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骆秉章在这里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冤大头，他在任上兢兢业业，没想到最后还是以赔款了事，成了皇帝眼中的黑乌鸦，可见银库的这汪水有多深。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大致了解一下，银库究竟水深几许，能够让一个秉公执法的清官成为冤大头。
银库，从性质上来说，它就是一座仓库。不同的是仓库前面多了一个“银”字，就和钱打上了交道。当权力成为打开这扇仓库的钥匙，那么监守自盗的事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对于这一点，像骆秉章这样的监察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洁身自好者也无法摆脱灰章程带来的束缚。
为了防止库银被盗，朝廷对那些在银库服役的库丁也是防之又防。库丁在银库工作期间，无论冬夏一律要求裸体入库。他们在进入库房时，要排着队从堂官公案前鱼贯而入，进去以后可以换工作服。如果干活干累了，库丁可以出去稍微休息一会儿，但出来时依然要裸体走到公案前，两臂平张，露出两胁，胯部也要抖一抖，还要张嘴像鹅一样大叫。虽然监管如此严密，可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库丁们仍然有漏洞可钻。
坊间有传言，这些库兵基本上都是子承父业，从小就是在家长的要求下按照一个职业库兵的标准来修炼自己的。他们那套高超的职业技巧，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就拿肛门夹物这门绝活来说，没有十年功夫是练不出来的。修炼者先练习夹鸡蛋，然后逐步升级，依次换成鸭蛋、鹅蛋，以至于铁蛋。修炼到最后，这些库丁每次能够夹圆锭十枚，足有一百两之多。等到他们进入银库服役，就可以作案了。每逢出入银库，库兵们就把银锭藏在肛门中，夹带而出。在各地的官银中，库丁最喜欢的是江西官银，外形光滑无棱，夹带方便，被称为“粉泼锭”。
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每个库丁平均每月轮班三四次，每次出入库多达七八次，少也有三四次，每次夹带以五十两计，四次也就有二百两了。这也难怪，库丁这个职业在当时会如此受到大众的青睐。
对于一个苦役库丁来说，虽然无品无级，可是他的实际权力的含金量却非一般官吏可比，库丁盗银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清代野记》的作者张祖翼曾经去户部转饷。他在文中记录下了这一幕：在银库的门前有一茅厕，裱糊得密不透风，库兵到此后就会将赃银卸出，然后埋起来。有时为了能够多偷银锭，库丁在搬运官银时会借口劳累休息，然后多次夹带银锭到茅厕。等到茅厕中的银锭积累到一定数量，库兵就会用水桶将其运走。水桶通常是库兵入库时带来的，因为每次入库前都要用清水洒尘，所以库兵们会把水桶改装成夹底的两层，以便作为作案工具。等到堂官走了以后，库兵们就会若无其事地挑着装着库银的桶走出来。
库丁的法定权力就是搬运官银，出的是体力活。在这一点上，他与普通服役人员并无二致，怎一个累字了得。对世人来说，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库丁的实际权力，那就是贿赂官员，将其拖下水，然后将盗取官银半公开化。 库兵三年更替，等到役满的时候，一个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他们的管理者银库郎中也同样是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就算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亦能余十万。
库兵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他们虽然能够通过超越人体极限的技术手段偷盗库银，但是与那些能捞会贪的库官大员们相比，毕竟是一桩小买卖。这些人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挪用公款，获取的利益要远远小于风险。户部银库自乾隆时期和珅当国后，就从来没有认真清查过。嘉庆年间，虽然朝廷也曾经派过专官盘查，但由于受到库吏的腐蚀，那些负责监督的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走形式。
随着晚清吏治的腐败，银库的侵蚀现象愈发严重，就像当时有人写道：“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银库官兵上下沆瀣一气，时间一久，不出大问题才是真的有问题。
嘉道时期，银库的制度已经形成一整套陋规体系。当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就会采取补救措施。这时候就会派御史驻点清查银库，御史也是人，骆秉章那样的清廉之士毕竟凤毛麟角。按照当时的陋规，库官会私下向御史奉上规银三千两，就连御史身边的仆从也能得到两三百两。
道光十年（1840年），御史周春祺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获取了大量银库幕后交易的证据，他打算将调查结果上奏朝廷。他的姻亲、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就劝阻他：“此案若发，必藉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被揭发，将有很多家庭被抄没，很多官员被杀头，你不能因为只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沽名钓誉，兴此大难。
虽然周春祺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将这件事捅出去，但是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千疮百孔还是会有糜烂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