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后指出：“综观中国现代诗史，从田汉对惠特曼的介绍，到郭沫若向惠特曼致意晨安，到闻一多认识到诗人应该像惠特曼那样创作非诗的诗，到艾青歌颂像海洋一样广阔的惠特曼，再到冯雪峰和何其芳因《草叶集》而发生风格转变，到蔡其矫自觉接受惠特曼的影响，到顾城被惠特曼‘震倒’；从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以至于80年代，中国现代诗都一直吸收消化《草叶集》，中国现代诗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诗人倾倒于惠特曼并且因此而创作出不少杰作。诗人们不仅赞赏惠特曼的民主思想，还服膺他的艺术开拓精神。他们或摆脱狭窄的、定性的格律成规进入广大、开阔的空间，或依照惠特曼的手段拓宽了想像和运思的领域，或在自由诗中探求现代意识，或在波浪般的诗行里唱出豪壮的调子。惠特曼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应该说这是一个全面而又精当的概括。
福克纳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事实关系，他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无影响，影响多大也是很难说的问题。90年代后出现了几篇关于中国文学与福克纳的研究文章。其中，陶洁的《福克纳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2期）一文，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30—60年代中国对福克纳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也提到了福克纳对当代作家莫言等人的影响，是一篇了解福克纳在中国传播情况的不可不读的文章。其他几篇文章主要涉及福克纳和曹雪芹、沈从文、莫言的比较。199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肖明翰的专著《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的比较研究》。巴金和福克纳没有任何事实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巴金受到福克纳的启发或影响。因此，巴金和福克纳的比较，完全是“美国学派”所倡导的所谓“平行比较”。
该书对巴金与福克纳创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思想以及作品中的专制家长、青年一代、女性、奴隶或奴仆等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做了比较。不难看出，作者对巴金与福克纳两位作家及其作品都很熟悉，并且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分析与概括能力。但是，这部著作也表现了一般的“平行研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仅仅指出两者的同和异并不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的目的在于要通过比较得出不比较就难以得到的新的发现和结论，而本书观点和结论似乎不做这种比较也可以得到。在这里，比较就成了没有达到特殊目的的手段。也许写出“X”与“Y”比较这类模式的比较文学文章或书并不困难，但即使是有才能的研究者，要写好“X”与“Y”比较这类模式的文章或书，却也是很困难的。
最后，还有一本书也值得提到，那就是《地球两面的文学——中美当代文学及其比较》，由陈辽、张子清和美国学者迈克尔·特鲁等人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该书的第一、二部分，分别评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第三至第五部分分别是“中国文学在美国”和“美国文学在中国”的相互传播与影响的研究，第五部分是中美当代文学的比较。由于五六人分头执笔，全书的结构设计是条块分割式的，但作为中美文学的断代的纵横比较的专著，是有其特色的。特别是陈辽教授执笔的《美国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一节，以中国当代作家，如王蒙、刘绍棠、冯德英、林斤澜、邓友梅、张贤亮、鲁彦周、彭荆风、孟伟哉、黎汝清、金河、梁晓声、铁凝，诗人公刘、顾工等阅读和接受美国文学的自述性材料为中心，谈美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资料性。
（第二节）中国与拉美、澳洲文学关系的研究
一、中国与拉美文学关系的研究
拉丁美洲文学1950年代产生“文学爆炸”，在较短的时期内产生了有着强烈的拉美地域特色、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家作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所译介的拉美文学不多。改革开放以来，拉美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很受读者欢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成为中国读书界的阅读热点，中国文学界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作家自觉地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艺术，拉美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与拉美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成为80—9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关注的领域。在这二十年中，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约有三十来篇，主要论题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拉美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综合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林一安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中国翻译》1987年第5期）、吕芳的《新时期中国文学与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夏定冠的《拉丁美洲文学在中国》（《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其中，吕芳的文章是一篇有较强概括力的长文。文章指出：中国“当代两场较大的文学运动：寻根与先锋，它们的发生与发展都与拉美‘爆炸’文学密切相关，其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较早的有莫言、扎西达娃、残雪、韩少功、张炜、马原、洪峰等，后起的有‘第五代’作家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启发。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科塔萨尔、鲁尔福、略萨……这些极富魅力的名字成为当代中国作家时髦一时的口头禅，而‘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幻想主义’等等，则及时地在中国有了相应开创的流派”。她还较为具体地分析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家所受拉美文学的影响，并认为“拉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作家重新认识了自身的传统，发掘出传统文化的丰富的内涵……并刺激了内在艺术潜力的爆发”。
第二，拉美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主要是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概括性的文章有吕凡的《契合与变异——略论〈百年孤独〉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3期）、刘蜀鄂的《论中国新时期文学对〈百年孤独〉的接受》（《湖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等。其中吕凡的文章认为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魔幻现实主义是对中国的传统现实主义的“最后一击”，“它动摇的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技巧，而是它所依据的哲学基础”；二、是对“群体孤独的展示”；三、是“叙事方式的空前自由”。关于马尔克斯对莫言、贾平凹、扎西达娃的影响为研究课题的文章主要有王国华等的《莫言与马尔克斯》（《艺谭》1987年第3期）、陈春生的《在灼热的高炉里锻造——略论莫言对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借鉴吸收》（《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沈琳的《试析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周吉车的《马尔克斯与扎西达娃的创作比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
探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影响的文章最多，主要有刘成友的《略论〈白鹿原〉与〈百年孤独〉的历史观念与文化视野》（《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4期）、建军的《〈白鹿原〉与〈百年孤独〉之比较》（《小说评论》1997年第5期）、乔美丽的《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与〈白鹿原〉》（《殷都学刊》1995年4期）、李迎丰的《试比较〈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中州学刊》1998年第2期）、李天军的《孤独者的家园——〈百年孤独〉与〈白鹿原〉的比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等。
此外还有论述博尔赫斯、略萨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文章，如赵德明的《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世界图书》1983年第11期）、张新颖的《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小说》（《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季进的《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等。通过这些研究，拉丁美洲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它对中国当代有关作家作品的影响，基本上得到了较为清楚的解释和说明。当然，由于拉美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还处于“现在进行时”，有许多问题需要时间距离、需要适当的沉淀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只是单篇文章，而更为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必有待于专门著作的出现。
二、中国与澳洲文学关系的研究
中国文学与澳洲文学——主要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关系研究，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位置。二十年来，在我国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如，1981年，女作家宗璞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世界文学》1981年第6期），记录了她与澳大利亚作家怀特等人的交往及印象；此后，高冬山发表《新西兰诗人与中国》（《南开学报》1981年第6期），站在中新友好的角度，介绍了几位新西兰诗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积极和正面的描写；还有叶胜年的《感觉—幻觉模式：中澳当代小说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欧阳昱的《百年来澳洲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应该说，中国与澳洲文学的比较研究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领域，文章数量很少。直到2000年侨居澳大利亚的欧阳昱博士《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的出版，遂使中澳文学的比较研究领域大放亮色。这部专著系统地评述了1888—1998年一百年间澳大利亚小说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的描写。
作者把这一百年描写中国人形象的澳大利亚文学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并分章研究了不同阶段澳大利亚文学对中国人形象描写的文化背景、形象特点及其隐含其后的作家的种族意识、政治倾向和心理状态。第一个阶段是1888—1901年；第二阶段是1902—1949年，第三阶段是1950—1972年，第四阶段是1973—1988年。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1888年是很重要的一年。不仅因为这是白人在澳建国一百周年纪念日，也是因为在这一年，反华、排华浪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作者详细地剖析了以当时的《公报》杂志为中心的作家群对中国人的丑化、诬蔑和攻击，并具体分析了在《公报》发表的反华的代表作——戴森的短篇小说《罪肥夫妇》。指出“罪肥”这个人物是戴森诸多中国人形象中最典型和最糟糕的一个，“他的名字代表着精神上的‘罪’和肉体上的‘肥’，反映了戴森对中国人的根本看法”。作者把《公报》作家群的中国人的形象概括为五种既定的类型——他称之为“滞定型”，即“淫荡的中国佬、肮脏有病的中国佬、狡猾爱财的中国佬、报复心强的中国佬和滑稽可笑的中国佬”。
并指出，这种“滞定型”的人物形象在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中被反复表现，成为一种固定模式，经久不变。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部分作家把中国人视为道德败坏、丑陋可怕、狡诈残忍的具有罪犯和强盗特征的“异类”。从19世纪末开始，有些澳大利亚作家甚至还写了以中国人入侵澳大利亚甚至侵略全世界为内容的荒诞不经的“侵略文学”，他们把历史上成吉思汗的西征与中国人必然“入侵”西方联系起来，竭力宣扬所谓“黄潮”的可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澳洲政府向中国拱手交出澳大利亚，让中国在澳成立“新中国”的异想天开的小说。1950—70年代，除了乔治·庄士敦和戴维·马丁等极少数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的作家外，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以亚洲和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大都具有反共倾向。他们笔下的“中共”是“恶势力”的代表，共产党人都充当着反面角色，共产党的军队与士兵残忍无情。
从70年代中澳建交后到1988年的十七年间，澳大利亚共出版了十四部有关中国的作品，欧阳昱把它们称作“新‘中国小说’”，并指出：“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自50年代以来的那种‘东方主义政治化’运作的轨迹和各种各样的‘滞定型’的变种。中国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种族上依然被表现为神秘莫测、与众不同、难以同化的‘他者’。”欧阳昱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系统的中国题材澳大利亚文学史。这部书在学术方法上对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涉外文学”研究的成功的、可供研究者借鉴的著作。目前，研究外国文学中涉及中国题材的著作还很少，还不成规模，事实上，英、美、法、德、俄、日等国文学中的中国题材同样丰富，也值得从“涉外文学史”的角度加以独立的、专门的评述和研究。
欧阳昱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具有示范价值。他曾在国内大学供职，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对中澳文化、文学都比较熟悉。这部书所运用的大都是澳大利亚文学中并不太重要的作品，收集不易。作者围绕“中国人形象”这一中心，收集和消化了大量相关作品，在文献资料和文本细读上下了大功夫，故整部书资料丰富、分析透彻、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学术性与可读性取得了统一。而且，这部书的价值也超出了文学本身。中国读者——包括普通读者——都值得一读。作者提供的材料可以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缺，把澳大利亚人所描画的中国人的形象放在我们面前，可以使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认识“自我”的参照。尽管中国人的形象大都是被歪曲的、丑化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歪曲者的面目与心态，看到文化的、种族的、政治的差异如何左右着对“他者”的认识和描写，并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