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对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做了总体性研究。殷克琪女士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这个领域仅有的一部专著。该书是作者在德国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原用德语写成，作者因写此书而积劳成疾，于1991年英年早逝，后由洪天富教授译成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可以说是殷克琪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写成的书。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尼采传入中国》纵向地梳理了尼采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对尼采的解读及对尼采著作的翻译。第二章之后是对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横向研究。全书资料收集较为丰富，而且按照德国学位论文的严格规范，对材料的来源、对所引用的他人的材料与观点一一注出，共达1000多条，显示了严谨的学风。当然，书中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总体上看个人独特的学术观点不突出，特别是对于战国策派的看法仍然因袭旧见，否定过甚。
此外，关于尼采与郭沫若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章有张牛的《试论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尼采》（《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1期）；关于尼采与中国文学、文艺美学关系研究的有分量的论文有张辉的《尼采审美主义与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等。
除上述的歌德、尼采外，席勒、海涅、施托姆、布莱希特、茨威格、雷马克等德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有一些文章做了研究。其中，关于席勒与中国文学的文章，主要有董问樵的《席勒与中国》、德博的《席勒的自然观与中国的山水诗》、吕龙沛的《席勒的桃园与陶潜的桃园》（三篇文章均载《外国语文教学》1985年第3期）、韩世钟的《席勒的作品在中国》《外国语教学》1986年第1期）、未见的《席勒的文艺思想与郭沫若》（《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论集》1986年第1期）；关于海涅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张玉书的《鲁迅与海涅》（《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李智勇的《海涅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湘潭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倪诚恩《海涅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1期）；关于施托姆与中国文学的文章，有马伟业的《〈茵梦湖〉与中国现代爱情小说》（《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
关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文章，有丁扬忠的《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戏剧学习》1981年第3期）、《黄佐临与布莱希特》（《戏剧艺术1995年第2期》），南松的《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文艺》（《艺术世纪》1982年第6期），杨立的《漫话布莱希特与中国》（《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克欢的《中国舞台上的布莱希特》（《文艺界通讯》1985年8期），高行建的《我与布莱希特》（《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等；此外的重要文章还有李清华的《雷马克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1990年第4期），黎荔的《冯至与里尔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剑虹的《王西彦与茨威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谭德晶的《冯至早期抒情诗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新探》（《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2期）等。
二、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学关系的研究
在中国与俄、法、英、美、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文学关系研究之外，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学也存在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同样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研究较深入的是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近代北欧作家易卜生和中国现代文学等问题。
首先，是中国文学与古希腊文学的关系。两者的共时的事实联系很少，近20年来出现了几篇希腊神话与中国汉民族及少数民族神话平行比较、古希腊戏剧与中国古典戏剧的平行比较等方面的文章，但往往缺乏可比性而不免牵强。
而古希腊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却是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这方面，周作人于20世纪上半期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近20年来，戈宝权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从1985年到90年代初，他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谈利马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谈庞迪我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谈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的伊索寓言〈况义〉》、《再谈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的伊索寓言〈况义〉》、《谈牛津大学所藏〈况义〉手抄本及其笔传者张赓》、《清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辛亥革命以后中译〈伊索寓言〉史话》等七篇，后来都收在《中外文学因缘——中外比较文学论文集》中。这些文章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的历史。揭开了古希腊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篇章，填补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项空白。
关于东欧、西欧和中欧国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有二十来篇研究论文，主要包括王敬文的《鲁迅与显克维支》（《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凌彰的《荷兰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1期）、丁超的《中国文学在罗马尼亚》（《东欧》1989年第3期）、杨燕杰的《保加利亚诗歌中的中国革命》（《东欧》1989年第3期）、李保华的《荷兰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与〈狄公案〉》（《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李风亮的《米兰·昆德拉及其在中国的命运——昆德拉作品中译述评》（《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等。
此外，还有几篇平行研究的文章，如关于意大利诗人但丁与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比较、意大利的《十日谈》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及明代李渔的小说之比较、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的形象与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的比较、堂吉诃德和桑丘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比较等等。
北欧各国——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有关作家作品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如丹麦著名童话大师安徒生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张耀辉在题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影响》（《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童话受到了王尔德、爱罗先珂等人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首推安徒生的童话。勿罔的《叶君健与安徒生童话》（《书与人》1994年第6期）介绍了叶君健在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及所受安徒生的影响。
姚锡佩在《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10期）一文中，分析了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思想家克尔凯郭尔、文艺理论家勃兰兑斯和挪威作家易卜生、汉姆生等对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影响。在北欧文学家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是易卜生。在五四时期，易卜生及其《玩偶之家》对现代中国的话剧创作，对中国的家庭解放与社会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个其他外国作家所不能及的。因此，关于易卜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早在1956年，阿英就发表了《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文艺报》1956年第17期），对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评论等问题做了文献资料上的考证。改革开放后，每年都有关于易卜生与中国文学比较的文章出现，20年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约有40多篇。王忠祥较早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发表的《易卜生及其戏剧在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一文，是新时期研究易卜生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最早的文章。
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易卜生戏剧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易卜生文集》第一卷“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等，深入、系统地评述了易卜生的戏剧及诗歌等在中国的翻译、评论、研究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此外，范文瑚、赵铭、张先、秦志希、吴仁持、程致中、汤逸佩等都有相关文章发表。进入90年代后，中国和挪威两国学者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两次专题研讨会，即1995年的“易卜生学术研讨会”和1999年的“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研讨会”。1995年研讨会的论文集《易卜生研究论文集》于1997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以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正式出版。
1999年研讨会的论文集《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于200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按文章内容分为四编，其中的第二编《易卜生与中国》收录了王忠祥、何成洲、张浩、孙惠柱、国荣、陈爱敏的文章共六篇。总体上看，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被学者们所重视，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还只是单篇文章和论文集。这个课题是很有必要以专门著作的形式做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的。我们期待着这方面成果的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