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她和震江最爱看的就是“出大差”，“出大差”就是杀人，把犯人从交道口的顺天府，即现在的教师进修学校押出来，走东四牌楼，过小街口，出朝阳门，专挑热闹的地方走，带有游街性质，到了东大桥就算是到了终点，当然也是犯人人生的终点。所以，一出朝阳门，犯人自知路快走完，没有多长的活头了，往往要闹些节目出来。逢有“出大差”的时候，李震江必定要逃学，带着我的母亲早早地等在朝阳门门脸儿，站在人群的最前头，眼巴巴地朝西瞅。远远地看见“出大差”的队伍从小街口那边过来了，驷马狼烟地走得很快，为什么快呢，是怕有人劫法场。我对这点很能理解，少年时看《水浒传》，那些英雄们多是从法场上被救走的，比如宋江、卢俊义什么的。到了民国这会儿跟宋朝就不太一样了，“出大差”最前头走的是马队，十几匹马走得很威风，中间是背枪的士兵，脸上淌着热汗，跟在马后头，一溜小跑。兵后头是三匹马拉的胶皮轱辘大车，有时候一辆，有时候几辆，这要由处决犯人的多少决定。被杀的人坐在车当间，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招子，招子是白木头牌子，上头写着处决的由头和姓名，字上画着红圈，但凡谁背上了这个玩意，那是必死无疑、绝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车过朝阳门，有的犯人吓得屎尿全出，脸色青绿，人还没有死，魂魄已经飞了。这样的“出大差”让观众失望，觉得不过瘾，就挑唆着犯人折腾。母亲说，平日震江挺腼腆的，连大声说话也会脸红，可是这会儿，却好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震江了，他朝车上的犯人使劲喊：“爷们儿，唱一段嗨，别老闷儿着！”
一个西山的土匪，走到朝外“顺永油盐店”门口不走了，要喝酒吃肉，油盐店哪有酒肉，掌柜的让伙计给沏了碗红糖水端过去，犯人喝了糖水还不走，人群知道这边有乐子，都往这边拥，一时就有点儿乱。那个犯人看见挤在前头的一个胖娘们儿，张口便说，美人儿，跟我一块儿走吧！
那娘们儿也不含糊，立即回应道，我嫌你没脑袋！
喝了红糖水的西山土匪，后来披了“顺永油盐店”旁边“同聚隆布店”送过来的七尺红布，才往前走了。
朝阳门外的人管油条都叫油炸鬼，大概跟刑场在此的心态有关。母亲说那天她买完油炸鬼正要往回走，却看见震江直直地跪在桥底下，母亲过去叫他，他不理，拉他，他也不起来，眼睛傻愣愣地瞪着。母亲说震江跪了有些时候了，夹袄都让露水打湿了。一个赶大车的从桥上过，见了这情景，二话没说，围着李震江转了两个圈，把鞭子甩了几声响，这一来，李震江的眼珠才会转了，长长地嘘了口气，瘫坐在地上。母亲问他跪在这儿干什么，李震江说他在“等着挨头刀”。赶车的说这是“撞克”了，也就是撞上了游荡的孤魂野鬼，让鬼给拿住了，幸亏是遇上了他，换了别人，李震江的小命早叫恶鬼揪走了。赶车的说他每天出来早，天不亮，路上没人，什么都能碰上，马耳朵一奓，他就知道周围有不干净的鬼魅了，啪啪甩两下鞭子就把什么都破了。母亲说，赶车的鞭子梢都是狗皮做的，狗能破邪，平常说的“狗血淋头”就是指这种事儿，任甚妖魔鬼怪都嫌狗身上的东西。
我说李震江的表现是典型的臆病症状，大概是“出大差”看得多了，发生了角色转换，这个李震江，平日身体大概不是太好吧。母亲说震江身体很棒，冬天穿条单裤在雪地里跑，头上还冒热气。
可是“头上冒热气”的李震江却突然地死了，听说死的时候连《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第一”还没有念下来。李震江的死因是给母亲家修房，他和泥的时候光着脚在掺了麻刀的泥浆里踩，不知被什么划破了脚板，也没在意，不几天却死了。我说李震江是得了破伤风，这样的事情搁现在打点儿疫苗，绝不至于要命。母亲却说震江是碰上了鬼。
外祖父在东岳庙的西跨院教书，晚上不回家，就住在庙里，外祖母带着襁褓里的陈锡元每天下午过去陪着外祖父。每天晚上，母亲要挎着筐子，里面装着陈锡元的尿褯子和父母晚上的夜宵给送到东岳庙去。李震江的任务是陪着母亲送东西，再把母亲护送回南营房，然后自己回家。
东岳庙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是百鬼之帅，专门主管死生的大神，东岳泰山，是连皇上也要去封禅的重要地界。北京东岳庙气势肃穆阴森，前后六进，院落层层相套，内里有十八层地狱，有各样恐怖狰狞的塑像。母亲将李震江列为她的男朋友，我可以想象，一对小男女在夜晚的时刻穿越大街小巷，进入鬼气森森的东岳庙的情景，恐怖、压抑，再加上惊慌，共同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不是男朋友也是男朋友了。
东岳庙因为在京东，在大路边，交通方便，还承担着一个任务，停灵。北京人有习惯，死在外地的人叫“外死鬼”，灵柩不能进城进家，必须停在城门以外。东岳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理想的地方，这种做法叫“停灵暂厝”。与此同时，有些客死京城的外地官员、商人，也将灵柩停在庙内，以备择日还乡。东岳大帝是主管阴间事物的神，将灵柩停放在庙里既便于探望、祭奠、起运，又能得到神的垂护保佑，一切顺理成章，对庙里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到庙里给外祖父送东西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外祖父的房里还亮着灯，跨院北屋，也亮着两盏油灯，照着下午才停进来的两口棺材。听说是宋哲元手下一个姓张的师长和他的副官，不知为什么死了，临时停在这儿。宋哲元是著名爱国将领，那时候在北平，是个头等大的官儿。大官儿底下这两个人的棺材却枵薄得可怜，自抬进来便有殷殷的血迹渗出，把整个西跨院弄得满是血腥之气。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一进院，头发就发奓，身上起鸡皮疙瘩，西跨院的北屋常停灵，新的旧的，有的一搁十几年，习惯了也不觉怎么的，可这回不一样，越往里头走心里越发瘆，棺前两盏半明半灭的油灯，远远望去，鬼火一样闪烁，她和震江谁也不说话，加快了脚步往东屋走。母亲说可就那么巧，一抬头，他们同时看见了西墙根底下站着两个人，两个人见他们进院，立即背过脸去，面墙而立，一动不动。震江镇不住了，大喊一声，见鬼啦！
母亲和李震江一下钻进房内，将所见跟外祖父说，外祖父不信鬼，说他在庙里教了十几年书，十几年来在西跨院停过的灵柩不下百数，从没见过什么鬼魅。说着推窗而望，只见西墙下一片月光，哪里有什么人影？
母亲说，震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发出那声喊叫，或许那两个鬼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让震江一喊，点破了，一股冤气就扑过来了，要不震江怎会第二天就扎了脚……
我是不信鬼的，让母亲一说，从后脊梁冒凉气，自打听过这个故事就再也没进过东岳庙，当然也进不去了，解放后东岳庙被某个单位占用了，听说是警察学校之类，我想，真要这样也挺好，警察们能镇得住一切东西。李震江的逝去究竟给母亲带来多少伤感，至今让我揣摩不透，从母亲带有神秘色彩的叙述中，我感到很大成分是在给我讲一个鬼怪故事，而不是在谈自己的情感历程。那个走进母亲视野的、出身模糊不清的青年，过早地消逝在了朝阳门外的土地上，除了我在本篇文章中的提出，大概世界上没有谁再记得他，再知道他。写下以上文字，是替母亲存念，也是对曾经短暂生活在朝阳门外一个普通北京青年的追记。
他叫李震江。
四
朝阳门外的人物中，不能不说的还有一个叫做“碟儿”的，碟儿的名声比李震江大多了，想必曾经在那片地界儿生活过的老人至今还会有人想起她。
母亲将碟儿列为她的朋友，女朋友。
除了我母亲以外，谁也不知道碟儿的正式名字叫什么，但碟儿告诉过母亲，说她叫王彩蝶。
母亲是个宿命论者，宿命的母亲说“彩蝶”这个名儿不好，“蝶”就是“蝴蝶儿”嘛，蝴蝶儿能活几天，王家老家儿不知怎么给姑娘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彩蝶、彩蝶的，听着像个大鼓妞。大概是“彩蝶”与“菜碟”同音，于是“彩蝶”就被叫成了“菜碟”，继而被简化成了“碟儿”。“小菜碟儿”是北京人对受气包的称呼，如果说谁谁像个“小菜碟儿”，谁谁准是个受人欺负，甚没起色的角色。饭桌上的小菜碟儿，大多是萝卜干、酱苤蓝、熟疙瘩一类咸菜，谁的筷子都能往里戳，又小又贱，连躲闪的份儿都没有。
我问母亲碟儿长得漂亮不，母亲说瘦小枯干的，像块搁陈了的姜。我说，姜搁陈了就抽抽了，还不如像中国大作家老舍说的“长了毛的窝窝头”。
母亲想了想说，碟儿还是像搁陈了的姜。碟儿的脸是姜黄色。
碟儿是丁家的新媳妇，过了门还不到三天就出来挑水，在新媳妇和新姑爷应该回门的日子，碟儿却担着两个水桶出现在了井窝子，这让南营房的街坊们对碟儿的婆家、娘家多少有些看不起。我分析，这个甚不起眼的碟儿，对母亲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母亲之所以老大才嫁，生计固为其一，对婚姻的躲避，对为人妻的恐惧，是碟儿带给母亲挥之不去的阴影。
碟儿的男人人称“锔碗丁”，是沿街锔盆锔碗的手艺人，北京锔盆锔碗的以外地人为主，都是一辈一辈祖传的技艺。朝外操这营生的就碟儿的男人一个，这就显得很珍贵、很重要了。锔碗丁早出晚归，生意很忙，当然也挣了些钱，跟南营房的街坊比，日子属于富裕的。中国人的特点是气人有，笑人无，丁家在这一片就显得有点儿各色，人们形容锔碗丁是“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意思是跟周围人不打交道，群众关系极差。
穷人家吃饭的碗都是有数的，居家过日子盘碗常常破裂，裂了、破了，只要能对上，一般都不扔，等着锔盆锔碗的过来修补。锔盆锔碗的挑着担子过来，被主家叫住，拿出破碗来看，锔盆锔碗的根据盘碗破损情况，估计要钉几个锔子，跟主家谈好价钱再开工。锔盆锔碗的自带小马扎，坐下后拿块布将腿盖了，将破碗拼好，取根细绳把碗捆紧，用腿把碗紧紧夹住就开始了关键性的操作。锔碗的拿出一张小弓，弓弦上缠绕着一个轴，轴的下端嵌着金刚钻，拉胡琴一样地扯那弓，在裂缝的两边钻出对称的两排细孔，然后用大小合适的铜锔子将裂缝铆上，抹一层白瓷膏就算齐活了。修好的碗跟新的一样，照样滴水不漏，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就是说的这行手艺。锔过的碗上大蜈蚣一样地爬着一排锔子，肯定不如新的美观，但那一排闪亮的铜锔子会给人一种陈旧的沧桑感，人们见到这样的碗常常会说，“是使熟了的老物件了”。
锔碗丁是个孝子，他家里人口简单，除了媳妇就是妈，锔碗丁孝顺的具体表现是帮着他妈打媳妇。打媳妇似乎是旧社会底层家庭约定俗成的习惯，那时候没有妇联，媳妇挨打就得忍着，人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意思极为简单，整治媳妇就要像揉面一样，反复再反复，方方面面都治理到家，让媳妇彻底服输，使起来才顺手。“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贯穿了做儿媳妇的始终。压抑的媳妇发展为变态的婆婆，难保对自己的儿媳妇不再变本加厉，没有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旧社会就是这么一个规矩。南营房地界，打媳妇是普遍现象，如果谁家的媳妇进门没挨过揍，意味无非两层，一个是婆婆没权威，二个是爷们窝囊。
北京的井水苦涩，能饮用的有限，偶有甜水井便为稀罕，人们都到水井那儿挑水，你来我往甚是热闹，公众的水井被叫做“井窝子”。民国年间北京安了自来水，但也不能通到各家各户，多是几个胡同共用一个水站，专门有送水的，推着独轮车，装两个扁木桶，往人家里送水。送水的并不收现钱，用粉笔在用户门口的墙上画记号，小鸡爪子一样，五个一组，到年终结算。南营房各家都是缺钱不缺人的，使水自己到水窝子去挑，没谁肯花送水的冤枉钱。每天，只要水窝子的水闸一开，就排满了大大小小的桶，一个接满了顶上另一个，挨个往前挪，称得上是井然有序。
母亲挑不动一担水，就得等她的兄弟陈锡元放了学，一块儿去抬。姐弟俩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抬着水晃晃悠悠地回来，那桶自然是靠近母亲这头的，母亲心疼她的兄弟，怕把前头的小嫩肩膀压坏了。据说陈锡元到了十五六，长成高大排场的小伙子，也没自己挑过水，依旧跟他的姐姐共抬一桶水回家，姐弟俩一高一矮，桶依旧靠近高的一头，不同的是这头换作了陈锡元。
母亲在水窝子每天要碰见的人就是碟儿，母亲有她的兄弟帮忙，碟儿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挑两大桶水。后来人们传说碟儿用的水桶底儿是尖的，为的是不能在半道上停歇，母亲说这都是杜撰，碟儿用的水桶跟大伙的一样，洋铁皮的，也不比谁的大，不大的水桶让碟儿一个人挑，可就有点儿吃力了。碟儿是小脚，粽子一样的脚要撑起两桶水来，那颤颤巍巍的模样谁看了谁都为她捏一把汗。没人敢帮碟儿，尤其是男人们，大伙都知道碟儿婆婆的厉害，不大的事儿，她那个一脸横肉的婆婆，操着外地口音，能把一条胡同骂翻了。说她是母老虎便宜了她，准确说得叫“母夜叉”，红嘴蓝脸，会吃人的夜叉。母亲年龄与碟儿相近，在情感上对碟儿就多了些关注。母亲每每送过去亲切的目光，碟儿都闪过脸去不接。有时母亲有意将碟儿的桶让在前面，碟儿都执著地退着，不肯接受母亲的好意。看水窝子的老肖说，别让了，她在这儿排着还能消消停停歇会儿，回去指不定什么等着呢！
母亲不再谦让，她从碟儿胳膊上的青紫猜得出小媳妇在家受的罪孽，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回碟儿来担水，牙床都被打破了，满嘴是血，不住地往地上吐血水。本来水窝子的街坊们还有说有笑，一见了碟儿这模样，谁也不言语了。碟儿排在母亲身后，母亲止不住低声说，你们家老太太怎把你打成这样？
碟儿不说话，眼里有泪光在闪。
母亲说，找你的娘家人来跟他们论理，告诉我地方，我替你去叫。
碟儿摇摇头。
母亲说，实在受不了就跑吧！
碟儿说，我往哪儿跑哇？姐姐！
碟儿的一声“姐姐”，母亲就以为自己真是人家的姐姐了，最直接的表现是送了碟儿一副棉袖筒，棉袖筒是两个棉筒，接在棉袄袖口处，以遮挡手背，也可以把手指头缩进去，实际是袄袖的延长，方便又实惠。旧时的孩子们没戴过棉袖筒的几乎没有，袖筒就像母亲的手，在冷天，时时地给孩子捂着。母亲说，那年冬天太冷，滴水成冰，西北风一刮，刀子似的，水窝子周围冻成了大冰溜子，站都站不稳。碟儿来担水，小脚在冰上几乎站立不住，母亲便过去帮忙，替碟儿把桶从冰上提出来，把桶用铁钩子钩好，将扁担移到碟儿的肩上，看着碟儿一步三晃地往家走。老肖说，这个碟儿啊，她活不长了。
母亲问为什么，老肖说碟儿的眼睛里泛着死光。
母亲没想到碟儿会死，母亲只是觉得碟儿可怜，碟儿那双手，裂了几条口子，往外翻着红肉……母亲心疼，回家当晚就做了棉袖筒，第二天，见了碟儿二话没说，就给她套上了。
第三天，碟儿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