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帝来说，官家的权力边界有着不容民间社会触碰的敏感地带。在这个敏感地带里，规则可以通行，利益可以保障。而皇帝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将天下臣民的一切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官员有官员的权力地盘，乡民有乡民的利益空间。不同的是官员的地盘，是公权力撑起来的；而乡民的空间，是自己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虽然说有时候利益就像是女人的乳沟，挤一挤总会有的。可是作为乡民，他们手中没有任何保障自己利益不受侵犯的资源。当天下纷扰，官员首先想到的是自保，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当自己的利益与民间社会利益同时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又会利用民间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皇帝、官吏与乡民的三方博弈中，要始终保持一个量的均衡。
在一个政治体制相对平和的年代里，三方力量是均衡的；当一个王朝陷入动荡，三方力量的均衡状态就会被生生打破。
当百姓的利益被那些坏官恶吏压至最低点，皇帝会想办法保护百姓不受官吏欺负；当官吏受到地方百姓冲击时，皇帝又会转身支持官吏去对付百姓。无论三方博弈如何演绎，有几个不争的事实始终存在。一是皇帝既是参与者，又是仲裁者。皇帝就像是赌球的裁判，吹的永远是黑哨。官吏是裁判一手扶持起来的，他们捞取的灰色利益养活了整条权力食物链，也稳定了帝国的权力系统。二是乡民无法自己保护自己，就算他们不想玩这场打假球游戏，可也无法逃脱游戏规则的束缚。也就是说他们无法逃出体制之外，去寻求其他解决途径。
对于禹州知县朱光宇这样的朝廷“健吏”来说，他们宁可将地方乡民逼急了造反，也不愿意与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只要能够将其逼反，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动用公权力将其捕杀。这么做，既可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动摇，又可以对皇帝和上司有个交代，更重要的是平乱可以成就自己的功名。
河南各地抗粮事件暴发后，地方乡民也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权力系统锈迹斑斑的时代里，老百姓想要依靠皇帝来治官，显然是不靠谱的。在咸丰皇帝的诏书里说得很明白，“大府庇该州县，不肯罪官，而但罪民。”也就是说，上级只会袒护下级，将一切责任都推到联庄会里那些闹事的乡民头上。
上级袒护下级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大家在一根绳上栓着，那么就要遵守权力世界的攻守同盟。你沦陷，我也不会好过，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能糊弄尽量糊弄过去，只要能够瞒过皇帝这个最高仲裁者。所以，皇帝所代表的体制为老百姓安排的上控道路其实上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让百姓们产生一种在体制内有路可走的假象，而这条路就像是一个迷宫，老百姓在里面转得晕头转向也难得偿所愿。等到老百姓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官家集团又会反过来指责老百姓放着正路不走，偏走歪路。
这样的体制安排将老百姓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使他们规避由体制带来的风险。对于地方乡民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方式和能力参与社会博弈，在社会分配体系里添加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规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普通乡民想要生存下去，首先要磨练好自己的生存技巧。
何为生存技巧？就是说一个活在体制内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去迎合体制，懂得迎合官员以及官府。当个人利益与官府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学会放弃个人利益。当官员和官府施以小恩惠时，要懂得如何感恩。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学岳三教与公权力掰手腕，不要试图与地方官吏争利益。
作为底层民众，他们在很多时候往往表现的很纠结。比如说，地方官吏加大盘剥的力度，如果他们自己不去争取，皇帝也懒得做恶人，毕竟自己给官员发的薪俸还不足以养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哑巴吃黄连做顺民，要么像岳三教那种暴脾气去拼。
在这次抗粮事件发生不久以后，也许是咸丰皇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在颁发的诏书里明令禁止州县浮收。皇帝有心解民困，可结果并不能遂人愿。就算乡民们提着自己的脑袋换得了朝廷的回应，可具体执行政策的还是那些地方官员。县官不如现管，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业已腐烂的官僚系统会不打折扣地贯彻皇帝安民的旨意，比如身为禹州知县的健吏朱光宇。县志载：“禹州事已上闻，明诏查参，而朱光宇仍负固不悛。”也就是说，皇帝都同意的事，一个七品知县的芝麻官都胆敢不买账。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河南学政张之万上书朝廷，道出地方浮收的原因及解决之道。巡抚英桂在朝廷的饬令下无法再替自己的下属兜拦，朱光宇不得已与绅民们坐下来商议减免浮收之事，并很快收到效果，并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下令取缔浮收部分，恢复过去的标准。
朱光宇在前面之所以敢于在皇帝下诏后仍旧不买账，正是因为他领会了权力机制的奥秘，知道皇帝此时此刻最关心的是什么。联庄会起义被朝廷镇压之后，他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依旧稳坐知县之位。这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被证明的还有：这时候的帝国体制已经彻底不适合金字塔底的草民生存了。如果这时候不是张之万上书言事，正本清源，使得巡抚英桂也没办法为地方开脱， 就算刘化镇他们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献给皇帝，也解决不了问题。
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咸丰皇帝正式下诏，谕令解散联庄会。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份，角子山捻兵进犯禹州。从这以后，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捻军首领赖文光率部过禹，凡十七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流寇巨匪抄掠禹州，有时甚至一年数至。官府既不能为地方乡民提供足够的庇护，民间也不能再结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百姓形如鱼肉，匍匐在这片砧板一样的大地上，任由制订规则和破坏规则的权力者凌夺与宰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