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的遗诏，无疑是留给武则天的一把“尚方宝剑”，成为她日后临朝的法宝。
武则天在帝国编制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情报网，这张网由下至上。武则天深知，如果在帝国权力上层强行树立自己的帝王合法性，显然是不足取的。中华帝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李唐王朝，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核心体系。
就算强势如武则天，在权力的世界里可以做到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到天下汹汹的舆论，不能不了解民意究竟是为何。她的上位之路分两步走，一是强化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二是要大造社会舆论，在整个帝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现实。
从李治驾崩，武则天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她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则天足足用了六年时间。六年时间，是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过程。权力有时候如同婚姻，实施权力的人和受制权力的人，两者之间同样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翻阅史册，上下几千年，我们见识了太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权力者，根基还没有扎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六十岁的武则天还愿意花去六年的时间来成全自己的王者之路，我们不能不对他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诚如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王论》中所说“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武则天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需要来自民间力量的舆论支持。这也正好应验了一个真理，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于武则天而言，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她就算大功告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则天自然会大肆鼓励民间上言，帝国也由此拉开匦检制度的序幕。
匦检制度并不是武则天首创的，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颖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
当然和梁武帝的做法相比，无论是其规模、技术含量还是影响力，武则天都要大大超越前者。提议设置铜匦的人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用来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无法收回，除非用铁器强行将箱子撬开。四格的开口正对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是为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
南方为红色，是为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也就是说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是为申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也就是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是为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
密匦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检举箱。对于中国人来说，检举箱并不是稀罕的玩意。我们今天很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门前都会放置那么一个箱子，鼓励人们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腐败之举。在社会关系处于紧张混乱时期，检举箱更是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特质。
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虽然见不到有人往里面投信，但是有这么一个物件摆放在那里，里面就永远不会空无一物。除非在一种情况下，里面才是空的，那就是封口处被人为地封死。既然是告密，那么箱子里的密信多半是在夜半无人之际投进去的。箱子摆得堂而皇之，可接近他的人却要把这种官府鼓励的行为做得偷偷摸摸，见不得光。
武则天偶尔会在朝堂上用眼神的余光扫向密匦，这个敞着阴险怀抱的古怪玩意，肚子里塞满了官员、商人、文士、地主以及农民的密件。告密就像是权力系统内部在玩一场扫雷游戏，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雷会爆，会殃及哪些人，每个身处权力经纬里的人都在拿命赌明天。
他们上朝前，就像与家人进行一场生离死别，写好的遗书随时铺展在案上，要交代后事每天都要说上一遍。看着官员们脸上惶恐的表情，武则天不免为自己这一伟大发明而得意。心怀恶念之人，借着告密大肆攻击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那些无意卷入其中的官员，本着进攻时最好的防守，为了自保也拿起告密的武器。
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偌大的朝堂变成了一座权力者的狂欢派对，整个帝国也因此陷入亢奋状态。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舞台，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
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公正性，武则天还为推行这项制度设立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诉状，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匦使送达。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然后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武则天。如此一来，帝国的谏议制度，就在原有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又多了一项投匦。
有人将铜匦的功能简单视之为告密，这未免将帝国的检举制度过于简单化。所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就会慢慢偏离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如果检举制度是建立在国本稳固、社会关系缓和的政治生态基础上，那么发动群众参政议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倾向在里面。不过可惜的是，这项制度设立于以周代唐的前夕。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是政治权力博弈最为关键的时期，权力的运行都要朝着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戏剧性的是，这项制度的第一个牺牲者是铜匦的设计者和铸造者鱼保家。铜匦摆放于朝堂上时间不久，一封人民来信便塞进了通玄匦。这封密信只指铸造者鱼保家曾经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鱼保家因此遭到诛杀，血祭铜匦。说是人民来信，其实和底层民众并无多大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衍生物。发动官员揭发官员，发动官员诬陷官员。对于官员来说，可怕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保障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严酷手段。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如风卷落叶纷至沓来。连武则天也没有料想到，这项制度的效果会如此明显。于是她接连颁布鼓励告密的诏令，这无异于打开了帝国的告密之门。按照最初的设立要求，还有青红白其它三色，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它三色统统化为阴森肃杀的黑色。
此项检举制度完全成为揭发别人隐私或短处的“告密”行为，这种为人类所不齿的行为，几千年来如同瘟疫虐行于中华大地，摧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精神与肉体。中华帝国也由此成为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者的快乐天堂，那些摄魂夺魄的告密行为如同缠绕中华文明的一个个梦魇。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人性沦丧，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随之化为泡影。
时间的齿轮辗过二十世纪的门槛，皇权专制已成昨天黄花。谁曾想，告密之风依然阴魂不散弥漫于神州处处。在过往的历史浩劫中，告密依然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的杀伤性武器。我们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动机，无外乎有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三是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四是完全是利欲熏心。
第一种情形相对来说良性化，其它三种情形都让人为之心冷胆寒。当然第一种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从己方利益出发，所做出的选择。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当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
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统治者希望社会单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处于被告发的状态。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帝国权力集团的监控，作为执政者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分子，以巩固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