氏越来越受到高宗的宠爱，武则天妒意大发，在击败了王、萧二人之后已再难容忍，于是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前后，秘密将韩国夫人处死。武则天对高宗生活上的过分限制，引起了高宗的不满。
史称武则天在稳固皇后地位以后，志满意得，作威作福，无所顾忌。而高宗则表现得懦弱寡断，一举一动都受到武则天的限制。高宗流露出了想废除武则天的念头，被当年与上官仪同事陈王李忠的宦官王伏胜探知。
上官仪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人，按当时的政治地理概念，属于关陇圈的人物。其父上官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后在宇文化及谋杀隋炀帝的弑逆事件中被杀。幼小的上官仪侥幸逃生后，私度入沙门，在佛寺中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不仅精通释典，还兼涉经史，善于文章写作。贞观年间获得进士出身，一度成为太宗的文学侍从。高宗长子李忠为陈王时，他曾任王府洛议参军，与宦官王伏胜同在陈王府供职。李忠后被立为太子，不久又为武则天的长子李弘所取代，上官仪当时名位不显，未受冲击，但上官仪对武则天的一系列举措深表不满。王伏胜为高宗找到了一个废皇后的借口，即武皇后引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祈求非分之福。王伏胜将此事告诉高宗后，高宗盛怒之下，密召上官仪入宫商议。高宗首先透露欲废武则天为庶人，上官仪乘机附和道：“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于是高宗让这位号称“大手笔”的宰相亲自起草废除皇后的诏令。
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解决了，这又是由于宫内严密的情报网起作用的结果。探知情报的人见势不妙，急忙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当即赶到。这时上官仪刚离开，诏书墨迹未干，还捏在皇帝的手里。唐代的诏书由中书省官员或皇帝指定之人起草后，还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核，通过以后重抄一份，加盖印经后才能生效，往下颁发。现在诏令还在皇帝那里，只是一份尚未生效的“诏草”。武则天情急之下也深感几分庆幸，如果诏令下颁，自己纵有无边法力也难以翻天了。
武则天半是恼怒、半是委屈地一番申诉之后，高宗软下心来，之后，又与武则天和好如初。在武则天的追问下，高宗忙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上官仪身上。上官仪和王伏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自己在朝中本是势孤力单，缺乏根基，而武则天早已控制了内廷，后宫也没有可以取代其皇后地位之人。所以，他们转眼之间成了皇帝惧内的牺牲品。
武则天杀上官仪的罪名是，上官仪和王伏胜与废太子李忠谋大逆。根据唐朝刑律，谋大逆是指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是对皇帝发泄怨恨和恶性报复，属“十恶”重罪。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丙戌，上官仪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下狱而死，女眷没入后宫为奴婢。
从这以后，武后的统治也公开化了。史书记载说：自从诛杀了上官仪全家后，高宗每次上朝，武后垂帘于御座后。上官仪事件前，皇帝还有和大臣单独接触的机会，而在事件之后，这种机会就几乎没有了。所有视朝活动都是在武后严密监视下进行。高宗已经无能为力，羽翼都剪除了。再也没有一个像韩瑗、来济遇事劝阻的人。朝廷上没有提出异议的声音，无须制服不肯妥协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向武后说声“不”。
上官仪事件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自承上方面看，这是武则天的又一次反复辟斗争。此后她的皇后地位终于巩固了，朝中反对武则天的关陇贵族一派人，就再也没有作过复辟的尝试。自启下这一方面看，事件为武则天的全面夺权打下了基础。
武则天又一次化险为夷。在几十年的宫廷生涯中，武则天有过多次风险，甚至是灭顶之灾，也许是命运之神的青睐，更主要的是武则天为斗争做了多年的准备和铺垫，她在风浪中一次次地走了过来。而在每一次风浪之后，她获得的是政治斗争的信心和经验，在自己奋斗的征途中再上一层新台阶。
武则天在政治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便想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以庆祝。什么样的礼仪能承载如此厚重的胜利呢？武则天想到了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的封禅典礼。
泰山封禅在战国时已有议论，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之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但此种祭祀活动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需要相应的国力才能进行。越是难办的事就越显得神圣，因而封禅泰山就成为皇上有德、天下大治时才能举行的盛典。自上古至唐，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举行过这种大典。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时，文武官员力主封禅，太宗内心里也很向往，无奈魏征力谏，认为国力不够，不应“崇虚名受实害”，太宗乃止。当时太宗回答诸臣之请说：“照我个人看来，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衣食丰足，虽不封泰山，也不失为一个有道明君。设若天下混乱，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贫困无以为生，虽然举行封山大典，也不足以粉饰太平。晋武帝统一中国后，自己心满意足，趾高气扬，曾举行封山大典，但在人们心目之中，他仍是一个无道昏君。”
武则天比起太宗来更为自信，对国库不甚顾虑。那几年唐朝在边境战争中连连获胜，社会生产也稳步地发展，唐朝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这是太宗时代打下的基础以及高宗君臣努力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武则天自以为天下大治，经济繁荣，万邦悦服，应举行这一盛典。在一个以礼为最高目标的国度里，封禅这样最高级别的礼仪活动，是展现最高统治者政治威信和风采的最佳时机。它可以显示大唐的声威，显示她和高宗的政绩，还可以让天下百姓知道她的功劳。唐朝官方的史书上记载说：高宗即位，群臣多次上书请求封禅，而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后，又在暗中赞助其事。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武则天一提出封禅，百官竞相呼应。于是，朝廷下诏派司空李勣、少师许敬宗、右相陆敦信、左相窦德玄等为主校封禅使，着手准备并议定礼仪。
这一年，高宗君臣赶赴东都洛阳，为封禅作准备。这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封禅大典，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武则天更在盘算着如何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十月在议定礼仪中，武则天发现按旧礼没有她祭祀的位子。按旧制，祭天以皇上为首献，亲王为亚献，大臣之中有德高望重者为终献。祭地由皇上为首献，皇太后为亚献，而且皇太后为亚献是名义上的，表示一下而已，由公卿实际进行。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则天认为，既然当今没有太后，自己应该代为亚献。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她向高宗上表说：根据传统的封禅礼仪，祭皇地祗的时候，以太后昭配，却由公卿大臣来主持，这样的礼规实在是未见得妥当。这次典礼，妾请率内外命妇奠献。于是高宗下诏，决定在祭地皇之时，由武皇后为亚献，太宗嫔妃中仅存的越王贞之母、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武则天将在封禅大典上亮相，她将率领殡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表示她具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武则天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步骤。
从京师出发至泰山有很远的路程，高宗带着文武大臣提前两个月向泰山进发。一路百官、六宫随行，车驾云集。闰三月抵东都，在这里汇集各地官员。十月丙寅，车驾再从东都出发，向东行进，从驾文武百官、仪仗队，数百里绵延不绝。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皇帝率领的封禅大军中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国酋长，各率其属扈从，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塞道路。晚上列营置幕，覆盖了大面积的原野，场面非常盛大。
十二月底，车驾到达泰山脚下。当地官员早已做好了准备，只等圣驾来到。他们在山南筑起了圜坛，直径十二丈，高一丈二尺，为放置亲封玉册、祀昊天上帝之用。在圜丘上覆盖青色土，四方覆盖赤、黄、白、黑四色土，合为五色土，号为“封祀坛”。山上也建一圜坛，土以五色，高九尺，直径五丈，四面各设一阶，号“登封坛”。于社首山上，筑一坛，坛分八面，每面皆有陛阶，各如方丘，上以黄色土覆盖，周围以赤、青、白、黑四色之土覆盖，称为“降禅坛”。
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高宗主持了祭天大典，亲祀昊天大帝，以高祖、太宗配享。当日事毕登山，次日封玉册于登封坛。初三，在社首山祭祀地神。武则天和越国太妃在社首山主持了祭地皇典礼。高宗初献完毕，执事人等退下，由宦官执着帷幕，武则天率内外命妇上山登坛亚献，越国太妃终献。史官说武则天率六宫登山行礼时，歌舞者皆用宫人，帷帐皆锦绣为之，帷幕多以锦绣做成，五彩缤纷。第四天，高宗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文武百官、中外使臣奉献贺礼，仪式如同正月初一的节礼那样隆重。皇帝又宣布大赦天下，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年号，并给文武三品以上官员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
为了庆祝改帝名、换装和大赦，高宗、武则天举行了隆重的国宴，以招待换上了新式官服的文武大臣们。高宗和武则天登上了含元殿东边的翔莺阁，频频劝百官举杯。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泰山封禅后，朝廷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对高丽的战争。当年四月，高宗一行回到京师，五月，高丽内部矛盾爆发，失利的一方向唐朝求援。六月，朝廷派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出兵辽东。十二月，又派老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全权指挥对高丽的战争。
由于战争的需要，宰相班子也频繁调整，武则天似乎丝毫插不进手。封禅大赦令中规定，被判为长流的罪人不在赦免之列，不得放还。李义府正是长流的罪犯，得知这个诏令之后，他一气之下，忧愤而死，这使担心他再度入朝掌权的朝士们大大松了口气。武则天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一年，随着几位老宰相的辞职和病故，具有军事才能的刘仁轨被提拔为宰相，任右相（中书令）。刘仁轨曾经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担任给事中时，负责审查帮助李义府枉法占有囚妇的毕正义，得罪了李义府，被贬出去担任青州刺史。显庆五年征辽东时，他以青州刺史监统水军，李义府强令他逆风浮海运粮，结果翻船。李义府派人审查，并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当时有人替他说了句公道话，他才免于一死，以白衣平民的身份从军立功赎罪。封禅泰山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等东方四国的酋长前往赴会，高宗大喜，提拔他为大司宪（御史大夫）。高丽战事后，高宗便提拔他为宰相。
战争未在短期内结束，以后的几年中武将在统治核心中占优势地位。咸亨年间（公元670年—673年）的宰相主要有由兵部尚书入相的侍中姜恪、屡建战功的刘仁轨和痴于丹青的阎立本等人，还有戴至德、张文璀、郝处俊、李敬玄等人。后几人都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非武则天所能左右。例如张文瓘以敢于进谏著称，他性格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深得高宗的信任。赵仁本也是敢于拒绝许敬宗请托的人。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二月，姜恪在镇守河西的职位上去世，从高丽前线回来后已因病退休的刘仁轨被召回，征拜为太子左庶子向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对战争国策起主导作用的宰相。武将在朝廷中占优势，导致了文士出身的大臣力量有所削弱，这对武则天是很不利的。毕竟武则天在战争事务和军人集团中插不进手。而武则天的盟友李勣和许敬宗分别在公元669年和公元672年去世，这更使武则天处于不利的局面。
武则天要摆脱宰相，除了安插自己的亲信、建立第三权力中心等策略外，就必须在政治体制上做一些变革，通过调整制度来达到控制人事的目的。那么，政治制度为什么限制了武则天独揽大权呢？
根据唐朝的制度，各类奏事的表状和以皇帝名义签发的诏敕，都要经过门下和中书两省的传递、起草、审查、署名，宰相对重大事件有至关重要的发言权。两省办公的衙署位于宫禁之内，离皇帝很近，形成了对皇权行使过程中的有效监督。而现在，也就成了对武则天插手朝政最大的制度上的障碍，武则天要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发生了龙朔三年四月的移宫事件。
此前的政治中枢在大内，即由隋朝大兴殿改名而来的太极殿，为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办公之所，中书、门下两省决策机关居于禁内。武则天为了摆脱两省官员及宰相的干预和控制，决定将权力中心迁出去。她看中了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避暑用的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武则天以高宗患有风湿病，而太极殿又低洼阴湿为由，下令修葺大明宫，并改名为蓬莱宫。龙朔三年四月，诸门、殿、亭全部完工，高宗的宝座、仪仗、礼器全部移至蓬莱宫的含元殿。四月二十五日，高宗正式在蓬莱宫内衙正殿——紫庭殿听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