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重视对古文本《孝经》的研究。唐玄宗御注的《孝经》版本是今文《孝经》，自玄宗御注本盛行后，郑注、孔传逐渐废亡，古文《孝经》也随之被废弃。但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则大为改观，古文《孝经》又重新回到学术研究领域。因为北宋庆历以后，儒学革新思潮兴起，学者们在延续汉唐经学的某些特点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质疑的态度，即质疑汉唐时代的经典版本，力图复兴先秦时代的经典版本。在这个学术大背景之下，《孝经》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向古文《孝经》回复的现象。比如司马光在《古文孝经指解序》中，就首先详细阐述了对古文《孝经》的看法，指出古文《孝经》二十二篇确为孔氏壁中之书，为《孝经》定本，比今文十八篇为真，认为今传的古文《孝经》“其文则非，其语则是”。其后，范祖禹作《古文孝经说》，也开始推崇古文《孝经》，认为古文《孝经》比今文《孝经》更可信，并为之训说。这样，古文《孝经》在宋代又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此后，研究古文《孝经》者不乏其人，如南宋洪兴祖撰《古文孝经序赞》、杨简撰《古文孝经解》，包括朱熹作《孝经刊误》等都是以古文《孝经》作为依据的。
三是对《孝经》的义理诠释。在《孝经》研究史上，各个时代都表现出了各自的研究特点，而宋代在《孝经》研究上所表现出的诠释特点尤为突出，这可以概括为两点：首先是对《孝经》的诠释以“经世致用”的原则为指导，认为《孝经》关系世道人心，因此注《孝经》力求经世致用，这与北宋时期的学者们所提倡的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的主张是一致的。如司马光将《古文孝经指解》进于仁宗，希望“圣人之言得少关省览”，希望仁宗能够“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后来他又将该书进于哲宗皇帝，认为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学以成圣德者”，足见其经世致用的目的。同样，范祖禹撰《古文孝经说》，上呈朝廷也是抱着有补于世道人心的希望的。其次，在诠释方法上摈弃了汉代经学诠释的章句训诂，而开始重视义理的阐发。如司马光在解释《孝经》“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终矣”时说：“夫人之所以能胜物者，以其众也；所以众者，圣人以礼养之也。夫幼者非壮则不长，老者非少则不养，死者非生则不藏。人之情，莫不爱其亲，爱之笃则莫若父子，故圣人因天之性，顺人之情，而利导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长，老者得养，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弃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伤。不然，民无爪牙羽毛以自卫，其殄灭也，必为物先矣。故孝者生民之本也。”这就完全脱离了汉代章句训诂的传统，而从义理上进行了解释和阐发。再比如朱熹，他十分强调要注意《孝经》中的“道理”，至于成书年代和作者是谁则不必过于在意，甚至根据自己体会出的“义理”而对原书中的经文内容进行删节，如此等等。
元明两代的《孝经》研究，基本上都延续了宋代《孝经》研究的风格，不再赘述。
4.清代
清代对《孝经》的研究仍然受到了帝王的重视，顺治、雍正等都亲自注解过《孝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顺治、康熙年间，由儒臣编辑了《孝经衍义》一百卷，此书是顺治的“遗绪”，由康熙“缵述”而成，卷帙浩繁，史无前例。除此之外，《孝经》在清代的研究呈现出繁盛之势，取得了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孝经》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学术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孝经》的考辨。对《孝经》的注本及其文献质疑虽在前代已经出现，但是在清代，则出现了以考辨为主要形式的著作，质疑有材料，推理重证据，体现出了极强的科学性。在这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著名学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和阮元之子阮福编撰的《孝经义疏补》。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是朱熹作《孝经刊误》以后有关《孝经》的第一部考证性著作，它从考辨的角度廓清了许多迷雾，比疑而无据要真实可信，也更有说服力。此外在这部书中，姚际恒反对孔子作《孝经》的论点，提出汉儒作《孝经》的新观点。这在前代都是未曾有过的。在《孝经义疏补》这部书里，阮福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孝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比如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孝经义疏》的元《疏》邢校的观点，否定了邢昺作《疏》之说。另外，又论证了《郑氏注》的“郑氏”为郑小同而非郑玄的观点。此外还校定了正德本《孝经义疏》不少字的脱、误等情况。
二是出现了题跋式目录的《孝经》学史研究著作。这方面可以朱彝尊的《经义考》为代表。《经义考》是一部综合性的经书题跋集著作，对于其编书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为：“每一书前，列撰人姓氏、书名、卷数。其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某书作几卷。次列存、佚、阙、未见字。次列原书序跋，诸儒论说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语于末。虽序跋诸篇与本书无所发明者，连篇备录，未免少冗。”又称此书“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此书中有《孝经考》九卷，这是在《孝经》学史上第一部以题跋式目录写作的《孝经》学史著作，上述特点也体现在《孝经考》部分。该著作为后人理清《孝经》的研究源流、变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成为后人从事《孝经》研究时不能不参考的重要著作。
三是辑佚《孝经》注本。辑佚《孝经》注本是清代《孝经》学研究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对古书的辑佚在清代得到了发展，辑佚著作在每一辑文前均有简短提要式序文，介绍该书的作者、著作流传及自己搜辑的依凭。受此影响，《孝经》注本的辑佚也出现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一时期对《孝经》的辑佚主要是郑玄所注今文本《孝经》，最为重要的有陈鳣所辑《孝经郑注》，严可均辑得的《孝经郑注》，洪颐煊的《孝经郑注补证》和臧镛堂、臧礼堂的《孝经郑氏解辑本》等。此外，还有日本冈田挺之所辑而传入国内的本子及孔广森、黄爽、王谟、袁钧等人的辑本。通过上述几家的辑佚，《孝经郑注》基本恢复了旧貌。在这之后，清代学者对以前《孝经》其他注家的辑佚工作也开始了，其中比较成功的关于《孝经》的辑佚作品有《魏文侯孝经传》、《孝经后氏说》、《孝经安昌侯说》等十六家，所辑全为唐以前在《孝经》研究中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纪昀等在编《四库全书》时还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明人项雨彬的《孝经述注》，此书与《孝经郑注》算是目前辑佚最为成功的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关《孝经》的研究也是《孝经》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文《孝经》在日本流传较广，针对该本《孝经》形成的主要研究有：朝川鼎撰《古文孝经私记》（日本弘化八年），安井丰民撰《孝经纂义》（日本弘化二年），川崎履撰《孝经参释》（日本庆应四年），土屋弘撰《孝经纂释》（日本明治十六年）等。（见朱明勋、戴萍波：《清代〈孝经〉研究论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四）近现代《孝经》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文化步入了近现代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政局混乱，再加上欧风美雨不断向传统文化侵袭，众多学者的思想处于激荡的状态，并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和儒学发展遭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孝经》也成为被批驳的主要对象，被看成是封建落后的代名词，但与此同时，有关《孝经》的研究却一直在进行着。之后，历经“****”，大陆地区对《孝经》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有关《孝经》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中国的台湾地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孝经》的学术研究才又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很快地得到发展，出现了一批《孝经》研究的成果。这一时期《孝经》研究的主要问题及主要成果归结如下：
其一，重新考证《孝经》的作者、版本、成书年代及流传。关于《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是历代研究《孝经》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个老话题，但由于一直未有定论，所以有很多近现代学者老话重提，根据新的视角或新的材料提出了自己新的推断，这是近现代有关《孝经》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据此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当中比较重要的代表作有：台湾学者王正己《孝经今考》（《古史辨》第四册，1921年），提出了《孝经》为孟子弟子所作的新观点；姚步康《孝经作者考》（《光华期刊》1929年1月第4期）；汪馨《孝经著者考》（《中日文化》1942年10月第2卷第8期）。上世纪至今的相关成果主要有：黄中业《〈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流传》、伏连俊《孝经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张涛《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考》，彭林《子思作〈孝经〉说新论》依据郭店楚简的有关材料提出《孝经》乃子思所作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新的考证；之后有舒大刚《孝经名义考——兼及孝经的成书年代》，从《孝经》的提名角度考证了《孝经》的成书年代。另外，胡平生在《孝经译注》中，从思想关联的角度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断。
此外，对古文孝经的重新考证也是一个趋势。著名学者李学勤的文章《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是最早介绍日本传本《古文孝经》的文章。此后出现的相关成果主要有：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经学史上一件积案的清理》、舒大刚《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顾永新《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考》。此外，中国台湾的学者陈铁凡对郑注做了比较细致的考辨和辑录，成《孝经郑氏解评诠》，为目前学界比较完备的郑注辑本。
其二，《孝经》学史的研究。梳理历代有关《孝经》的研究历史是近现代《孝经》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相关的成果也十分丰富。其中早期的代表论著有：廖平《孝经学》、张严《孝经通识》、于大成《说孝经》等。在这方面，台湾学者陈铁凡的《孝经学源流》是近现代《孝经》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孝道起源、《孝经》作者以及《孝经》在时间空间上的流衍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叙述，书后有一篇“孝经学史系年纪要”，为了解《孝经》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近年来大陆也出现了对《孝经》学史进行编年史研究的论著，比如杨玲的《孝经学谱》就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有关《孝经》学史的资料汇编。此外有关《孝经》学史的断代史研究也有相关的论文出现，主要代表作有：杨世文《宋代孝经学论述》、朱明勋《论魏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舒大刚《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等。
其三，挖掘《孝经》的价值及影响。研究《孝经》的价值，包括对《孝经》的意义、《孝经》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孝经》对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与此相关的主要成果有：李威熊《从〈孝经〉谈孝道的时代意义》、高大鹏《从孝经看中国文化》、窦秀艳《从历代史志著录顺序的不同看论语孝经的经部地位》、臧知非《〈孝经〉与中国文化》、舒大刚《谈谈孝经的现代价值》、邓立光《从孝经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等。其中臧知非的《〈孝经〉与中国文化》，不仅对《孝经》的成书与思想内容、《孝经》的传播和孝道伦理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且从《孝经》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孝经》与传统的丧葬、祭祀之礼，《孝经》与中国古代法律，《孝经》与传统君臣关系，《孝经》与中国国民性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孝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其四，阐发《孝经》的孝道思想。针对《孝经》研究孝道思想的论著也比较丰富，主要有：刘学林的《孝经思想论评》、张晓松的《“移孝作忠”——〈孝经〉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影响》等论文。在有的专著中也专门论述了《孝经》的孝道思想，如康学伟在《先秦孝道研究》一书的第七章，专门论述了《孝经》的孝道思想及其实质；再如林安弘在《儒家孝道思想研究》一书中，也有“《孝经》之孝道思想”的专述等。
除以上几个方面，为《孝经》作注释的论著也比较多，代表著作有胡平生的《〈孝经〉译注》、汪受宽的《孝经译注》等。这方面的论文有靳勇为、周文娟的《孝经通解》等。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有方师铎的《汉初的孝经博士及孝经教育》，以及对《孝经》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的陈雨的《孝经称代词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