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博，也译“敖包”，藏语称“拉则”，是所在地区山神土主的象征，源于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山神土主原本是流传于民间为道教、本教等信徒所奉祀的俗神神祗。其中山神作为原始神灵，以高大的山体为具体崇拜对象，有部落山神、家族山神等多种类型；土主，即土地神，是当地地方的护佑神。山神和土主有时在概念上比较模糊，往往视同为一，多以地域、山名等命名，甚至臆造出不同的偶像来信仰、崇拜，祈求其保佑风调雨顺、百姓平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俄博一般在山头、山口，垒石成堆，或在木框内堆石形成，其下埋用猩红、朱砂写有梵文咒语的柏木牌、八种宝物、各种药物粮食等，石堆上插木杆、木箭、木剑、经幡等，木杆上常缠挂哈达、红布条、羊毛。祭俄博的时间各地不统一，祭拜内容有煨桑、烧施食品，插木杆、木箭、木剑，绕转俄博、跪拜磕头等，部分地区还举办赛马、射箭、歌舞等活动，有时因求雨、防雹、驱瘟等特殊需要，还放生，将活着的牛、羊献给山神，称之为“神牛”、“神羊”，不允许宰食或出售，任其自生自灭。祭俄博习俗在藏族地区极为普遍，旧时临界蒙藏地区的汉族村庄也多有此俗，一直延续至今。“俄博”一词妇孺皆知，并有许多以俄博命名的地名，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信仰情况。汉族祭俄博习俗固然有传统道教信仰的痕迹，但主要受到藏族信仰的影响。这一现象也充分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双向的流动变迁，存在着双向、多元、盘根错节的关系与互动，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也曾源源不断地向汉族地区汇聚，为汉族文化的丰富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
四、财神信仰
发财致富几乎是所有人的精神追求，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汉族传统的财富观念。在封建社会，人们追求美满富裕的生活，往往与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直接相关。于是，财神成为世人最为崇拜的偶像之一，供奉财神的财神庙遍布城乡各地，财神也进入不少家庭，成为奉祀的神祗。汉族财神分文财神和武财神两类，文财神是比干和范蠡，武财神是赵公元帅。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为人耿直率真、公正无私，被纣王害死后，世人认为他是童叟无欺的头号正派君子，敬作财神；春秋时期的范蠡足智多谋，曾帮助越王勾践成就了霸业，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浮海到齐国，做珠宝生意而成巨富，并将赚来的钱财广行布施，亦被人们敬作财神。赵公元帅即《封神演义》中的赵公明，死后被姜子牙封为财神。一些地方也有尊《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为财神的。事实上，在人们头脑中的财神概念很模糊，只盼他能赐给财富，具体是哪位并不重要。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今天，财神更多地出现在商铺、酒店，其形象不尽相同。信仰方式主要是供奉、焚香、磕头，敬献果肴，从财神庙买回纸做的“金元宝”等。藏族财神统称“诺尔拉”，传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赡巴拉”，梵音作“阎婆罗”，汉译“布禄金刚”，其真言是“嗡赡巴拉杂连札耶梭哈”。赡巴拉又分黄、红、绿、白、黑5种，每种的形象、法器、坐姿等不一，如黄财神的形象，肚大身小，双手有力，肤色金黄，右手持如意宝，左手捉吐宝鼠，头戴宝冠，身着天衣，饰以蓝色莲花和珠宝璎珞，胸前挂念珠，左腿弯曲，右脚轻踩海螺宝，安坐于莲花月轮上。而黑财神则身色青黑，脖挂一条蛇索，全身裸体，左手抱一嘴含摩尼珠的灰鼬，右手托一颅器，双足叉立在一仰卧的男人身上。各财神的功用也有所侧重，黄财神着重增长福德、寿命、智慧；红财神能招来人、财、衣等受用；绿财神可净化厄运、障碍，成就一切愿望；白财神主要祛病，除去一切贫苦、罪恶，增长一切善业；黑财神则最适宜下层穷人供奉，能消除怨敌、盗贼、病魔等。近年，藏族财神唐卡走俏祖国内地，为许多汉族所信仰供奉。而在汉藏杂居地带，藏族也常从市场买来汉式财神挂像，或从当地工匠那里请来财神像，供于中堂，每月初一、十五上香、煨桑等，祈求保佑发财，有的用它取代了藏传佛教神佛。
五、猫蛊神信仰
猫蛊神是指一种带有神性的猫，即“猫神”，也称“猫鬼神”。对猫的信仰，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一种图腾崇拜。据《礼记》等记载，在周代，猫由图腾进入腊祭，这是因为它能食田鼠，守护庄稼，从而成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神灵。此俗至今在一些地区流行，部分藏族地区（如乐都下营）还有供奉活猫的习俗。汉族地区相传，周初，姜子牙封其妻为猫蛊神。藏族则有猫精变猫蛊神或者供奉死猫49天后可成猫蛊神的说法。传说中的猫蛊神来无踪、去无影，非肉眼凡胎者所能见。它的功能具有二重性，高兴时守财护主，不仅守护自家财物不被他人拿走，而且可偷偷取来他人的饭食、衣物、粮食、家具等；不高兴时则将自家的财物倒腾出去，甚至会有在饭食中撒尿、拉屎之类的恶作剧。因此，人们对猫蛊神乃至供奉的人家常有敬畏恐惧之心。猫蛊神信仰流行于汉藏各民族地区，但非所有人家供奉，而是部分有供养传统的人家代代相沿供养。供养方法大致有以下情形：1．单设房间，置神龛，内供猫蛊神；2．在正屋中堂设神案，案上置神龛，内供画有猫等动物的画像；3．将死猫头等象征物供于中堂；4．在屋内铺白羊毛毡供其安坐。无论哪种供法，其模拟形象均用哈达、红绸等遮盖，一般不让外人观看。每天焚香、煨桑，在墙角或门后置小碗，每日三顿饭前均盛饭食。
以上仅仅是汉藏民间信仰文化互动、相互交融吸收的几种典型，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如汉族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星座、星算知识，用八卦推断吉凶的做法等，在藏族地区广泛流行。藏汉在建房、选址建寺、送葬等许多事宜上选定日子、时刻、方位等多有雷同之处。甚至道家所说的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四方护卫神也被草原上的牧民所吸收，认为牛毛帐篷朝东扎立，状如乌龟，帐篷门上悬挂经布，象征白虎；帐篷内的水桶，象征青龙或苍龙；油灯代表朱雀；磨糌粑的手推磨则象征玄武。但在吉凶的判断上，汉藏的观念有所不同，如汉族以青龙为吉神，而藏族以白虎最为吉祥，称之为“达加波”，意为虎王。
藏族的宗教信仰越来越引起汉族群众的兴趣，尤其对藏传佛教和本教的密修方法，从信服到模仿实修，一些人不惜慷慨解囊，奉献布施，一些人请求灌顶传法，有的甚至克服语言障碍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亲赴藏区人迹罕至的地方，虔心拜师学修。此外，藏族寺院出售的各种唐卡受到汉族等其他民族的青睐，除了艺术享受，更多的是精神信仰上的需求。在汉族地区，家宅、墓地埋藏藏传佛教宝瓶，普通群众佩带藏式护身结、护身符等现象也颇常见。这种信仰上的接近和交融，有力地拉近了民族间的感情。
【第三节】相融的民俗文化
青藏高原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但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沟通，也是民族间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和桥梁，进行民族心理情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寻求共同点的重要渠道。正是借助这种渠道，汉藏民族在节庆、丧葬、亲属称谓等方面出现许多相互吸收后的共同点，甚至族际间通婚，婚俗多有相互吸收的现象。
一、族际通婚与婚俗吸收
族际通婚是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最直接、最彻底的一种形式，也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的直接反映和表现。远在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联姻，开汉藏民族间通婚之先河。嗣后，汉藏民族频繁接触交往，政治、经济上相互依存，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文化联系不断。这种文化交融使本民族传统文化对族际间通婚的约束力不断减弱，特别是汉藏民族长期以和睦相处为主流的民族关系和基本相同的宗教信仰为族际通婚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汉藏杂居地区，乃至当今的企业、机关单位中，汉藏之间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不同民族通婚后，为了共同的生活，彼此进一步不断调适生活习俗，放弃自己民族原有的某些文化，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相互文化的吸收。这种“涵化现象”又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族际通婚作为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它不仅使已有的良好民族关系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而且使双方民族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使之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从文化和血缘两个方面体现出汉藏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亲密关系。
汉藏婚俗的相互吸收在两民族的杂居地带最为明显，甚至出现大体相同的情形。一般先媒后婚，由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说亲，或称“提亲”。如女家许诺，则男方主人、舅舅、媒人等结伴送礼茶、衣物至女家，谓之“定婚”，并言定聘礼数额和送达日期，然后“送礼”，或称“送酒”（现定婚、送礼多合并进行）。最后择定吉日，由男方家迎娶成婚。迎娶时，铺床、泼清水洗礼、摆设上马席和下马席、撒红筷子、跨松篷避邪、摆针线、抬针线、谢媒、装箱、官戴新郎，第三天新娘“抬包子”、“坐头回娘家”，女方家“撤棚”等。从总体上看，婚姻习俗呈现出向汉族文化方面发展的趋势，但摆设上马席、下马席，喝上马酒，男方向女家送“肉方子”等，带有明显的藏族遗俗。
二、亲属称谓
对亲属称谓，除个别词汇外，汉藏原本不同。青海汉族称祖父为“阿爷”、祖母为“阿奶”、父亲为“阿大”、母亲为“阿妈”、外公为“外爷”、姥姥为“外奶奶”等；藏族称祖父为“阿米”、祖母为“阿衣”、父亲为“阿爸”、母亲为“阿妈”、哥哥为“阿哦”、嫂嫂为“什毛”等。在青海等地的汉藏交界或杂居地区，一般藏式和汉式亲属称谓并存，或两种称呼法通用。个别地方的藏族大量使用汉族的习惯称谓，具有明显的与汉文化的融合性，如“大姨子”（妻姐）、“小姨子”（妻妹）、“大舅哥”（妻兄）、“小舅子”（妻弟）、“丈人”（岳父）、“丈母”（岳母）、“外甥”、“外甥女”等。汉藏均呼母亲为“阿妈”，呼姐姐为“阿姐”；一些地方的汉族借用藏语，称兄长为“阿哦”，称舅父为“阿香”等，这些均体现出汉藏文化交融的明显特色。
三、丧葬文化
藏族丧葬习俗，有天葬、火葬、塔葬、土葬、水葬之别。天葬，也称鸟葬，是一种用遗体饲鹰的葬仪，相传是对佛祖释迦牟尼舍身饲虎做法的仿效，即将死者送至天葬台，由专事剖尸的天葬师用刀分割尸体成小块，砸碎骨骼、颅骨，置于天葬台，并展臂起舞，做禽鸟捕食状，以招来鹰鹫食尽。火葬，即以火焚身，骨灰或装入塔中，或筑土墩存放，多用于僧侣、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相传这是对释迦牟尼逝世后火葬的仿效，或云是古羌人“死皆焚其尸”的遗俗。塔葬，是藏族很高的一种葬仪，在宗教界举行，又称灵塔葬。它又分两种，一种是骨灰舍利葬，有影响的僧侣圆寂后，经荼毗火化，将其骨灰舍利存塔纪念；另一种是肉身葬，一般用于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肉身葬时，先清除遗体内脏，盐干水分，内贮珍宝，涂以香料等贵重药物，称之为“肉身舍利”，后将遗体以坐姿置入特制的灵塔瓶身中，供放于所属寺院的灵塔祀殿，供后人瞻仰膜拜。灵塔形制大体相同，分塔座、塔瓶、塔顶三部分，但其用料不同，分金、银、铜、木等，按死者的地位高低而定，最高贵者以黄金裹皮，塔身满缀珠玉宝石。水葬多用于夭折的小孩和患传染病而死的贫民。葬时，将尸体头部和膝盖部捆在一起，双臂插进膝盖弯曲部，经喇嘛诵经后，投入江河洪流中。
葬毕，在岸边插一经幡，以示祭奠。藏族土葬由来已久，相传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吐蕃王室的直贡赞普被其大臣隆安杀害，割断赞普回天界的“天绳”，从此赞普实行土葬。藏史《西藏王臣记》称，直贡赞普的尸体被装入大铜棺，用铁钉钉上，抛入贡布河，后被人拾得献给王妃鲁赞梅江，被土葬在青裕达圹平原，是为藏土最早的一座陵墓。
至今，在西藏山南的琼结县仍存有吐蕃赞普墓葬群。后来，佛教传入藏地，藏族普遍实行天葬和火葬，这既反映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也与游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但是青藏高原边缘的农牧地带，因生态环境不断退化，鹫鹰等减少，渐用土葬代替天葬。土葬的棺材分卧棺和坐棺两种，卧棺葬即长材葬，为汉式葬法；坐棺葬即轿葬，为藏式葬法。在青海，湟中、湟源等农区藏族用卧棺葬，类于汉族土葬；而乐都南山等地藏族则用坐棺葬。坐棺状若木轿，又称“龛儿”、“龛座”、“座儿”等。死者即将停止呼吸之际，迅速被清洗身体，脱光衣服（现一般穿衬衣、裤子和一件长衣），用绳索捆束尸体成胎儿状，双手合十举于胸前，拇指上翘置于下巴下，下腭贴双膝，经一定仪式后装入龛内成蹲坐姿态，停放中堂，供亲朋吊唁，然后再将坐棺葬入墓穴中。尽管汉藏土葬方法有一定区别，但一些禁忌、仪式却基本相同。如家人去世一年内，不过任何节日，不拜访亲友，不搞修建，不办喜事；吊唁时，亲友送花圈，外家送金银斗；在坟地煨火一百天；姑娘、女婿三天换孝，谓之“换三”；孝子百日内不理发，百天换孝。这些似乎都是对汉族丧葬文化的吸收。有些地方甚至接纳道教，让道士为亡人诵经超度，从心理上完全接受了汉文化。这种丧葬文化的相融性，充分说明藏族文化的包容性，更体现出汉藏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
四、节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