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能以一二人敷衍成书者，其必为文明无疑矣”，并拿这一点来菲薄中国小说，然而“由今思之，乃大谬不然”。他认为我们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但文学还不错，小说中人物多少，只是材料不同而已。只是由于“吾国之小说，多追述往事，泰西之小说，多描写今人”，所以造成了这种差异。侠人在《小说丛话》（《新小说》11、13号，1905）中，对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做了对比，概括出了中国小说的“一短三长”，西洋小说的“三短一长”，认为西洋小说的一个长处是“分类甚精”，此乃中国小说所短。但在另外三个方面，西洋小说则不如中国小说。即中国小说中人物繁多，各有特色，而西洋小说“一书仅叙一事，一线到底。凡一种小说，仅叙一种人物，写情则叙痴儿女，军事则叙大军人，冒险则叙冒险家，其余虽有陪衬，几无颜色矣。此中国小说所长一。”第二，“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洋小说则不然。此中国小说所长二。”
第三，“中国小说起局必平正，而其后愈出愈奇。西洋小说起局必奇突，而以后则渐行渐弛……此中国小说所长者三”。因此他得出结论曰：“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侠人的这些“三短一长”的概括比较，并不能有效涵盖中国小说、特别是西方小说，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准确，然而从叙事艺术上看，中国小说确实有着西洋小说所不及的独到之处，则是平心之论。
总之，20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外文学比较的核心是中西文学比较，而中西文学比较的重点是中西小说比较。由于缺乏“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的自觉，人们所进行的实际上不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比较文学”，而是较为简单与单纯的、就事论事的“文学比较”，其特点是使用对比、类比、比附的方法，进行具有浓厚功用主义色彩的好坏、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之处，然这些比较之言，触及到了中外、中西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某些要害，总体上属于晚清时期“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言论的组成部分，具有以“文学革命”呼吁社会改良、以“文学比较”更新观念的功利主义、功用主义性质，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这些“文学比较”所构建的“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也为此后的“比较文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王国维、鲁迅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早熟
在晚清“文学革命”、“文学改良”派的片断的文学比较之外，还有两个人的文章与观点卓尔不群。一个是王国维的比较文学评论，一个是鲁迅的世界文学评论。他们的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都显示了领先于时代的早熟特征。
一、王国维对比较文学的三点贡献
在20世纪初的思想学术与文学研究界，王国维（1877—1927）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比较文学观及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也与晚清文学界主流的“文学革命”派有所不同。王国维也发表过有关中西文学对比的言论，并指出中国文学的缺陷与不足，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其他的学者并无本质不同。例如，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一文中，他认为，中国诗歌“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漫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十百不能得一”。
这一判断与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关于中国诗歌缺乏叙事长诗的指责非常相似。王国维在《教育偶感四则》（1904）一文中还将中国文学家与西洋文学家做了对比，指出：我国缺乏“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希腊的荷马、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那样的“大文学家”，并得出“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这样的结论。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一文中，王国维分析了中国不如西洋重视文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学过分依附于政治，文学家、诗人如果没有官僚的身份，“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根据这一看法，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的文学价值观，提倡“游戏”的文学观与学术观，倡导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独立。这一点与同时期的“文学革命”派的主张正好相对。
梁启超、林纾、苏曼殊、周桂笙等为代表的晚清文坛，以外国“政治小说”为榜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大缺陷是“不含政治思想”，是游戏消闲的，而王国维的非功利论，则以德国康德哲学和席勒的“游戏”论美学为依据，指出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大问题是依附于政治，认为文学应该是“无用”的、超功利的“游戏”，文学家一有功利之心，就失去了文学家的资格。反对文学服从于政治、服从于社会等现实目的，提倡“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文学。他明确批评“文学革命派”的功利论，指出：“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是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提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王国维的这些看法，使晚清学术思想界有了别一种思考、别一种声音，体现了20世纪初我国学术文化自由的、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初步形成，也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氛围。
从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看，王国维对比较文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首先，王国维将世界学术看作一个整体，强调“学无中西”，中西学术一脉相通。
他在《国学丛刊·序》中写道：“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从文学研究及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看，王国维“学无中西”的命题，体现了比较文学根本的学术理念。本着这一理念，则研究中国文学不能目无外国文学，不能没有外国文学的参照；而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亦不是越俎代庖的僭越，而是知彼知己所必需。“学无中西”，又是对比较文学研究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对立统一的精炼表述。中西之别固然是客观存在，但一旦论学，则无中西之藩篱、中外学术一脉相通。这表明，几千年来以“中”（中国）为“中”（中心）的思想与学术的封闭性，在王国维这样的思想先驱者那里，已经宣告终结。
王国维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第二个贡献，是从世界学术史的高度，论述了哲学、史学、文学等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最早明确地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超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国维1906年发表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在抨击清朝大臣张之洞主持制定大学课程时砍掉“哲学”而以宋代“理学”代之的愚蠢行为时，论及了哲学的重要性，也阐述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认为，在我国历来哲学与文化密不可分，“今夫吾国文学上之最可宝贵者，孰过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系辞》上下传实与《孟子》、戴《记》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
今不解其思想，而但玩其文辞，则其文学上之价值已失其大半。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西洋之文学亦然。柏拉图之《问答篇》，鲁克莱谑斯之《物性赋》，皆具哲学文学二者之资格。特如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今文学科大学中，既授外国文学矣，不解外国哲学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必不可得之数也。且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学之一分科之美学中求之。”
在《国学丛刊·序》（1911）中，他提出所谓“学”可分为三大类：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互为联系，互为依存，而都以哲学统摄之。可以说，这些看法正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理念的精确表述，也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两者关系的科学回答。一百年前能发表如此深刻的见解，在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上都是可贵的、不可磨灭的。
王国维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在《红楼梦评论》（1904）等文章中，最早援用外来理论来评价中国文学，开中国文学批评史及比较文学史上所谓“阐发研究”的先例，显示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模式。
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悲剧美学理论深为共鸣，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引述了叔本华的悲剧三分法并加以引申，写道：
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
王国维结论是：“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不仅如此，王国维还将《红楼梦》与格代（歌德）的《法斯特》（《浮士德》）相比，认为贾宝玉的痛苦又远较法斯特之痛苦为深刻，因为“法斯特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王国维还认为《红楼梦》是“以解脱为理想”的，作品所描写的人生悲剧，就是主人公追求“解脱”而不得的悲剧，而《红楼梦》创作本身，也是“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的寻求解脱的产物。
自《红楼梦》面世以来，各种评点、索隐、评论、考证层出不穷，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理论制高点。王国维同时代人，也有援用西方理论评论《红楼梦》者，但往往囿于“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可谓之道德小说”（侠人《小说丛话》）之类的简单的题材性质判断。王国维则援用叔本华悲剧哲学理论，在哲学美学的高度来看待《红楼梦》，凸现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这种援用西方理论评价中国文学的做法，首开时代风气之先。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称这种做法为“阐发研究”。实际上这种“阐发研究”已不单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而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评论、乃至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研究的习用方法。
如此援用外来理论分析、判断、研究中国古典及中国现实问题，虽然常常不免“以中就西”、拿中国例子为西方理论做注脚的种种弊病，但在中国思想学术长期失去创造活力的情况下，是迫不得已，也是势在必行。王国维用西方悲剧理论评论《红楼梦》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卓越的世界文学专题论
凡天才与学术大家，常常都有一个高的起点。王国维在二十七岁时写出了《红楼梦评论》。无独有偶，1908年2月，有一个署名“令飞”的人，在并不太起眼儿的、创办并发行于日本的《河南》月刊第一、二号上，发表了题为《摩罗诗力说》的长文，显示出了不凡的气势，作为罕见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题论文，是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化史上划时代的“示来者以轨则”的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青年时期的鲁迅（1881—1936）。《摩罗诗力说》也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长文。鉴于当时关于“文学比较”的见解，多是在编辑“缘起”、著译序言、多人“丛谈”或其他随笔杂文中发表出来的，长达三万言、用文言写成的《摩罗诗力说》，作为世界文学的专题评论文章，可谓卓而不凡。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指出，世界上几个文明“开文化之曙色”的古国，印度、希伯来、伊朗、埃及等，如今都衰落了，“反不如新起之邦”，“故所谓文明古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国也属于文明古国，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爱智之士”），却“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这种向后看的保守禁锢，“较之西方思理，犹水火然”。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具有革命的、反叛精神的“摩罗”。鲁迅解释说：“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裴伦（G·By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但鲁迅认为在现代中国找不到这样的“摩罗”诗人，说中国“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因而需要“别求新声于异邦”。
鲁迅接着介绍和评论了欧洲现代文学中的几个“摩罗诗人”，除了拜伦外，还有雪莱（鲁迅译作“修黎”）、普希金（鲁迅译作“普式庚”）、莱蒙托夫（鲁迅译作“来尔孟多夫”）、密茨凯维支（鲁迅译作“密克威支”）、裴多菲（鲁迅译作“裴彖飞”）等八个诗人，赞扬了他们“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的摩罗精神，认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评介与推崇欧洲摩罗诗人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诗人及其反抗的文学，来返观、反衬中国。他反问道：在中国，有这样的诗人吗？中国谁人可与这些诗人比拟（“求之华土，孰比之哉？”）？在中西比较中，鲁迅强调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荒落”、中国文学的“萧条”，并且借呼唤、歌颂“摩罗”诗人，“力说”（极力推崇）“摩罗”诗人，而呼唤中国的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
《摩罗诗力说》显示了青年鲁迅的可贵的世界文学视野、总体文学的眼光，文中以“摩罗诗人”的“力说”为主题，将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将现代西方各国浪漫主义文学收揽眼底，他既上下左右、纵横捭阖地进行着中西比较，同时也进行“西西比较”（西方各国之间的比较）。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种比较既有影响与接受关系的分析，也有平行的对比。例如鲁迅指出普希金深受拜伦的影响，当普希金谪居南方时，“始读裴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裴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而“裴伦之摩罗思想，则又经普式庚而传来尔孟多夫”。来尔孟多夫“为禁军骑兵小校，始仿裴伦诗纪东方事，且至慕裴伦为人”，同时“来尔孟多夫为人，又近修黎（雪莱）。
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于人生善恶竞争诸问，至为不宁，而诗则不之仿”。又指出密克微支所受拜伦和普希金的影响，以及裴彖飞的“尝治裴伦暨修黎之诗，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等等。鲁迅既强调了“摩罗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他们的共通点、也分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谈到普希金时，鲁迅认为他受到了拜伦的影响，“虽有裴伦（即拜伦）之色，然又至殊”。这种“至殊”首先在“普式庚（即普希金）所爱，渐去裴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国情和国民性之不同，还有普希金本人与拜伦性格上的不同。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从思想启蒙，从改造、更新国民精神的高度，提倡“摩罗诗”和“摩罗”精神。虽然其中的不少的资料和观点大量使用了日本学者的成果，但仍能体现青年鲁迅对世界文明史及世界文学的深刻理解与宏观把握。当时的鲁迅还是无名青年，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面也很小，远不能与上述的严复、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等人的言论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但站在比较文学学科史的角度看，《摩罗诗力说》堪称20世纪初罕见的用比较的方法评介世界文学的专题文章，应予以高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