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零星谈论过古马的诗，而要从整体性上来谈论《古马的诗》显然有着不小的难度。多年来的诗歌阅读和诗歌评论使我越来越觉得评论这种工作的难度，如何准确、客观地解读一首诗歌、一个诗人，其合理性和依据又是什么？这一直是困扰着我的难题。多年的诗歌批评工作不是使我越来越自信，相反倒是使我越来越困惑。感觉就像一个北方人突然在一个时间被搬运到南方，高大的乔木、葱茏葳蕤的热带植物和难以交流的方言让人不知所措。我越来越觉得准确谈论一个诗人以及他的诗歌写作是相当困难的，而在更宽广的诗歌技艺、精神症候、思想视阈以及时代境遇中来准确谈论一个诗人几乎更是不可能。所以，在这一点上，“诗歌批评”是一个暧昧的词语，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所从事的只是诗歌阅读甚至带有明显差异性和阅读者个体特征的诗歌解读与品析的工作。我更愿从一个老老实实的诗歌阅读者的角度来谈谈我对《古马的诗》这本诗集的个人观感，这就不免带有强烈的个人差异性，同时也不免有隔岸观火、走马观花的嫌疑。
《古马的诗》收录了古马1996年以来的诗作160余首。综观这些诗作，它们不但呈现了不同时期古马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差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句有着呈现和塑造古马诗歌特色的完整性和谱系性。换言之，无论是早期的诗作，还是近作都在语言质地、想象力的方式、修辞个性和抒写能力上呈现了古马这个西部诗人的独特性。
一
古马的诗歌大体为抒情短章，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清澈、透明又有一种可以回味的底色，这让我首先想到了琥珀。季节的漫漫风尘卷过那黑色的田野，曾经鲜活的生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简单冲刷中，变了形状，失了颜色，隐了足迹。在时间的浩浩巨手中，在这个我们短暂停留的世界上，什么能够留存？也许，诗歌是一个最好的而又常人难以企及的装置（原谅我对诗歌的精英看法），这恰如一个淡黄的而又纯净的琥珀，曾经的记忆、感情、语言的生动都在某一刻停留，停留在时间的深处。它，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语言和记忆的力量。而这只能来自于诗人和他在暗夜所抒写的诗行，或悲抑、或欢欣……
由古马的诗歌，我首先想强调的是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和“叙事性”问题。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在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写作谱系和诗歌批评话语中无疑成了衡量一首诗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叙事性”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中已经成为相当含混和暧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巳经成为圭臬甚至唯一的评判诗歌的价值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甚至有评论者和诗人认为海子之后诗歌的“抒情时代”就已结束了。在当下的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叙事性仍然是一个合宜的时髦说法和托词。实际上，回到诗歌古老的源头反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才是诗歌真正的底色或本体依据，换言之，任何所谓的叙事性、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的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但是，当在每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翻开各个年度诗选和评论集，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诗人在误解“叙事性”的前提下滥用了这个看似屡试不爽的灵丹妙方，甚至诗歌批评也是将之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尺度，诗歌的抒情遭到了空前的放逐。那么，在一个普泛的对诗歌写作的抒情性“不齿”的时代，必须重估“叙事性”从而进一步洞察诗歌写作“叙事性”缺失的真正因由。是到了对诗歌写作个性化的标志——“叙事性”抱以警惕的时候了。自9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和批评者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理解是充满歧见的，实际上，诗歌写作中的抒情和叙事（非抒情）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彼此容留的，单纯无限的倚重任何一方都会对诗歌和诗人造成妨害。
而古马的诗歌写作却恰恰是维持了“抒情性”这一诗歌本体性依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马的诗歌与“叙事性”无缘，古马的诗歌写作中同样出现了带有戏剧性的场景以及叙事性的诸多特征，但是这些叙事性因素仍然是抒情性的，仍然是以抒情为诗歌最重要的维度，而非其他一些诗人为了叙事而叙事，使得诗歌成为小说和戏剧的一种可怕的变种。古马的诗是缓慢的，他更像是一个喜欢吟述的沉浸型诗人，这样，那些带有强烈的象征性，同时夹杂着当下的日常性和想象性的日常事物和细节就被古马不事张扬的语言一次次擦亮，焕发出现代与古典、传统与个性的特殊性，呈现了一个现代诗人带有古典性格的诗歌写作个性。换言之，在主知和主情的诗歌写作中，古马能够做到一种恰到好处的融合，从而无论是在自然之物的抒写还是主观情思的抒发中能够同时呈现出情感与理性、经验与想象的丰富与深远，这样就凸现了诗人少有的诗歌视野的宽远与绵深。
阅读《古马的诗》，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古马是当下中国诗歌界的一个“异数”，古马的一首首诗更像是现代语言的古典诗情的呈现，而那些既带有原生性又带有独创性的民歌谣曲仿佛呈现了“洛尔迦”式的独特性与可贵。社会、民间、乡野、自我、想象、当下、历史、记忆都在古马这种个性化和草根情怀的诗歌抒写中，不断强化和凸现着古马完整而鲜明的诗歌话语谱系。
二
让我们回到我这篇文章的开头，我之所以将之命名为“雪乡里淘洗的沉暗与光芒”是因为在阅读古马的诗歌中，我渐渐地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了一个词，一个反复出现在古马多年来诗歌文本中的一个带有强烈的谱系性的“冰”、“积雪”、“风雪”、“霜”、“雪”、“冰雪”、“雪山”、“祁连雪”等“深度意象”，它们同时是沉暗与光芒、寒冷与温暖、痛苦与幸福、质疑与肯定、放逐与坚持、受难与祈祷的复杂性呈现。在一个诗人的文本中出现“雪”、“冰”等意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古马的诗》中，160余首诗中竟然有不下60首不同程度地出现与冰雪相关的意象就不能不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古马诗歌个性的人口和切入点。
我不知道古马自己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诗歌写作中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些与“雪”、“霜”这些寒冷的诗歌意象，而这些意象谱系又是呈现了一个诗人怎样的内心与精神取向？
我姑且将由这些冰、雪、霜等组成的诗歌世界称之为“雪乡”，而古马正是在这个“雪乡”中不断呈现黑暗与光芒的人。布罗茨基曾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作为存在个体的生命首先面对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时间。时间的利刃在无情地修剪和砍伐着一个个生命，一切鲜活的东西都会在时间面前面目全非甚至化为枯槁。所以，一个诗人的诗歌如果不能呈现出时间的体验是难以想象的。而古马的诗尤其是那些有关“雪乡”的诗恰恰凸现出了强烈的时间体验和诗人的省思、浩叹与诘问：“积雪的天山/戴着哈萨克男人的帽子/鸟儿自帽檐下飞出/鸟儿忍不住去问/一棵挂满红色浆果的树/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了/雪水说话的山谷里/红马不似分针/白马不像时针/但被它们啃过的青草/渗出了时间的/新鲜汁液”（《两匹马的山谷》）。
在“雪乡”的个人诗歌话语谱系的建构中，古马，无疑在用诗歌完成一种平衡，一种生活的平衡，内心的平衡。当他一次次站在这个摇荡不已的平衡木上的时候，是诗歌、语言、修辞带给风中摇晃的身影一次又一次的平衡与慰藉。然而在这场关于诗歌和生活的较量中，到底谁占了上风还是一个问题，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压倒了另一方，不断的生活的偶然性和意外在冲击着诗歌那小小的力量和诗人并不坚强的内心。在时间所搭建的戏剧性场景和巨大的黑色幕布之下，古马认识到每个人的宿命都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是暗夜中的舞者，要独自承受无尽的孤独，而每一次的试图飞翔的结果都是沉坠，稀稀落落的掌声过后是阒寂无声。向死而生，成了每一个生存个体不可避免的命运，这就是宿命，而能够与之进行对抗的唯有诗歌：“雪乡多么好啊/好得新鲜、忧伤/好得像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像我身患绝症的老母亲/白发变成青丝//——她也刚刚成为新娘/她爱着沉睡四野的白雪/她爱着白雪爱着美好的生活/而我尚未出生/我在温暖的母腹中/又怎能瞥见/一口柏木棺材/悄悄摆放在老家的堂屋”（《雪乡》）。与此相关的，那些带有寒冷质地的诗歌意象，如雪和霜等就成了诗人面对时间、面对脆弱的生命、面对黑色的死亡的绝好象征。
古马的诗中反复出现了“落雪的墓地”，而这样带有强烈象征性的冷酷场景呈现了诗人在诗歌中所体现的向死而诗的可贵：“门楣涂抹鸡血/墓地落下白雪/用鸡头祭祀的人/命里将开九把锁”（《西凉谣辞》）。《夜雨》等诗不仅是一个家族历史的复现，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消殒所带来的黑暗与痛苦，而且是诗人以诗歌这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和反复观照存在与死亡、真实与虚无。在黑夜笼罩的村庄，灯火依稀的院落里，诗人看到了寒气中那一个个逝去的亲人的依稀面影：“回来了/终于回来了/那怯生生的亡魂/悄悄推开院门的手/突然被一道闪电/镀上耀眼的白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回到人间的/只是一场情义/润物细无声的雨水/汇合那倾泻的灯光/慢慢地流吧//从不同方向流进/这庭院里熟悉的菜地”（《夜雨》）。当然，古马诗歌中的“雪乡”不只是面对时间和生存时令人战栗的寒冷，也有那寒冷背景中的温暖与慰藉，如：“大雪啊/给我睡衣兜里/端上一小块黑暗的红糖吧//万一有人/冒着风雪前来/白雪草根下/我不能什么也掏不出”（《轻歌》）。值得注意的是，古马在“雪乡”世界的建构中创造出了奇绝的意象，这些意象无疑是诗人超拔的想象力的表现，如“月亮用雪洗脖子”、“雪把香留在你腰里”、“雪水淌银”、“月光流进墓穴”、“银子换雪”、“雪水流来落花”、“泪水的冰渣”、“我苍白的嘴唇埋进积雪”、“连夜偷袭黄河的大雪”、“霜雪的腰里飞着鹰”、“雪的肚胳眼”、“冰雪的膝盖融化”、“霜的叛逆”等等。
正是古马诗歌中与冰、雪、霜等与寒冷相关的“雪乡”意象谱系同时呈现了生存的黑暗与光芒，同时揭示了内心的温暖与寒冷。在神秘的宇宙中，那颗离开天际的陨落的流星呈现了霜雪一般的寒冷、落寞、孤独与消亡，也同时呈现了诗人对未知的存在以及世界悖论性存在甚至历史的重新返拨与命名的沉思：“一颗离开集体的流星/趋向更加庞大的空虚和落寞当中//那里，事物未知的幽暗中/一只可能的拴马桩/霜和白银的/静静闪耀”（《群星》）。在古马的这些“雪乡”的诗中，那些带有鲜明的民间谣曲和个人修辞改造后的民谚色彩的文本更具有一种鲜活的语言的力量和情感的势能，如：“大清早/男人上房扫雪/女人人厨烫猪头/除夕将至//午时刚过/灶王爷不请自来/捉襟见肘/见自家白菜冻成冰”（《西凉短歌》）。
三
古马的诗歌个性是豁然的，他的诗歌因为特殊的想象方式和有意地对诗歌特有的修辞性的介入从而呈现出一个相当特殊的诗歌空间，这个空间同时呈现着个人与生活，历史、经验与想象的叩问与融合，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诗人会时不时地引领你进人一个飞速发展的工业时代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温暖的、诗意的东西与情怀，如：“天黑下来以后/我会把因秋霜而受潮的微微弯曲的箭杆/在篝火边细心烤直/我还相信/黑夜会在附近的灌木丛中注视着我/像一个过于肥胖的野兽/微微喘着粗气”（《秋日私语》）。古马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清醒的写作者和发声者，他比其他诗人能够更为清醒地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与冲突，正视当下与历史的尴尬关系：“那夹杂着方言和神示的风/瞬间把我吹远/吹回狭窄的生活”（《在俄博》）。值得注意的是，古马尤其更能够比其他诗人呈现既带有个人性又有历史性的已经渐渐被现代人所遗忘和陌生的事物，在江南烟雨、塞外风霜、西部高原、东部海浪中，诗人在不断寻找和发现已经消失的事物；在曾经的古代马蹄踩踏过的官道上，在古城落日下寻找一个个破碎的片断。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疯狂的工业化无限膨胀和吞噬的年代，古马已经不无尴尬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对日常生活甚至历史的修改力量：“古渡口/一根水泥电线杆/替代了霍去病立马横槊的形象”（《古渡落日》）。而疾驰而过的现代列车却在时时冲撞着那一颗并不坚强的内心，现代工业的力量在强力中改变着这个世界，刺目的铁轨成了每一人可怕的白日梦：“我相信你也看见了我/隔着一条铁路//我甚至来不及喊你/一列装运灯火的列车从我们中间呼啸穿过//你在那里/当那突然的障碍消失后/世界丧失了目标//信号灯爆炸/变形、断裂的铁轨/蛇一样四处乱爬//头发又黑又乱/我蜷缩在自己的内心/渴望再度被你发现，解救”（《恐惧的梦》）。
在古马的诗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飙风中一匹特立独行的瘦马，在它不流于世俗的幽深的眼光中还能依稀看到古典和农耕的光芒，而它的身后却是无边的黑暗……在由寒冷的冰雪构成的“雪乡”中，古马在义无反顾地呈现着令人欷戏感叹的现实与存在的沉重与黑暗，也在一以贯之地探寻着温暖的内心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