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加强，两岸经贸交流也在暗中进行，台湾一香港一大陆这条贸易路线，自1980年起，一直是台湾新闻界竟相报道的热门话题。据台报统计：从台湾经由香港转口到大陆的商品总值：1980年为12．05亿港币，1981年21．82亿港币，1982年12．63亿港币，1983年12．26亿港币，1984年33．27亿港币，1985年头11个月就高达70亿港币，约占出口总额的8％。：赶宗的转口贸易使港商和在港的外国人发了横财。有鉴于此，许多台商纷纷进言要求当局不要干涉与大陆直接贸易。就台湾经济的实际状况看，经济的高速增长曾是蒋氏父子在台统治的重要物质基础，但由于台湾经济中外资较多，资源缺乏，且以加工出口为主，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原料、市场等方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有极大的依赖性。受西方经济震荡与国际市场变化的冲击，台湾经济在70年代已处于停滞与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表明：台湾工商界要在海外进一步拓展投资市场的困难越来越大，而大陆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和商品市场。台湾可以将其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及过剩的资金弥补大陆这些方面的不足；大陆则可以作为台湾经济的强大后盾，给台湾提供充足的原料与广阔的市场。同时，大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引进外资，也使台湾工商界看到在大陆拓展投资市场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大陆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对台商与大陆交易给以极优厚的条件，如由台湾进口的货品都全部免税。另一方面又在香港开出直接贸易的允诺。对于此举，台湾当局明确表示：间接贸易可以，直接贸易不准。1985年4月28日，台湾“经济部长”李达海公开表示当局不会干涉间接贸易，但如果明知货物转往大陆，且与厂商勾结，查有实据者，则另当别论。7月4日，台湾“新闻局长”张京育公开宣布：当局对直接通商行为，一律严禁，违者“依法”交办。然而禁者自禁，交易者自交易，台湾渔船不但继续与大陆渔船大搞海上直接的物物交易，甚至还进展到停泊大陆港口汲取淡水、同桌吃饭的地步。两岸经贸交流的现状迫使台湾当局必须调整其“大陆政策”，有限度地实施“开放政策”。
再以通邮而论，台湾当局坚决反对。1982年6月，台湾当局向各级国民党党部下发了《为什么不可与大陆上的亲友通信》的指令。指令提出7条不得通邮的理由：
(1)通邮的结果是中共可以找出大陆上和台湾有关系的人，进而利用这些人向我们“统战”。“我们难道忍心看大陆上的亲友被打成反革命家属。”
(2)有一天和我们通过信的大陆亲友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家属”。
(3)大陆上没有通信自由，所能写的都是违心假话，这样的通信没有意义。
(4)通邮是大陆吸收外汇的“统战花招”，企图扰乱我们的幸福安宁。
(5)会发生诸如分遗产、重婚罪等问题。
(6)寄钱回大陆，由于大陆亲友并不能动用，将来会被捐出来，徒然增加他们的痛苦。
(7)会造成“通邮假象”，混淆国际视听；同时也给予中共向台湾“挑拨分化”、“思想污染”的机会。
透视上述7项理由，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台湾当局为了政局稳定，泯灭亲情，大小事务都以“防御性的阴谋理论”观点来看待，而民间则希望尽快通邮，特别是国民党老兵。台湾军方为禁止通邮曾制定“国军官兵践履反情报责任实施奖励规定”，提出“检举官兵与‘匪区’通信经查属实者，奖给新台币1000元至3000元”。上述规定在台湾老百姓与老兵眼中，不过是一个“随意的行政命令”，通信依旧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于1987年3月21日向县市政府及省管事业单位称：“在台湾的人，接到大陆的父母丧亡音讯后，依‘劳动基准法’，得向事业单位请假自行举行家祭。但是，请假必须依据来自台湾域外地区的电信证明。”这件公文看起来是有关丧假的小事，其实却是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大事。因为它等于默许了通邮的合法性。
尽管蒋经国在两岸关系上坚持“三不政策”的立场没有改变，但两岸交流与通邮的现状，迫使他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稳定台湾社会。
其二，民进党挑战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与台湾社会各界抨击“三不政策”，迫使蒋经国在其临终之前调整“大陆政策”。
1987年2月，民进党为扩大其在海内外的影响首次赴美活动。民进党在访美期间，首次提出将在台湾及海外发起返乡省亲运动。
众所周知，民进党后来成为“台独党”，其成员几乎都是台籍人，为什么在成立之初发起返乡省亲运动呢?深入研究民进党推动返乡探亲运动，可以发现他的主要意图是：反对国民党的现行独裁统治，试图通过返乡省亲运动争取岛内民众和海外华人的支持。此项结论是从民进党关于此一运动的纲领及行动及做法中得出的。
3月2日，民进党中常会授权，推动返乡探亲运动。专案小组由尤清、康宁祥、洪奇昌、游锡坤、邱义仁5人组成，以拟定审查计划草案及执行办法。与此同时，民进党的骨干之一许国泰于3月1日在台湾新竹宣布，他将带头发起关心大陆在台同胞及海外台湾人返乡运动，呼吁有返乡意愿者到岛内各地民进党服务处登记。
民进党锁定返乡省亲运动的主要对象有以下4种人：
(1)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当局去台的大陆籍人士，这类人约200万人。
(2)1945年至1949年被征兵或因谋生而赴大陆的台湾人，这类人约3万人。
(3)40年来赴海外留学、谋生，但因政治原因而遭国民党当局禁止入境的台湾省籍人士，这些人仅在美国就超过1．4万人。
(4)台湾的原住民，因国民党当局的山禁政策不易返乡或人山者，这种人约30万人。
民进党返乡省亲专案小组确定指导原则是：“人权至上，不分党派，人道为先，亲情第一。”同时还决定开展17项有关返乡省亲的活动，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其一，做宣传发动工作。如散发传单、举办说明会和义卖等活动，搜集和公布寻亲启事，办理返乡省亲意愿登记等。
其二，向国民党当局呼吁解除返乡探亲限制。如提出质询和“法案”，邀请国民党当局要员参加公听会和辩论，以及向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请愿等。
其三，与外国红十字会和人权组织联络，请求协助等。
几个月之中，民进党先后举办了说明会、公听会、座谈会、民意调查、签名及质询等一系列活动。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一是在岛内举办说明会。如3月28日晚在台北“幸安国小’’举行的返乡省亲运动第一场说明会，参加者近2000人。说明会由长期离乡者倾诉望乡思乡之愁苦外，还有介绍寻亲启事和为返乡省亲运动募捐等活动。
二是在“民意机构”提出质询。首先是“立法委员”许荣淑：于3月2日提出书面质询，她说：过去执政党一再假借中共会利用亲情，设下陷阱对我进行“统战”，为“免国人误人中共统战圈套”，乃禁止在台湾的大陆籍人士前往大陆探亲，禁止与大陆亲人通讯。这种做法，固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却不合乎人性。
许荣淑强调：因时转势移，目前海峡两岸的大陆籍同胞，早已经由各种管道取得联系，有的更经由海外直接返回大陆省亲，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禁止“三通”，已形同虚设。许表示：与其逆势，不如顺势。因此许建议：国民党对“大陆政策”宜作适度转变，有限开放大陆籍人士回大陆省亲，这不但合乎天伦与亲情，也是在台大陆各省籍人士的共同愿望。
4月初，许国泰在“立法院”质询时，将炮口对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认为国民党当局抓住“戡乱时期”不放，就是要在台长期实行独裁统治，推进返乡省亲运动，旨在使国民党独裁统治打开一个缺口。5月份，13名民进党“立委”联合进行书面质询，要求国民党当局秉持人道主义和人权原则，解除有关返乡探亲限制。5月20日，15名“非执政党籍省议员”(大多数为民进党人)联署提案，建议台湾“省政府”普查外省籍民众返乡省亲之意愿和台湾省籍流落大陆的人数及名单，以协助离散同胞返乡省亲，完成祭扫祖坟的心愿。
当国民党欲准备开放大陆探亲之际，民进党又于9月23日拟定了该党“大陆政策”基本方案。该方案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该党“大陆政策”的基本点。基本点强调两项立场：一是“整个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并非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也不等于中共，其主体应该是居住其上大陆同胞”；二是“台湾为台湾全体住民之台湾，并不是国民党的私产，国民党也不等于台湾，而台湾的主体则是台湾全体住民”。
）第二部分：该党“大陆政策”原则，其内容是人道、平等、和平与自决。
第三部分：该党“大陆政策”策略，民进党主张，国民党目前“三不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应实施“三要原则”，即要谈判、要接触、要妥协。
第四部分：该党“大陆政策”施行阶段，即分三阶段：一是交流竟赛阶段，它须解决的是所有非政治性的议题，包括经济、学术、体育、比赛、观光、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预计在5—10年内完成；二是协商谈判阶段，它要解决政治层次上的问题；三是人民自决阶段，“自决的结果可能统一，也可能是独立，其结果完全遵照台湾住民自己的选择”。
由上可见，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既有反对国民党的色彩，要求两岸接触谈判，如以“三要原则”对抗国民党的“三不政策”，又有分离色彩的“台湾住民自决”的主张。
返乡省亲运动的持续发展，使两岸探亲问题成为台湾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台湾各界人士及一般民众认为，国民党当局“近40年来的大陆政策一直未能改弦更张”，以致“实行至今，无论在情、理、‘法’各方面均有其矛盾不合理之处，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也有人认为，台湾今日社会问题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妥善处理与大陆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线索，首在改变‘三不政策”’。因此，台湾民众强烈要求蒋经国正视现实，寻求两岸关系的共同点，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突破性的做法。
上述形势表明：“台湾社会要求与大陆交流的力量，如万马奔腾，沛然莫不能御。”在民进党的挑战与岛内舆论巨大压力下，促使蒋经国提前将开放两岸民众探亲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其三，台湾《自立晚报》抢先大陆行促使蒋经国加快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案的实施。
解除“戒严”后，当台湾各界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议论纷纷之际，《自立晚报》社社长吴丰山毅然决定派记者李永得与徐璐二人抢先进入大陆采访。《自立晚报》的行动，给变数剧繁的台湾社会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自立晚报》何以敢开新闻禁令之先拔得头筹?它给国民党决策机构带来怎样的震撼呢?据港报载：1987年7—8月间，随着解除“戒严”、“党禁”开放，岛内政治气氛十分活跃。新闻界不惜重金收罗人才，扩充设备，试图在开放“报禁”之前，稳住自己的阵脚以立足于竟争之林。而几十年来在国民党控制下，岛内新闻界对大陆的报道却一片空白，形成了新闻的盲点，任由当局文宣部门输送歪曲的大陆新闻。在当局传出将开放大陆探亲的讯号后，多家报纸计划派记者赴大陆采访。《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大报系，早就收集资料，一旦条件成熟即成行，只因两报老板均为国民党中常委，不敢贸然行动。
正当各路人马都在观望等待之际，《自立晚报》断然决定冲开“报禁”抢头筹。9月11日，吴丰山派李永得、徐璐悄悄赴日本，翌日立即宣布该报已派记者赴大陆进行民间采访。由于事前保密工作做得好，消息一披露，主管当局大吃一惊，更使那些早已调兵遣将、筹划一旦宣布开放探亲即率先进入大陆的报社，无不深感痛失良机。《自立晚报》乘胜进击，利用自己版面大肆渲染，一时间使它在海内外知名度骤升，订户急增。
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与“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于9月11日吴丰山宣布《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当日，分别援用“国家安全法”第十三条与“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人员出国、采访审核办法”，要求《自立晚报》社迅即阻止李、徐二人前往大陆。但《自立晚报》总编辑陈国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有召回记者的计划。第二天，该报社社长吴丰山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访问时称，他绝不会召回两位首次以台湾记者身份前往大陆采访的记者。吴甚至称：“至多二年内不得再出境吧，这些结果我们早已估计在内了。”12日，《自立晚报》刊出了《不会召回两名记者，宁愿受罚突破禁令》的醒目标题。对此，台湾一位“政府高级官员”通过中央社发布消息说：此事“非常不当”，“‘政府’绝对‘依法’处理”。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何必急抢滩》为题发表评论。13日，“新闻局长”邵玉铭称：“新闻局”“依法”指示《自立晚报》停止派记者进入大陆采访之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当晚，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负责人前往李永得在日下榻处劝阻。
李永得、徐璐二人于11日抵东京后直奔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待他们的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的二等秘书马连印和一位职员。据李、徐二人后来回忆称：当我们将意图告诉马时，马略露为难之色地告诉我们：“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要和国内的领导同志联系才能作决定。”他又说：“如果你们是以探亲旅游的名义申请入境，我现在就可以发签证给你。”但我们仍然坚持在他给我们的“台胞探亲旅游入境申请表”上写下记者的身份和采访的目的。经过32小时的联系，马连印通知我们：“你们的事已获得国内的批准，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欢迎。”
9月15日凌晨1时10分，李永德、徐璐乘中国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开始了历史性的大陆之行。李、徐二人称这次大陆行是“为了促进台湾人今后访问大陆”。台湾将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他们有责任对大陆的现状和接待情况进行采访，以便台湾人在访问大陆前有个思想准备。他们称《自立晚报》的方针“是排除大陆和台湾当局的干涉”。他们曾向大陆要求有“绝对的采访自由”，“这一要求基本上受到尊重”。他们对与中国新闻社的合作感到满意。经过13天的自由采访，李、徐二人于9月27日结束大陆行返抵台湾。
针对《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一事，官方与媒体反应相差甚远。在9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上，《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强烈指责《自立晚报》，主张“依法”处理。中央社董事长曹圣菜附和王的说法，要求“严办”。《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则强调对此事“应站在民主前途和‘国家’利害的基础上”，“依法”处理，“个别事件要个别处理，不能因个别事件而阻碍民主政策大方向的脚步”。
在台湾“立法院”，多位“立委”认为此次采访“并无不当”，要求当局“不必反应过度”，“以免伤害新闻自由和影响国际形象”。但也有部分国民党籍“立委”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此举“有损‘政府’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