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吵架的安徽佬
陈独秀与胡适是安徽同乡，与胡适一样，他很早就离开老家怀宁，外出求学，后来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秋天，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请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郊约胡适撰稿。汪孟郊与胡适同为绩溪人，同乡加同好，胡适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与陈独秀结交是胡适人生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他早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些发轫之作，都是在陈独秀的敦促下写成的，两个人也由此结下深情厚谊。虽说志同道合，但由于各人个性不同，反应在为人处世上便有了很大的差异。
胡适引起轰动的是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文章最初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陈独秀得知后一再索稿，他只得一稿两投。这篇文章在《新青年》发表后立即哄传全国，使胡适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的提携，胡适后来十分珍惜他与陈独秀的友谊，彼此之间无论分歧有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作他的朋友，称陈独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胡适为人温文尔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而陈独秀则性情古怪，说话直爽不怕得罪人，他几乎一见胡适就谈他的主张，谈不拢就辩，辩不过就吵。胡适实在受不了时，也不和他吵，就用脚跺地板，表示自己已经很生气了，你不用再说了。陈独秀知道他的习惯，这才默不作声。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可能因为事多，就没有去看望陈独秀。一直到了北平，他才写信给陈独秀解释：“我此次匆匆回国，未去看你，请原谅。两个月后有事还要去南京，届时一定去看你。”陈独秀收到信后忍不住破口大骂：“什么东西，出大名了，成人物了，有时间同达官贵人周旋，独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什么东西。”当即修书一封给胡适，声明与他绝交。胡适看后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朋友的火暴脾气，一点小事就常常搞得一惊一乍的，仿佛是塌了天的大事，胡适对此并不太当回事。两个月后他来到南京，装作没事人一样去看望陈独秀。果然，陈独秀火气早已经散了，还像往常一样坐下来与他对谈，谈不拢就吵。据说有一次陈独秀与胡适吵得很凶，那时候陈独秀是****领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两个人争执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陈独秀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胡适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平时极具绅士风度的胡适这次也受不了，最后拂袖而去。
1925年12月，北京发生了晨报报馆被焚事件，业已成为“新青年领袖”的陈独秀对此的回答竟是一个字：该。这个态度又让胡适寝食难安，他给陈独秀写信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四次施以援手
激进的姿态、自由的心灵、远大的目光与火暴的脾气，总是给陈独秀带来牢狱之灾，他一生先后四次被逮捕，每一次胡适都参与营救。
第一次发生在1919年6月。面对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陈独秀十分气愤，与李大钊等人协商，亲拟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五条“最低之要求”。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写好后，交胡适译成英文，以英汉两种文体排版印刷，然后作为传单在北京的娱乐场所散发。胡适也外出散发传单，半夜回到家时，便得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他动用安徽老乡和媒体的力量来营救陈独秀，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陈独秀最终被释放。
两年后的秋天，陈独秀在法租界被逮捕，理由是“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惠僧、柯庆施、杨明斋和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案情发生后，各大报纸一片哗然。胡适于当晚得到消息，立即打电话给蔡元培先生，请他向法使馆交涉。蔡元培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晨，为陈独秀被捕事，访石曾，访铎尔孟。”过了三天，法国人请胡适吃饭，同席作陪的有法文《政闻报》主笔。胡适趁机向这位主笔提起陈独秀被捕一事，务必请他过问。虽说此时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上已有了较大的分歧，但他以友情为重，设法营救陈独秀。最终在刘海粟、孙中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被释放，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作了了结。
第三次被捕是在上海，据说是有人造谣中伤，法租界捕房为了敲竹杠，将陈独秀投入监狱。次日晚上胡适在北京得到消息后，马上给当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写信，请他与法国驻华公使直接洽谈，无条件释放陈独秀。这封信确实有效果，在1922年8月19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道：“今天顾少川（顾维钧）的秘书刘打电话来，说顾君得我信后，即派他打到法使馆，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法公使即发去上海，今天已得回电，说独秀罚洋400元了案了，也没有逐出租界的事，我写信去谢谢少川。”一个月后，陈独秀突然出现在胡适面前，胡适惊喜万分，两个人谈了很久。
最后一次入狱是在1932年10月，******逮捕陈独秀的理由是后者“专事****”，决定“迅予处决”。千钧一发之际，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急电******，反对草率处决，要求交由司法部门作谨慎处理。同时，胡适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亲自出马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学术报告，争取各界同情与支持。迫于舆论压力，“迅予处决”的说法被收回，陈独秀后来仅被判处13年徒刑。虽然挽救了陈独秀的性命，胡适仍不罢休。1937年8月，******派他到美国去进行外交活动，胡适利用这一特殊身份，给当时大权在握的汪精卫写信，请汪与******商谈，提前释放陈独秀。8月23日，陈独秀果然出狱了，他辗转幽居江津。多年后胡适“请他（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以“烦见生人”为由婉拒了胡适的好意，最终在江津寂寞地作别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