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能认为这个作品来自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那段关于迷娘的故事，它经历了由田汉的《眉娘》，到多人合作的《放下你的鞭子》，由原作中的人道主义，再到改编中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杨武能接着用专节评析了郭沫若与歌德的文学关系。介绍了郭沫若在歌德作品翻译方面的巨大贡献。认为郭译《少年维特的烦恼》“相当出色”；而郭译《浮士德》经对照原文，误译也不多；虽然有些译文太自由，中国味儿太浓，并用了一些难懂的四川方言词汇，但总的来看“译得相当有诗意”。杨武能还认为，郭沫若当时弃医从文，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为歌德的影响；早年的主情主义、泛神论思想、自我之扩张的思想，受歌德影响也较深。在郭沫若之外，作者还评述了宗白华、梁宗岱、冯至、绿原四位诗人在歌德的译介与研究中所做的贡献。
对当代中国的歌德作品翻译家钱春绮、董问樵以及作者本人的歌德作品翻译与研究情况也做了介绍和评价。显然，《歌德与中国》一书是抱着对歌德的一片崇敬与热爱之情写出来的，作为我国当代重要的歌德翻译家，杨武能对歌德的创作、对歌德在现当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十分熟悉，这表现在本书的写作中，就是史料运用、理论分析与作者的个人的体验与经验的密切结合。《歌德与中国》问世后到今天的近十年里，杨武能在歌德作品翻译方面又有了新的更大的贡献：主编了十余卷的《歌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独立翻译了多卷本的《歌德精品集》（安徽文艺出版社），身体力行地进一步推动了歌德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此外，杨武能还发表了《从卡夫卡看现代德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中国比较文学》1990年第2期）、《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1期）、《冯至与德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等文章，将中德文学的比较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了。
与杨武能的上述著作同年出版的关于歌德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一部，那就是姜铮先生的《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这是探讨郭沫若接受歌德影响的专著。它研究的是一个一直受到研究者重视的课题。此前，已有许多文章涉及这一问题，如陈万睦的《新中国的歌德——简论郭沫若与歌德的关系》（《郭沫若研究学会学刊》1983年第1期）、苏宁的《试论〈浮士德〉对郭沫若诗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洪欣的《郭沫若与歌德》（《剧作家》1985年第6期）、成寅的《〈浮士德〉对郭沫若抗战六剧的影响》（《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袁荻涌的《郭沫若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郭沫若学刊》1994年第2期）、傅正乾的《吸取、创造与超越——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范劲的《郭沫若与歌德》（《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2期）等。
尤其是傅正乾的文章，将郭沫若接受歌德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概括了三个时期从崇拜、译介，到扬弃，再到借鉴创造的接受过程及特点，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好文章。姜铮的《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是迄今仅有的一部歌德与郭沫若比较研究的专著。全书分“主篇”与“辅篇”两大部分。作者从泛神论的哲学观、自然人性的个性观、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和唯情主义的性爱观等不同角度，指出了歌德对郭沫若的创作及人格个性的影响，并最终把这种影响与接受的实质归结为“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总体上看，这部书没有提供多少新的材料，作者不是歌德及德国文学的专门研究者，在德文资料方面也显出欠缺，但在理论分析方面还比较深入——虽然有时并没有紧扣住“郭沫若与歌德”这一话题而主要是对郭沫若的孤立的评论。
尼采是德国著名思想家，同时他也是文学家和诗人，尼采学说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对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中国文学界比起哲学思想界对尼采更感兴趣，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比较文学界对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并逐渐成为中德文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重要问题。1980年，乐黛云教授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一文，全面而又扼要地评述了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分析了尼采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必然性，重点评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和40年代初期的“战国策派”作家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对尼采的理解与接受，以其视野的开阔、思路的解放，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此后的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与推动作用。
在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关于鲁迅与尼采的关系研究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这个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文章更多。1978年，张华发表《鲁迅与尼采》、陆耀东发表《试谈鲁迅与尼采》（均刊于《破与立》1978年第1期），1979年唐达辉发表《鲁迅前期思想与尼采》（《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1981年陆耀东、唐达辉发表了《论鲁迅与尼采》（《鲁迅研究》1981年第5辑）。此后，蒙树宏、钱碧湘、王富仁、闵抗生、程致中等先生都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澄清鲁迅与尼采的复杂的关系，都有自己的价值。但也有一些文章选题、视角相互重合，材料使用雷同。批判尼采，弘扬鲁迅，强调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学说的积极作用，高度赞赏鲁迅在30年代后对尼采的“摆脱”，这在许多文章中可谓异口同声。在尼采与鲁迅的比较研究领域，还出现了一部专著，那就是闵抗生的《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
该书于199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鲁迅研究丛书”之一种出版发行，是一本有一定系统性的文集。其中主要的、有特色的部分则是关于鲁迅的《野草》与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比较研究。此前的有关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尼采思想如何影响鲁迅这一问题上。闵抗生在《野草》与《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比较中则主要采用文本细读、作品分析的微观方法。对《野草》中诸篇——《过客》、《野草·题词》、《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复仇（其二）》、《希望》、《雪》、《死火》、《墓碣文》、《死后》、《这样的战士》等与《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而且细致到了具体字句的层面。在两者的比较中时有探幽发微之见。闵抗生的这种研究方法，体现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要领——通过作品的具体分析，发现影响之存在。此种“影响研究”没有“传播研究”那样的实证，但也没有陷入“捕风捉影”的玄虚。
因为尼采影响鲁迅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文学层面的影响非要具体到作品分析的层面才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细致的文本分析有时不免显得琐碎，好在作者也注意到了在微观的作品分析中的宏观的提炼。而且，作者在注意发现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指出鲁迅对尼采的消化与超越，体现了“影响研究”与“超影响研究”的辩证统一。在《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出版后，闵抗生还出版了《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一书，此书主要内容是对尼采哲学思想的解读，但书中的第四章《尼采在中国》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系统地描述了1900年至1998年近一百年间尼采在中国的传播史，涉及20世纪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上的大量史料，对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前，青年学者成芳（杜诗言）先生曾出版过一部同类内容的专著——《尼采在中国》（南京出版社1993年），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接受尼采的历史。闵著对《尼采在中国》一书有所借鉴，并且在书中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资料翔实，多有新见，是一部颇见功力的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