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比较文学萌生的温床。20世纪头二十年以林纾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家的翻译文学，特别是翻译小说，为读者展现了西洋与东洋（日本）崭新的文学世界，对国人的传统文学观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世界视野与世界眼光逐渐得以形成，人们在看待中国文学时获得了一种外部参照，在评论中国文学时比之以外国文学，或在评论外国文学时比之以中国文学，除了王国维与鲁迅在有关文章中显示了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早熟之外，大多数的比较多着眼于好坏、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比较的方式也多是片断的、不系统的“文学比较”。也就是在中外文学的相互比照、比附、比较中，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萌生。
（第一节）世界视野与文学比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以夷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引进西学。引进西学的主要途径是翻译，导致了近代翻译事业的繁荣。起初的翻译集中在自然科学著作。1895年，本来处于军事优势的北洋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仅仅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输入新的政治思想观念，以求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更新。于是，大力译介西学的翻译运动勃然兴起。不久，翻译家们开始认识到了文学和文学翻译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学翻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翻译之后，成为最繁荣的翻译部门。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登出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文，阐述了小说及小说翻译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次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中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
最早被译介过来的是政治小说。接着，侦探小说、科学（科幻）小说、社会小说、理想小说、教育小说、法律小说等，都有译介。林纾、周桂笙、包天笑、陈仙蝶、周瘦鹃等翻译家的译作广受欢迎。特别是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并出版外国小说单行本一百三十多种，其中不乏文学史上的名著，如莎士比亚、笛福、菲尔丁、斯威夫特、查理·兰姆、史蒂文生、狄更斯、司各特、华盛顿·欧文、斯陀夫人、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伊索、托尔斯泰、德富芦花等人的作品。“林译小说”数量之多、读者之广、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文学史及翻译文学史上的奇迹。关于清末民初四十多年间文学翻译的繁荣，文学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1935）的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中，开宗明义地说：“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晚清翻译文学的突飞猛进，不仅为此后翻译文学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照，而且为读者展现出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为中外文学的比照、对比、比较，提供了可能，成为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形成的契机。
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形成的前提基础，是世界意识与人类意识的确立，是以己度人，以人度己的自觉，是对人类文化的共通性、世界文学的相关性的认同。晚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都显示了这样的意识。严复与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较早就人类的共通性——“公性情”加以论述，强调指出：“无论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之地，石刀、铜刀、铁刀之期，支那、蒙古、西米底、丢度尼之种，求其本源之地，莫不有一公性情焉。此公性情者，原出于天，流为种智。儒、墨、佛、耶、回之教，凭此而出兴；君主、民主、君民并主之政，由此而建立：故政与教者，并公性情之所生，而非能生夫公性情也。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
也就是说，人类的“公性情”，造成了文化文学的相同与相通，也造成了文学上的共通的主题与题材——“一曰英雄，一曰男女”。王国维在《叔本华像赞》（1903）中也谓：“人知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同理。”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晚清时期的文学界、学术界主流舆论的共识。当时在《新小说》、《小说林》等流行的文学刊物中，常常可以看到“四海同文”、“五洲同室”、“十方同感”、“小说无国界”之类的说法，都强调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共通性。
例如金松岑在《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17号，1905年）一文中指出：“人之生而具情之根苗者，东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于文学界者，亦东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黄人（1869—1913，别号摩西）在《小说小话》（1908）中也指出“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他相信“虽东、西国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点。如希腊神话，阿拉伯夜谈之不经，与吾国各种神怪小说，设想正同。盖因天演程度相等，无足异者。”林纾在翻译中对中西小说的特点有着深切的体会，在比较中深悟“天下文章”皆有共通之处。他在《孝女耐儿传·序》（1907）中写道：“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这无疑是在比较中寻求“天下文章”的通则和规律了。
根据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某一种文学现象或某一种文学样式，如果曾在别国发生过某种效应与影响，那么在中国也会产生相同的效应与影响。他们听说“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因此便大力提倡翻译出版外国小说。
老棣在《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第1年第6期，1907）一文中，表达了新小说在中国发展过迟的遗憾之情。他说：“吾国小说发达最迟，故民智开通亦最后。观各国诸名小说，如美国之《英雄救世》，英国之《航海述奇》，法国之《殖民娠喻》，日本之《佳人奇遇》，德国之《宗教趣谈》，皆借小说以振国民之灵魂。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斯殆风气之变迁使然欤？惜夫前著无多，今日尚多乞灵于译本耳。观于此，又叹吾国小说发达之迟迟为可憾也。”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梁启超则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文中响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何以见得小说有如此大的作用呢？梁启超的依据是：“小说之为体其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
也就是说，“天下万国”均如此，我们当然也如此。至于为什么提倡“政治小说”，梁启超的立论逻辑也是在于此。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一文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也就是说，外国的政治小说曾起过如此大的作用，中国“岂不然哉”？中国也不会例外。
如果说，晚清文学界、学术界的先达们在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中，以人类文化的共通性为逻辑前提，“见贤思齐”，奋起直追，是在比较中“求同”，那么，以外国文学为参照，返观、反省中国文学，寻找中国文学的优长和缺欠，则是在比较中“求异”。“求异”也是当时“文学比较”的一大话题。通过这样的比较，他们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诸多缺陷：
一， 比之西洋文学，中国缺乏大文学家，小说创作固步自封、陈陈相因。
梁启超则认为，中国文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但中国的小说却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他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陈陈相因，涂涂递附。”（《译印政治小说序》）翻译家周桂笙在《毒蛇圈》的“译者识语”中，从中法小说的比较看出中国小说的墨守陈规，他说：“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绎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此，则无下手处也。”而法国小说则“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
二，比之西洋小说，中国小说是游戏消闲的。
署名“衡南劫火仙”的作者发表在《清议报》第六十八册（1901年）的《小说之势力》一文，在中西对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小说的消闲游戏倾向。他说：“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贬，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是。其立意则在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盖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固无足怪焉耳。小说界之腐坏，至今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
此外，“商务印书馆主人”在《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原载《绣像小说》第1期，1903年）中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贬，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
三，比之西洋小说，中国小说某些题材类型缺乏。
由于晚清“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良社会，因而在文学比较中，比起“怎么写”（艺术形式）来，他们对“写什么”（主题题材）更为关心。因而题材上的比较，是晚清“文学比较”的最常见的切入点。在比较中，他们发现了中国传统小说题材及其分类的贫乏和狭隘。觚庵认为：“我国小说，虽列专家，然其门类，太形狭隘”（《觚庵随笔》，原载《小说林》第7期，1907年）；侠人指出：“西洋小说分类甚细，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小说丛话》，原载《新小说》第13号，1905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传统小说的题材“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
在题材类型的比较中，有人则反问道：“外人之可以为历史、政治、种族与种种小说者，吾中国何不可以为历史、政治、种族与种种诸小说？”（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原载《中外小说林》第4期，1908年）。他们抱着“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要做”这一信念，极力提倡学习外国文学，输入并创作新的题材类型的小说。例如定一在《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5号，1905年）中主张，要改变中国文学题材缺类的问题：“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若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实仅可谓有历史小说而已。即或有之，然其性质多不完全。写情小说，中国虽多，乏点亦多。至若哲理小说，我国尤罕。吾意以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
四，比之西洋小说，中国小说在内容与描写手法上有许多缺陷。
在这个问题上，知新主人（周桂笙）在《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0号，1905）中的看法最为系统条贯。他指出，中国小说不及外国小说之处，有五点。第一点，是小说人物的“身分”。“外国小说中，无论一极下流之人，而举动一切，身分自在，总不失其国民之资格。中国小说，欲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一种卑鄙龌龊之状态，虽鼠窃狗盗所不肯为者，而学士大夫，转安之若素。”
第二点，是“辱骂”太多。他指出：“外国小说中，从未见有辱骂之辞……若吾国小说中，则无论上中下三等社会，举各自有其骂人之辞，大书特书，恬不为怪”；第三点是“诲淫”。他认为：“外国风俗，极尊重女权，而妇女之教育，亦极发达，殆无一人不能看报阅书者。故男子视女子，几等诸神明，而一切书中，皆不敢著一秽亵之语，惟恐为妇女所见也。中国女子，殆视为男子之普通玩具，品骘群芳，风流自命者，无论矣。淫情浪态，摹写万状，令人不堪卒读。”第四点是“公德”。指出“外国人极重公德，到处不渝，虽至不堪之人，必无敢有心败坏之者。吾国旧小说界，几不辨此为何物，偶有一二人，作一二事，便颂之为仁人，为义士矣。”最后一点是“图画”，指出“外国小说中，图画极精，而且极多，往往一短篇中，附图至十余幅。中国虽有绣像小说，惜画法至旧，较之彼用摄影法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五点属于小说内容与写法的问题，而背后实际上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更多地从创作艺术的角度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既看出中国文学的缺陷，更指出了中国文学的优点。例如苏曼殊在《小说丛话》（《新小说》11号，1905）中谈到中西小说的一个差别：“泰西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他曾根据这一点，以为社会愈文明，则个人事业愈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