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孟尝君
1931年5月间，胡适与邵洵美相识，介绍人是徐志摩和他的大舅子张禹九。当时胡适结识邵洵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请求邵洵美接盘开不下去的新月书店。徐志摩在1931年5月17日致友人的信中就提到这件事：“新月书店颇见竭蹶，邵洵美加入，更图再起。”
邵洵美在上海滩文化圈可谓人尽皆知，身出名门的他俨然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不但人长得眉清目秀，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雕塑般的面孔”，而且才高八斗，待人接物又豪爽大方，一掷千金，一时成为上海滩传奇式的人物。在上海民间，邵洵美的传说就是文坛的花边新闻。比如说他每次出门前必定要像女人似的薄施胭脂，这是在刻意学习唐人风度。又说他为了让诗歌有欧美之风，特地留学英国专修英国文学，后来又狂热地爱上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凡此种种，都成了街堂里巷茶余饭后的作料。当时的项美丽漂亮、活泼又时尚，怀着对神秘古国的好奇心，只身从美国来到上海滩，在《字林西报》工作，并任著名的杂志《纽约客》的撰稿人。在上海国际俱乐部举办的一次晚宴上，项美丽与邵洵美一见钟情。这场烟花般绚烂的爱情最后又像烟花般迅速熄灭，但它却给骑士般的诗人邵洵美平添了一层浪漫、传奇的色彩，也让邵洵美成为上海滩文化圈的中心人物——他几乎将全部家产都拿出来，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地资助文学报刊、杂志和出版社。为了与国际一流印刷品保持一致，他开办了印刷厂，从德国进口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影像制版设备，使大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杂志，与世界一流水平看齐。胡胡适很早就听说过“当代孟尝君”邵洵美的故事。说在英国读书时，邵洵美每次都买一等舱的票回上海。有一次邵洵美看到三个同学因为无钱买票不得回家，他马上将一等舱的票卖掉，换成四张三等舱的票和那三个同学一同回家。夏衍初到上海时，收入不稳定，经常没饭吃。邵洵美根本不认识夏衍，但他听说有个文化人生活一时难以为继，马上就托人送去五百大洋。据说徐悲鸿勾引女学生被太太轰出家门，邵洵美听说后打电话给徐悲鸿：“到我家来，我这里有避难所。”高朋满座流水宴席的邵洵美家，成为文人墨客的避难所。
胡适在徐志摩、张禹九的介绍下与邵洵美成了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也经常说起共同的朋友徐志摩——徐志摩很早就认识了邵洵美。那是1925年，邵洵美正在剑桥大学读书，有一次与徐悲鸿、蒋碧微见面，蒋碧微惊喜地说：“邵洵美，你长得太像徐志摩，巧的是，你们两个都是诗人。”邵洵美感到，一定是天意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更巧的是，几天后，他在马路上迎面碰上徐志摩，他没见过徐志摩，但一眼就认定这个人是徐志摩。正待上前招呼，没想到徐志摩早一步上前紧紧攥住他的手，说：“弟弟，你找得我好苦啊！”原来，徐志摩听说邵洵美与自己很相像，也到处在找他。
邵洵美将这个故事说给胡适听，胡适听后哈哈大笑。他又谈起胡适那篇在红学中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红楼梦考证》，胡适说：“遗憾，我至今没看过《脂本红楼梦》，所掌握材料不全面。”邵洵美说：“你没有《脂本红楼梦》吗？”胡适说：“那多贵，要五百大洋，穷书生哪能买得起？”邵洵美不说话，待胡适起身告辞时，邵洵美递上用信封装的五百元大洋，说：“给你，拿去买《脂本红楼梦》吧。”胡适连忙婉拒，邵洵美只得改变策略，说：“那这样吧，就算我借你的，这样总行了吧？”
做生意当作诗
新月派与创造社是当时海上文坛主要的大文学流派，新月派的主要阵地就是《新月》杂志与新月书店。新月书店成立于1927年，那年的6月27、28日这两天，上海出版的《申报》连续两天刊载《新月书店启事》，报上署名的书店创办人是胡适、徐志摩、张禹九等八人。新月书店的创立，其中徐志摩最为卖力，最后邀集到股本两千元左右。胡适一向讲究民主，他提出聚资集股要有限制，大股百元，小股五十元，以示民主经营的精神。胡适自己是百元大股，但他还拉来太太江冬秀、儿子胡思杜等，各集股一百元。当时江冬秀并不同意，埋怨说：“这些文化上的事你一个人参股就行了，不必拉着我们娘儿几个。”可是胡适太想将这件事办成功，因为新月派要想在上海站住脚，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有阵地才会站住脚，才会在读者心里扎下根。胡适也不想一个人集股过多，只得多拉几个来帮忙。
新月派在外名声大振，而新月书店却一直惨淡经营，到最后难以为继，眼看着就要关门歇业，徐志摩、张禹九将目光投向富家子弟邵洵美。邵洵美被冠名为“中国最大的出版家”，他的豪爽人尽皆知，这位花钱如流水的富家少爷，他是“连做生意都像作诗，目的在于抒情，不在乎家产流失”。邵太太说他“完全不谙世事，只会写美好的文字”。最高潮的时候，他曾同时拥有《论语》、《时代电影》、《诗刊》、《万象》等七种杂志，外加金屋书店和第一出版社。虽说每一家都亏本，但他从来不在意，因为家中有的是房产，足够他再支撑几年，多一家新月书店对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他内心也很清楚，徐志摩与胡适这样的大作家来找自己，就是让自己接手“新月”这个烂摊子，他不认为他们是给自己找麻烦，反而认为是一种荣耀，马上就答应做了新月书店的总经理。漫画家叶浅予等人主办了一个画报《时代》，也是周转不灵，眼看就要关门，看到胡适找到邵洵美这个“靠山”，将新月书店救活，叶浅予也仿效胡适的做法，求助于邵洵美。邵洵美同样没有二话，接办了《时代》画报。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邵洵美对文化艺术的慷慨解囊，却让当时另一个大文人鲁迅很不高兴。鲁迅在名作《拿来主义》一文中这样挖苦邵洵美：“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邵洵美对于这样的指责似乎并不放在心上。英国作家萧伯纳来华，邵洵美与宋庆龄、鲁迅等人请他吃饭，当然最终是邵洵美买单，邵洵美似乎很乐意这样做。可是随后发生的事却让他很郁闷，报上报道为萧伯纳接风洗尘的宴请，却只字不提邵洵美的名字，这让邵洵美耿耿于怀。解放后他坐牢时，以为不能活着出去，对同室的贾植芳先生说：“你今后能出去，务必帮我把这件史实公开。”他莫名其妙地坐了三年牢，最后又稀里糊涂地被放了出来。
1949年，胡适拿着两张轮船票劝邵洵美去台湾，可邵洵美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走。他对胡适说：“我一走了之，那些进口的印刷机器怎么办？”他到死还记着他的文化事业。可这份事业让他千金散尽，最后只得与儿子住在一间鸽子笼似的亭子间里，由于房子小得只能放一张床，父子俩就轮流睡。有一次邵洵美在家门口附近碰到花容失色的陆小曼，心里很难过，她是他的老朋友，他想请她吃一顿饭，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得将一只印章卖了10块钱，请陆小曼吃了一顿——那只印章是吴昌硕刻的，相当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