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库从顺治初年建立时起，银库官员的正式编制数基本上就在20—30人之间浮动。他们分别是：郎中，员外郎，司库，大使，笔帖式，验匠、库使等等。其中郎中、员外郎和司库三个职位之间在品秩上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岗位职责却大致相同，都是掌管银钱的出纳。与此同时，郎中、员外郎和司库这四个人分成四班轮流值宿银库。大使负责文批的收发、饷鞘的点验和劈鞘。笔帖式和库使的职掌则从事文字工作，统计文本。
从出身和升迁来说，郎中、员外郎在任上满三年或提前调到其他各部院，其员缺由六部及内务府等各部院自满洲郎中或员外郎中遴选保送，由皇帝亲笔圈定。司库以下各职位的任期也是三年，其调补之权归管库大臣所掌。司库任满后升任主事即用，其缺在各部院满洲正七品、从七品的小京官内遴选保送，由管库大臣负责调补。库大使年满后在各部院满洲笔帖式内遴选保送。笔帖式也同样如此，但是每员缺均有二人候保。库使则来自各部寺的库使。
验匠、库兵这样的非正式官员的任期也同样是三年。验匠负责入库、出库银两的成色，库兵则负责银库内银两的搬运。一旦验匠缺出，则从能辨银色的库兵中挑选补缺。由于库兵是银库的第一道关卡，所以他的选拔程序也是相当严格。作为一个传统的权力机构，银库的就职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胥吏，而非正式官员。
清朝中下层官员的薪水就算加上养廉银，也不算高，京官比地方官的日子更难过，以致于一些“部曹家平常不举火”。当然这里有夸张的成分，堂堂京官穷到揭不开锅也是不现实的。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官员相比，银库官员的幸福指数显然要高很多，过着富足的生活。
正因为银库官员的幸福指数比较高，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光绪末年，曾经有御史就一语道破其中玄机，“（银库）郎中一缺任满，辄挟赀数十万，员外郎以下次之。此款率取之库书之手，库书之下有库丁，又有保护库丁者，无不以财自豪”。
作为一名中下级京官和吏役如果仅靠正式俸禄是无法做到“以财自豪”的，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这些直接与银钱打交道的人员，清政府在待遇方面是有所优待的。根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道光二十五年，国家每年拨付给银库银匠、库兵的工食奖赏银是3200两，即使按14个人计算，平均每人也达220两左右，远远高于同级别官吏的收入。
我们从见诸史料的陋规来看，记载最清晰的应该是平余银和解费。虽然说自雍正之后有耗羡归公之说，但是银库中的平余银向来是没有留存的，全部被银库人员瓜分殆尽，其数量每年不下二万两。另外外省解饷到银库的银子，银库人员也要从中抽取一定比列作为劳务费（解费），大致比例是每万两银子提取六十两。如果按每年解交一千万两计，抽取的解费就高达六万两。仅此两项，银库人员人均每年所得银两应该在一千两左右。是一个七品官员所得正俸的二十五倍，尽管如此，这些陋规还远远无法满足银库官吏们的胃口。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帝国的财政系统出了一件大事。经过皇帝钦点御史的清查，户部账面上的一千多万两银子，有九百二十五万两白银去向不明。这件事对于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皇帝来说，无异于要了他的半条命。
这件事的起因是银库的官吏们在分赃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情传到了道光皇帝的耳朵里。道光皇帝极为震怒，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谕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前往盘查银库。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银号的张姓老板想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捐纳，也就是拿钱卖官。
捐官现象并不是始于清朝，只是到了至清朝更加发扬光大。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并自称体系，形成制度。除了科举取士，捐纳成为当时许多有钱人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清廷更是将这项制度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让我们见识到捐纳的盛行程度。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三年间，全国有五百余名知县捐钱得官，计捐二百余万，人均花四千两。乾隆时期规定捐大米二十石可当县丞，当时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
随着形势的变化，捐纳的钱数、方法也在发生着悄然发生着变化。嘉庆晚期因国库空虚，朝廷遂大肆发动捐纳，捐生人数达到二十二万人。也就是说，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竟有二十余万名候补官员在排队领号头，听候补缺。由于候补官员太多，而权力系统的正式编制又太少，有很多捐了钱的人直到老死也没有过上一天官瘾。
道光皇帝是一个喜欢敛财节俭之人，在他主政期间，帝国的捐纳之风越刮越强劲。当时官场上没有几个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晋升上来的，捐纳在让天下读书人寒心的同时，也给了科举制一记响亮的耳光。捐纳的最大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屡考不中的天下寒儒，而是有钱的商人和民间的中产阶级。钱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没有权力护航自己的财富才是问题。
捐官制对于当时的商人来说可谓求之不得的事，这项制度好像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那些做生意赚了钱的商人最为看重的事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儒商，他们喜欢结交赞助读书人，表明他们不仅是沾满铜臭的商人；第二点就是崇尚捐官，花些钱为自己的子孙捐个一官半职，以提高家庭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将来也许能够用权力来反哺自己的家族势力或者财富。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案子，张姓老板为了给自己两个儿子捐纳，就找了一个中间人来疏通关节。可是他又担心中间人不可靠，就让在银库当库丁的弟弟张诚保到时候留点神。等到交捐纳银的那天，中间人就带着一万多两银子进库过秤。
当天交捐纳银的人太多，可见生意还是相当火爆的。库丁张诚保负责银子过秤报数，也许是忙糊涂了，就把第二称报成了第三称。记账的人也跟着稀里糊涂就错记下来。张诚保反应过来见并记账人并无异议，他又将第七称时故意错报为第十一称，记账的又没有发现。这样一来就多出了几笔银子，被张诚保偷偷摸摸的运到库丁的宿舍。
这件事本来就是瞒上不瞒下，在场的御史没有发现，但是有些库丁发现了，要跟张诚保分这笔银子。几个人在分赃过程中，产生了分歧，在争执中将此事捅了出去。这是一桩看似简单的分贼赃事件，可是牵涉到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却极为复杂。本来只是行业内的灰色章程，结果成了阳光下的黑幕交易，最终将户部银库巨大的黑洞暴露于世人面前。
道光皇帝闻讯后惊骇不已，命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去查库，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九百多万两之多。本来国库里应该余存一千二百两，如今只剩下三百万两，自己这个皇帝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穷光蛋。道光皇帝这一次真的愤怒了，他当着满朝文武官员的面痛斥道：“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愤恨。国库的银子竟如同自家的一般，随意拿取，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速介入此案，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有大批库丁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过初步审查，刑部的侦破小组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九百二十万两白银绝非一人所偷，也非一日两日作案的结果；至于犯罪嫌疑人基本上可以锁定为银库的库兵。
这本来就不是多么复杂的案件，审查也只是走走形式，结果早就一览无遗。九百二十五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如果用我们今天载重四吨的中型卡车来装运，能够装满一百卡车。一个人要从戒备森严的银库运走一百卡车的银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算他有通天本领将其搬运走，可又能藏于何处呢？至于刑侦官员将库丁锁定为唯一犯罪嫌疑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银库里除了那些库丁，其他人根本无法接触到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