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了,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么一句生动莫名的话,仿佛一条顽固而狡黯的鱼,时不时地钻出水面,似是引诱,又像是提醒,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真相:曾经或者将来,鱼,飘在空中。
飘在空中的鱼,是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的那一条吗?从水里直接飞升到空中,再在空中完成难度高超的自由转体,像一只灵巧异常的风筝。我曾见过无数的风筝,挂在十月的高压线上,它们在春天里逃跑未遂。我也曾见过无数的鱼,它们都能侥幸地从渔网和我们的口中逃脱吗?更多的恐怕是成为鱼缸里供我们欣赏的活物,或是填了我们胃的狭小的一角了吧。我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过死去的它们:鱼死在水里,肚皮朝上。
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这里死去。
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
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寒冷的基调。
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地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身旁。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黄色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挨着饿。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与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这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跟老家的一对夫妇到那里打工,洗盘子,洗碗,洗菜,收拾里外。最让母亲难受的,是连续地熬夜。她们必须等,一直等那些从酒吧舞厅里散场的人,到她们那里吃点馄饨、水饺。母亲那时已经有四十多了。她的脚和胳膊都浮肿了。母亲累到极点的时候,就想家里的男人,想两个儿子,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偷偷地哭。坚持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还是回来了。转来转去,还是卖鱼好啊,一回来,母亲就对父亲说。
在外奔波多年之后,母亲又重操旧业了,仿佛是一条漏网之鱼,在城市的大江大海中艰难游渡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乡村的小河小溪里。有时候,我喜欢胡思乱想,常常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母亲的鱼从不会轻易死去?那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鱼,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有一天从市里回来,远远地望见鱼市上的母亲,蹲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我能料想到母亲会继续这样的与鱼为伴的生活,却无法预料,是否有一天,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像一尾柔软的鱼,从她的竹篮里荻得新生,或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
波纹层起,水藻繁盛,白色的鱼浮在其间若隐若现,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提起一条又一条鱼来。只是那一夜的梦里,风很大,鱼儿很小。咬在鱼钩上的轻飘飘的小鱼,我散乱的衣裳,塘埂上齐膝的野草,以及来寻我回家的母亲的发梢,都一起飘向我身后倾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