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9年，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对美国文学影响的总体研究的著作也出版了，那就是刘岩的《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书。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概说》。第二章《中国文化对19世纪美国文学的影响》，分两节分别论述爱默生、梭罗与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关系。第三章《中国文化对美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有五节内容涉及中国诗歌对意象派诗歌及有关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后一节谈到了戏剧家奥尼尔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中国文化对当代美国文学的影响》，分四节论述了“垮掉派”诗人雷克斯罗斯与杜甫诗歌、史奈德与寒山诗及禅诗、金斯堡与中国的关系及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具有超现实主义特点的“深层意象诗”诗人布莱、赖特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这些内容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由于这部著作研究的范围较宽，因而在个案问题的研究上难以超越上述有关著作。
但在有些问题的概括和表述上，较此前的著作更为明确和到位，例如，在谈到意象派诗人接受中国诗歌影响时，作者指出：“意象派诗人接受的并非中国诗本身，而是变形了的中国诗。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象主义者没有把中国诗变成非中国诗，而是古典诗歌意象鲜明的特点，适应了新诗运动的需要。由于译者对汉诗的拆译和误解，中国诗传到西方时已丧失了原有的格律，一些意象诗人于是认为中国诗本身就是自由体诗，因而大肆宣扬VersLibre，即自由诗或无韵诗。可以想象，即使当初意象派诗人认识到了中国诗歌严格的韵律，他们也不会严格的模仿的。因为他们执意反对的正是维多利亚时代过多强调韵律的诗风。他们决不会抛弃了古板的英诗传统又去追求格律严谨的中国诗歌的风格。”这种表述无疑是准确而又洗练的。但本书的特色和长处主要在于较充分地吸收了美国与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失为读者系统了解这个知识领域的可靠的入门书。
二、美国文学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
在中美文学交流史上，有几位美国作家的地位特别重要，那就是诗人惠特曼，戏剧家奥尼尔，小说家赛珍珠、海明威和福克纳。这几位作家自然也就成了中美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的重点课题。
首先是关于奥尼尔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研究。80年代后，我国的有关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主要作者有刘海平、朱栋霖、刘珏、欧阳基、尤文佩、田小野、任生名、罗义蕴、郭继德、张军、陈晓舟等。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郑柏铭翻译的西方学者詹姆斯·罗宾森的《尤金·奥尼尔与东方思想》一书。1988年，刘海平、朱栋霖合著的《中美文化在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奥尼尔为纽带的中美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史。作者揭示了以奥尼尔为中介的中美文化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奥尼尔所受中国的老庄哲学影响，一方面是现代中国戏剧所受奥尼尔戏剧的影响。
作者从作品的美学分析入手，细致地分析了奥尼尔的创作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如洪深的《赵阎王》对奥尼尔《琼斯帝》的模仿，曹禺的《雷雨》和《原野》对《琼斯帝》的借鉴等。作者认为：“曹禺剧作中，既有在易卜生影响下形成的高度戏剧性，又得力于奥尼尔剧作的深刻的心灵冲突，两者糅合贴切，构成了‘曹禺’式的紧张激荡、压抑郁愤的悲剧风格。”全书的重心是中国对奥尼尔的接受，这部分内容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
作者充分收集、整理和消化了20世纪20—80年代奥尼尔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文献资料，对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作者，如洪深、袁昌英、顾仲彝、钱歌川、赵景深、熊佛西、阿英、萧乾、马彦祥、张骏祥、巩思文、赵家璧、荒芜、寥可兑、刘海平、汪义群、谭霈生、陈琳、袁鹤年、龙文佩等人的研究与评论文章做了细致的分析评述。指出：“纵观全球，奥尼尔研究除美国本国外应数中国的发展最快，投入的人数最多，发表的论文数量亦占首位。在国内，奥尼尔研究发展之快也是其他外国戏剧家无法比拟的。”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研究的缺欠，即“缺乏艺术的、审美的精细剖析”。总之，刘海平、朱栋霖的这部著作是一部详实的中国的奥尼尔接受史。
赛珍珠的小说大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并以描写中国的长篇小说《大地》等作品获得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自1930年代以来，我国对赛珍珠的翻译和研究评论较多。但由于政治的和时代的原因，中国文化界的主导力量——左翼知识分子对赛珍珠的创作持全面的贬抑和否定态度，认为她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大地》等作品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描写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歪曲的；她的思想是帝国主义的，是反共的，等等。
1980年代以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赛珍珠的创作及此前我们对她的评论开始了反思和再评价。作家翻译家徐迟甚至认为，“长久以来，我们对这位可爱又可亲的朋友是不够朋友的”。许多研究者开始肯定她作为中美文学与文化交流使者所具有的地位与价值，肯定她在创作中对中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赛珍珠的翻译和研究出现了高潮，有关报刊上出现了二十多篇研究与评论文章。1990年代以来，以赛珍珠为中心的中美文学关系研究，成为我国中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赛珍珠曾在我国的镇江长期生活。
镇江的刘龙先生最早注意到研究赛珍珠与镇江的关系的重要性，收集整理了不少资料。1990年9月29日，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赛珍珠与中国镇江》一文，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赛珍珠与镇江的关系，引起了读者的关注。1991年1月，我国有关部门和数十位学者在镇江召开了首次“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会议的有关论文指出了赛珍珠的作品在中美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意义，也讨论了她的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1991年底，刘龙编辑的《赛珍珠研究》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赛珍珠研究的各种资料文献及有代表性的研究与评论文章。集子中的文章指出了赛珍珠的创作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关联，分析了中国社会文化对赛珍珠的影响，肯定了赛珍珠在中美、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贡献。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国编著的评述赛珍珠的专著，题为《赛珍珠：写中国题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从赛珍珠与中国的关系的角度，系统地介绍、评述了赛珍珠的创作。
1999年，郭英剑博士编辑的《赛珍珠评论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全书汇集了国内1930—90年代对赛珍珠的评论文章，通过这些原始资料展现了赛珍珠在中国的际遇。90年代以后，每年都有几篇赛珍珠与中国比较研究的论文发表。发表文章较多的是姚君伟先生，他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涉及了赛珍珠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不同方面，论述也比较深入，主要文章有《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国外文学》1994年第1期）、《论中国小说对赛珍珠小说观形成的决定作用》（《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男权大厦里的怨恨者和反抗者——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妇女群像》（《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的多重价值》（《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赛珍珠与中英小说比较研究——评〈东方、西方及其小说〉》（《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等。此外，王国荣、夏禹龙、刘海平、郭永江、姚锡佩、杨国章、郭英剑、周锡山、王玉括等人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但总体看来，围绕赛珍珠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还有不小的研究余地，可以预料今后这方面的成果将会更多地涌现，并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出现全面系统而深入阐述赛珍珠与中国之关系的较大规模的专著。
和奥尼尔、赛珍珠一样到过中国并与中国有一定的事实关系的美国著名作家还有一位，那就是欧尼斯特·海明威。从30年代起，上海的一些作家和翻译家就写了多篇文章介绍海明威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大量译介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文学，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第五纵队》等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受到欢迎。特别是1941年4月海明威夫妇访华，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80年代后，海明威的作品翻译及对他的评论研究，成为我国外国文学及美国文学界的一个热点。
1986年和1989年，我国的有关学术团体还召开了几次海明威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许多文章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海明威与中国的关系，如周京平的《海明威的海与邓刚的海》（《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姚公寿的《国内海明威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何焕群的《从美国文化心理结构看海明威热——兼论海明威现象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启示》（《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董衡巽的《海明威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3期），李天军的《海明威与中国新时期小说》（《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师华的《抗争精神与民族意识——〈年月日〉与〈老人与海〉人文精神比较研究》（《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世丹的《两幅不同时代的荒原画卷——海明威与张贤亮的作品比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十多篇。在海明威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中，杨仁敬先生的工作最为突出。
早在1983年，他就发表了《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表的第一篇海明威与中国关系研究的论文，首次披露了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的海明威1941年中国之行的一些史实。1990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仁敬（1939—）的《海明威在中国》一书，这也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出版的仅有的一部海明威与中国关系研究的专门著作。作者指出：“海明威的中国之行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也是中美两国文化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他访华以后，并没有写出以中国抗战为题材的传世佳作，但此行对他往后的创作，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和后来两国的文化交往都有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该书以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为中心和背景，阐述了此行的目的、经过、意义和在当时激起的反响与影响。作者查阅了当时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蒋介石会见海明威，海明威对蒋介石的不良印象及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对周恩来秘密会见海明威等史实做了详细的披露，表明当时的海明威反对蒋介石把日本人的侵略视为“皮肤病”，而把共产党的存在视为“心脏病”的看法，反对国共两党打内战，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本书还在最后一章中总结并概述了1930—80年代中国对海明威的翻译与评论研究的历程，并在书后附录了《海明威作品中译本与主要学术论著目录索引（1933—1989）》。在研究方法上，《海明威在中国》以传播研究为主，将作为文化使者的海明威与作为文学家的海明威统一起来，把文化交流史的视角与文学史的视角整合起来，以海明威访华为中心，上下延伸，展示了半个世纪中海明威与中国之关系的全貌，既有丰富的史料陈述，又有科学公允的议论与评论。与杨仁敬的《海明威在中国》同年出版的邱平壤编著《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详细评述了中国的海明威研究成果。
除上述三位作家外，还有两位作家——惠特曼和福克纳——在中美比较文学中也占较重要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关于惠特曼的比较研究主要围绕惠特曼的《草叶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展开。仅就《女神》与《草叶集》影响关系的论文就有十几篇。
主要有：陈挺的《郭沫若的〈女神〉与惠特曼的〈草叶集〉》（《天津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区鉷的《〈女神〉与〈草叶集〉主题的平行结构》（《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王德禄、陈荣毅和周卫的三篇同名文章《〈女神〉与〈草叶集〉》（分别载《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大连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罗凌的《郭沫若与惠特曼——二人诗歌男性美比较》（《阅读与写作》1989年第2期），寥彬的《惠特曼与郭沫若的诗歌意象论》（《郭沫若研究》1992年第3期），杨径青的《惠特曼的〈草叶集〉与郭沫若的〈女神〉》（《云南文艺评论》1995年第3期）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徐广联的《〈草叶集〉在中国——试论惠特曼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评述了惠特曼与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关系——包括田汉、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等诗人和1950—80年代的中国当代诗歌与惠特曼的关系，十分精练地画出了惠特曼影响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一条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