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虚假的和平景象没过多久，就露出了破绽。十八段虽然不再发生帮会扰民事件，但数百里之外却频频发生大案要案。原来，自从顾三五子与该长官私下交流后，便将段中兄弟打发到别处寻找发财的机会。别处也就是该长官管辖范围以外。同时还定下君子协定，一县之内，一月不得犯案两次。即其他被劫的各地，所受“待遇”看似非常公允，一县一起，循环往复，而不发生多少不均，甘苦不一的情况。
虽然说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久而久之还是露出了破绽。有一次，州官在翻阅境内各盗案卷宗时，发现“尾得各盗携赃窜入十八段而去”等语。他不免联想起以前十八段一带是盗匪出没之地，现在连一起案件都没有发生，前后对比冰火两重天难免让人生疑。于是他就派人秘密前往十八段调查。谁料调查之人在十八段看见的是安居乐业的场面，听见的是对那位长官的颂扬之声。再逐段考察，处处一片和平景象，毫无半点盗匪出没的痕迹。
其实调查之人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十八段的帮会组织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只不过是他们的组织更严密，手法更高明而已。每每在外地抢劫得手，他们都会秘密返回十八段过上几天良民的生活。他们放下武器，扛起锄头下地干农活。加之不扰近邻，不劫本地，近处居民得以安居无忧，对于帮匪就没有什么恶感。调查人员当然也就摸不清真相。不过他发现各段土城筑得非常坚固，且置有炮位，各户又都藏有快枪。他就查询几家，问他们武器从何而来，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曾经是盗匪出没的地方，为了自卫，我们才装备武器。”该调查员再到别段查询，所答众口一词，毫无破绽，只得如实上报。而那个长官通匪之事，竟长久未得泄露。这一幕可谓当时帮官勾结之缩影。
古代帮会的非法与官府的合法之间，界限经常是模糊不清的，有些时候两者游走于黑白两道。这样，帮会与官府之间有时会出现冲突。他们都在寻求与老百姓“签订”一种契约：提供保护，换取税收。这样来看，两者就存在一种市场竞争的关系，都要最大程度的获取税收的来源——人口或者商业。因此，他们之间就存在着利益冲突。
古代帮会既然作为经济组织，当然需要不断扩展其经济产业领域，这就导致其与公权力之间产生冲突。黑社会在与那些正当行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着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的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当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竞争经济资源而通过这些非法手段获得大量好处时，当这种损害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黑社会就会遭受公权力的致命打击。
而这种打击，对于黑社会来说不亚于其遭到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报复行动。所以说，黑社会在与官府竞争权力资源时，其采用非法手段的程度也会有一定的控制，以免遭到官府的致命报复。当黑社会对于官府的损害低于一定的临界点时，通常情况下，正式权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帮会成员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支撑青帮秩序平衡的关键所在，也因此牵动着青帮自身的整体利益。民国以后，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背景下，青帮涉足的领域也在不断发展：走私贩运、开妓院、设烟馆，作恶多端。但无论怎样发展，青帮的一切所作所为无不和黑色利益挂钩。社会变了，但黑色利益的趋向性完全保留了下来。而这一时期，也是青帮上层分子与新老军阀、官僚政客互相勾结的黄金时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都成了青帮著名的老头子。而帮会内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头子，也莫不竞相向上层趋附，走上帮会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名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更是民国时期帮官勾结的集中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