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看门老张领进来一个巡警，巡警提着老五的书包，说是在巡警阁子里发现的，一看是叶家五少爷的，给送了来。这时候的五少爷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下课”。老张对母亲说，这孩子得打，要是他阿玛在，非得扒光了衣裳在院里晾他的“大白菜”不可。“晾大白菜”是父亲整治他儿子们的绝招，无论冬夏，儿子们犯了大错就得脱得一丝不挂在院里罚站，光屁眼子让人参观的滋味不太妙，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知道害臊，所以谁都尽量不犯错。老五没记性，仗着他下头的兄弟老六8岁死了，很有倚小卖小的劲头，大错常犯，小错不断，他的“白菜”就晾得最为频繁，动辄便被责令到前院影壁前头站着。好在他不在乎，他说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故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叶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这个宝怎么办。
老五是天黑以后回来的，弄回一条白卷毛狮子狗，一进门老张就给打了预防针，说巡警来过了，书包早送回来了，留神太太的鸡毛掸子，还说后妈打前妻的儿子会往死里打。有出戏叫《芦花记》，《芦花记》就是后妈给前妻儿子拿芦花絮棉袄，看着蓬松，其实屁事不顶。老五问老张有止痛片没有，若有他先吃两片预防着。老张说他本人用不着挨打，也从不预备那东西。老五说那有点儿遗憾，便夹着狗一边往里走一边解纽扣，那些纽扣是母亲新给装上的，解起来挺费事。老五随走随脱，走到后院身上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耳朵上戴着的兔毛护耳了。老五隔着门帘朝里头喊，额娘，今天站几十分钟？
母亲一看老五这样，忙不迭地从屋里奔出来，不容分说就往屋里拽，让大兰快点儿沿来路去找衣裳。其实不待母亲拽，老五和他的狗已经就势钻进了门帘子。母亲顺手抄来一条毯子就往老五身上披，嘴里心肝肉地念叨，绝口不提逃学的事。老五摸着母亲的脾气，得寸进尺地说，额娘，你不打我吧？
母亲说，这算什么，那个陈锡元耍的花活能当你师傅，他往狗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炮，点着了扔戏台上去了，戏台上正演《武松打虎》，景阳冈上又冒出一只带响的狗，上蹿下跳，你瞧这乱吧。还有一回在滥葬岗捡了个骷髅，将鼻子、眼里插上葱蒜，浇一泡热尿，往远处一扔，那骷髅就追着他跑……
老五说，骷髅真的会追人？
母亲说陈锡元说能追大概就能追。老五便对陈锡元十分的敬慕，说陈锡元来了一定要母亲帮着引荐，让陈锡元带他上滥葬岗去。老五说他看母亲寂寞，上狗市给母亲挑狗去了，花一块大洋买了条小京巴，抱回来给母亲做伴。上回原本说送鸟的，母亲屋里有黄猫，怕猫把鸟吃了，就换了狗。母亲夸老五仁义，老五越发得了便宜卖乖，说话舌头也短了许多，说在狗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才挑出这只来，这只的名字叫玛莉，是他给取的，跟东正教蓝眼睛的修女玛莉是一个名儿，他喜欢那个洋玛莉，还跟洋玛莉亲过嘴儿。说着说着竟然和玛莉一同爬上了炕，盖着毯子，靠着被窝垛，伸着腿，舒服得不想走了。母亲告诉大兰，让老王给做碗热片汤来，要多搁胡椒多搁醋，老五补充说，用羊肉汤炝锅，起锅撒香菜！
没一会儿大兰就把片汤端来了，学厨子老王的话说，老五没光眼子站影壁还喝热片汤，邪门了！
老五吸溜着热汤说，叶家改章程了！
看老五满头热汗地吃片汤，母亲问他回来怎不往西院跑，老五说二娘不管我们的事，母亲说，不管事她干什么？
老五说，看书。
母亲说，还有那个刘可儿呢？
老五说，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小姐身上。
母亲说，怎的不见你二娘出来？
老五说，二娘要能出来就好了，二娘病了。
母亲问什么病，老五说他也说不好，老在炕上歪着，光吃好的，不长肉，怕风、怕光、怕响动，还怕生气，知道么，我就是把房点着了谁也不敢告诉她。
那天晚上老五和狗玛莉就睡在了母亲炕上，母亲看着酣睡的老五和狗，想及西院生病的张芸芳，觉得自己应该拿出当家主母的气度，不能让人看低了南营房的门槛。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到西院去了，她不能跟个病人较劲。
西院门是个月亮圆门，内里有四扇绿漆木头影壁，写着“四季平和”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张氏母亲写的，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直到盖防震棚时才被拆了挪做他用。影壁后头是一架凌霄，因为是冬天，架上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意思，枯枝你缠我绕地理不清头绪。北屋前头有两棵桂花树，桂花是南方的树，长在北京十分难得，据说是张氏母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盼的是她将来的儿女们能“攀云折桂”，像她的先祖一样也当文华大学士。
院子里很安静，悠悠的小风中弥漫着一股熬中药的气息。右首一溜五间北房，西边是三间厢房，没有廊子，台阶也不高，窗玻璃很大，挂着窗帘。
没等母亲上台阶，棉门帘一挑，刘妈迎出来了，脸上稍稍有了点儿笑意，说正跟小姐念叨太太呢，太太就来了。母亲说才听说二娘身子骨不好，早该过来的，真对不住二娘。说着两个人进了里屋，母亲看见南炕上半卧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炕头枕边堆了不少书，屋里没有多余摆设，靠墙全是从地到天的书格子，格子里装的依旧是书。这些书是父亲的，更主要是二娘的，因为除了这个病歪歪的老太太以外，别人几乎从未触动过它们。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也没人怀疑。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回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偏偏的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让人想走也走不了。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骨瘦嶙峋的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他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火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叶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芳，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么竟老得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的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
张芸芳指着炕上的针线笸箩说正在给母亲绣鞋面，精神不济，一天也绣不了几针……母亲看见笸箩里头是一双正红的、绣着牡丹的缎鞋，那是张芸芳要送给她的礼物。正红与牡丹都是正花正色，是只有夫人才能使用的，张芸芳对母亲的态度由一双鞋已经表现得很彻底了。刘妈说他们小姐的女红在老家是出名的好，样子都是自己画的，色彩也讲究，十里八里的人都来求样子，老爷的大福晋穿的鞋从来都是出自小姐的手……张芸芳让刘妈不要说了，说现在下不了炕，连鞋也省了，把以前做的鞋都送了人。母亲便想起刘妈在门口堵她那天穿的宝蓝蝴蝶鞋，看今日脚上，却换了一双褐色云纹绣鞋，想必也是张芸芳的存物了。
张芸芳让刘妈叫出在套间画画的老七，就是半夜吹箫的那个，看年龄还是个少年，和老五比更清瘦，跟他的母亲一样面色异常苍白。老七叫了一声额娘，垂手站着再无话，张芸芳非让老七给母亲磕头，母亲说进门那天已经正式见过面了，免了吧，张芸芳说是替她磕的，母亲说那更得免了，到底没让老七磕。张芸芳指着老七说，这孩子太弱，不爱说话，将来我走了，最搁不下的就是这个，其他几个都能顾住自个儿，这个老七不行……
老七听他妈说他不行也不说话，依旧呆呆地站着。母亲想，老五是瓜尔佳的末生儿子，老七是张芸芳的末生儿子，两个儿子年龄相当，性情做派竟是如此不同，真应了那句老话儿，龙生九种，九种各一。
母亲后来跟我说，作为女人，一定不能敞开了生孩子，这样会把命都搭进去，我的二娘就是一个例子。叶家十四个孩子，出自二娘的就有七个，中国家庭传统的理想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事实上，仅我的二娘一个人，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就生了五男二女。多产是张氏母亲早早衰老的主要原因，据说她在生老七的时候曾经血崩不止，被中医彭玉堂倒悬于室内，几度昏厥……以后身体一蹶不振，几乎再没出过房门。
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后来我的五姐跟五姐夫在这院住了不短时间，也没见这股味道有所消退。“文革”时，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房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象，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期间，王国甫的管家来过一趟，问四爷有信儿没有，从管家的话里母亲知道父亲还兼着人家工厂的“生产总监”，现在，“总监”跑了，音信皆无，厂方自然把薪水都扣了。王国甫是商人，依着商人的逻辑，工作归工作，友情归友情，不能瞎搀和。好在叶家的家业雄厚，二娘床头的硬木匣子里，厚厚的一叠银票足让母亲和众子弟吃穿不愁，这是母亲娘家的日子不能想象的。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晚上，我给北京的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八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五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怎能不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房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情有可原，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她所说的“社会进步了”，得抓住生命的每一刻，让它生出最高的价值？
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啰唆，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就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叶家其他人要知道了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再没有拿出来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