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活动是重要的岁时习俗，汉族有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传统节日，有清明、冬至等农事节气和二月二、四月八、六月六、腊八、腊月二十三等民间节日。藏族亦有与汉族基本相同的春节、清明、天社、端午、中秋、二月二、六月六、腊八等传统民间节日，另外还有本民族的一些独特的宗教节日和娱乐活动。我国藏族曾有“火空海纪年法”和“绕迥纪年法”，通称为“藏历”。但在安多藏区民间，历史上则通用农历，只是在近几十年受西藏影响，在城市、机关中过藏历年，广大农牧民仍过春节，时间与汉族一致。除夕夜，全家团聚吃“年饭”，守岁直至凌晨。正月初一早晨，人们相互拜年，先到近亲、有老人之家，后到邻村一般家庭，带着酒和糖果、糕点等礼品，见人敬酒，互致春节问候，并向老人行叩头礼。春节期间，携礼走亲访友。正月十五日晚，欢聚一起“送年”，边饮酒，边歌舞，表示春节结束，类于汉族的元宵节。农区藏族清明时带馒头上坟，烧纸祭奠祖先，有些人在天社（春风后5日或清明前10日）祭近祖或新亡故的亲人；二月初二日，吃炒熟的蚕豆；端午节，休息不干农活，穿新衣到野外，饮酒歌舞，所食主食常是凉面、包子等；六月初六日，赶庙会和花儿会；中秋节，亦蒸月饼，有向亲友赠送月饼、水果之习；腊月初八日，吃“腊八粥”，清早到河边打冰，背回冰块，献在庄廓墙上、粪堆上、花园里，希冀来年丰收，并查看冰块中所显图案，判定来年丰收的五谷品种。以上这些节庆活动，从时间到内容，汉藏一致，很显然，藏族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藏族的许多宗教节日以及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观经会、喇嘛社火（跳欠）、晒佛等，对汉族群众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塔尔寺一年一度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夜举办的酥油花展，更是人山人海。它体现出汉藏民族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中，文化上互相认同、吸收，形成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青藏高原多元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这在多层次混杂分布格局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四节】文化艺术等的交融吸收
民族的兴盛在于自强和取他人之长。“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振作，停滞不前，不能吸收周围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济己之短，那就必定要衰败没落”。从历史进程看，藏族社会凡是与外界积极交往时期，即是其兴旺发达时期，如松赞干部建立的吐蕃王朝正是采取了开放的政策，才使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文化既有很强的辐射力和渗透力，又有吸收兄弟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巨大能力。汉藏文化的这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使各自文化无不闪烁着不同民族文化的光彩，流淌着不同民族的文化血液。这在民族语言、教育、文化艺术等许多方面有突出的体现。
一、相混的语言现象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首先是通过语言实现的，从青海等地一些汉藏相混的语言现象也可以看出汉藏交往的深刻程度。青海汉语方言在语法上明显受藏语影响，一改汉语“主语—谓语—宾语”的句式结构，形成与藏语一样的“主—宾—谓”句式，如“你吃饭了吗”作“你饭吃了吗”，并且大量吸收藏语的词汇，如藏语“果巴”（办法）、“拉宁”（本事）、“卡玛”（章法、规矩等意）、“糌粑”（炒面）等在青海汉语方言中经常出现。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发现，古汉语和古藏语之间在读音等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所拥有的同源词非常之多。“大约在日常用语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单字出于古汉语，这证明在方言时代藏汉两民族已有了很密切的关系，对研究古代汉语的人们，藏文是重要的材料。”
在现代藏语中，更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如“桌子”、“萝卜”、“辣椒”等。同时，汉语中有不少藏语借词，如“曲拉”、“达拉水”、“蕨麻”等。更有趣的是，在河湟地区有种称为“风搅雪”的汉藏两语相混合的语言现象。如“斧头达热绳特华，藏民的女婿叫木华”——这是以汉语为主，解释藏语的说法。“巧麻惹丈冒桑呢，牌子一挂要垴得，民族学院门尼？”（你朝下直直走去，见一挂牌子的，那不是民族学院吗？）——这是以藏语为主，夹杂许多汉语的说法。河湟民歌“花儿”，是汉、回、藏、撒拉等多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河湟不仅许多汉藏群众互通两族语言，而且不少回族和撒拉族群众也兼通汉藏两语。一些研究者认为，青海“花儿”的基本特征是汉语、回调、藏风。在花儿中还常有前面用汉语、后面用藏语的现象。
如：
大石头根里的清泉水，
哇摩曲通果格（藏语，意为“黄乳牛吃着水哩”）；
我这里想着没法儿，
乔干那其衣果格（藏语，意为“你却在那里干什么着呢”）？
二、独具特色的民族教育
汉藏民族间长期的交往联系，其重要基础之一是相互间的文化了解，而它主要是通过教育手段来实现的。从7世纪起，唐蕃之间即已建立起教育方面的联系。
史载吐蕃不断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族文化，不少人学有所成；唐朝也常派人去吐蕃讲授佛学和汉文化。此后，藏汉之间的这种教育联系和文化传播持续不断，尤其在汉藏交界地带，多元文化交汇，民族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风气很盛，形成一种传统。由于佛教传入并深深扎根、立足于藏族社会，长期以来寺院教育成为最主要的教育形式，各地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当地的教育中心，藏族各类知识人才莫不出自寺院。这些人才中，不少人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频繁地出入祖国内地，如元代的蔡巴·噶德贡布曾七次去中原地区，返藏时带回汉族的能工巧匠，兴建寺院，雕塑佛像，还创建刻书坊，将内地的印刷技术传播到乌思藏。
乾隆朝以后，青海蒙藏教育不断发展，在西宁府、碾伯县、巴燕戎、循化厅、丹噶尔厅、贵德所等地创办义学数十所，并兴办书院，积极开发民智，教化各族，也发挥了教育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好团结的功能。在清代，青海河湟的章嘉、土观、松布、东科尔、敏珠尔等大活佛，似乎都博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不少人驻跸京城，成为清王朝在民族宗教方面的高参。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也有到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文和藏族文化的传统，近现代这一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不少人成为藏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著名的如四川的刘立千、任乃强，甘肃的王沂暖、段克兴，青海的侯生祯、吴均、沈桐庆、侯国柱，北京的黄明信等。清末以来，受到维新运动影响，我国藏区开始出现近代教育。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吏张荫棠受清廷之派入藏办案，曾在西藏推行新政，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提出“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藏文白话报”等，并督饬西藏地方政府在各寺院设立启蒙学校。当时，“前后藏各寺院三千余，拟令自筹经费，各立汉文蒙藏学堂一所，兼习算学、兵式体操、汉文汉语”。
1907年，清朝驻藏大臣联豫也在拉萨设立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着力培养藏、汉文翻译人才，后推广到工布、达木、山南等地，共设立学堂16所，启发儿童心智，以忠君爱国、尊孔、明伦为宗旨。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在西藏的拉萨和昌都，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创办学校，仅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青海湟源、大通等地就创办5所蒙藏小学校。这些学校均开设有汉语文课程，特别是在汉藏交错杂居地带所办学校，汉藏学子共处，教师亦由多民族组成，民族间的文化学习交流活动更为明显。
三、汉藏合璧的建筑风格
如前所述，在汉藏结合部的农业区，民居庄廓多有汉藏结合的风格。这种风格更多地体现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中。众所周知，今拉萨市的小昭寺，传由松赞干布专为文成公主建于7世纪中叶，工匠来自汉地，有汉式风格，初供文成公主从汉地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镀金像。位于今西藏山南扎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始建于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该寺布局仿照古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意译飞行寺），寺内结构又融合了藏、印、汉建筑特点，其主殿共3层，分别表现不同文化形式：底层建筑藏式，塑像模仿藏人形象；中层建筑汉式，塑像模仿汉人形象；顶层为印度建筑形式，塑像则是印度人形象，故又有“三样寺”之称，说明该寺是一座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佛教建筑。再如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东南丛堆区的夏鲁寺，是由杰·喜饶迥尼大师建于北宋元佑社二年（1087年）的古刹，14世纪中叶得到元朝支持，进行扩建，为夏鲁派祖庭。该寺建筑具有典型的汉藏合璧风格，为汉式四合院形布局，中线分明，左右对称，墙体藏式，重檐歇山，殿顶用琉璃瓦铺盖，飞檐翘角，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元明以后，藏传佛教寺院遍布青藏高原，建筑风格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藏式建筑，多见于边远牧区，以碉楼式平顶建筑为其外观风格。第二种为汉藏合璧式，多见于汉藏交界地带，反映出藏汉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如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等。这种建筑，一般下部多为藏式，以石砌或用土夯筑为墙，下宽上窄，四周或单面开窗，墙之上部分为上宽下窄边麻墙和藏式窗，相间布局，边麻墙上，按一定间隔嵌饰铜镜；上部多为汉式，重檐歇山式殿顶，以梁坊、斗拱、檐椽脊角等加固装饰。第三种是汉族殿宇式建筑，如青海乐都县的瞿昙寺，这些寺院多与封建王朝的敕建有关。这种建筑外观似官署，以组群建筑为主，成方形四合院或二至三重院落组合群，主要建筑安置在纵轴线上，附属设施于两侧对称，建筑内部，采用传统的木架结构，以木为梁柱、斗拱，稳固美观。上述建筑特色，亦反映出汉藏民族长期的民间交往和文化吸收。
四、兼容并蓄的艺术形式
藏族是个崇尚艺术的民族，长期以来创造的绘画、雕塑、雕刻、堆绣、酥油花、建筑装饰图案彩绘、戏曲、歌舞等，闻名遐迩。这些艺术形式的形成，是藏族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从藏族文化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藏族绘画主要有壁画、唐卡、漆画等形式，有关研究认为其画风大体上分勉唐、青则、噶玛噶举三大画派。其中，噶玛噶举画派中原风味浓厚，风韵清丽，画体样式与我国内地传统的工笔画近似，体现出藏族绘画与中原绘画自始至终的亲和。
青海热贡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流布于安多藏区的一个重要流派。热贡地处藏汉土族文化的融合交汇地带，研究者认为，热贡艺术博采印度和中原汉族寺庙艺术的优长，融合为自成一支的藏传佛教艺术。它用笔、设色渗透着中原汉地工笔重彩绘画的神韵，“从桑格雄、年都乎等村寨发现的早期壁画、装饰图案，明显有着中原佛寺壁画的印记”。特别是在17、18世纪，热贡地区的著名学者、画师学习研究中原佛教艺术，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热贡艺术流派。
遍布青藏高原各地的藏传佛寺，建筑内外墙壁几乎无不彩绘，其中不少内容是反映藏汉民族团结友好历史的。如拉萨罗布林卡达赖新宫的壁画中，《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图》、《赤松德赞认舅图》、《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皇帝图》、《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图》、《十四世达赖喇嘛会见毛主席图》等记史性的壁画，真实地记录了藏族古往今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与联系。堆绣是用绸缎制作的唐卡，属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热贡艺术家更藏大师认为，“堆绣系汉地传入藏区的一种艺术形式”，“传入青海藏区有250余年，逐步被热贡藏、土族艺人所接受，并在广大藏区兴盛起来”。
藏传佛教建筑装饰彩画艺术广泛用于斗拱、外檐、梁枋、柱头、门楣、门饰、藻井、墙裙、壁饰以及大门两侧的梵文美术字对联等。热贡艺人博采众长的特点，在建筑彩画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艺人们所画的图案纹样，除藏族传统的以外，“大量吸收了明清的殿式彩画，江南的锦缎图案，以及各地民族民间图案纹样，甚至连汉族的‘鹤鹿同春’、‘文房四宝’、万字、寿字等图案，都一概吸收应用”，只是在设色、造型以及纹样配合上，赋予了藏民族的特色。
藏戏是藏族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戏剧艺术，其发展亦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青海隆务寺的藏戏享誉安多，“早年在寺院演出时既不戴面具，也不化妆，挑选一些年轻漂亮的僧人来演。后来受汉族戏曲的影响，利用锅灰、糌粑等进行初步的装扮，有了较朦胧的造型意识”。藏戏在以后完成的服饰改制中，又吸收汉族戏曲服饰的一些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当然，汉藏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吸纳同样是双向的，藏族独特的艺术也为汉族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当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到塔尔寺等地采风学习，即是明证。当今，藏族的唐卡等艺术品走俏祖国各地，藏族艺人负笈外出，献艺谋生，不仅密切了藏汉关系，而且也为汉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帮助。
文化人类学者认为，“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以上仅仅是汉藏民族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点滴情况，但这也足以反映出长期以来汉藏民族之间频繁接触、密切往来、互相学习、彼此渗透、互通有无、互相融合，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既是血统，更是文化的联系，它像一条纽带，把两个民族紧密联结在一起，为共同推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从中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亲和力，不断提升祖国统一大家庭的观念。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是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