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村老年人消费的性别差异分析
消费是对一定的产品和对象（包括服务、符号和信息）的消费。
（一）消费水平
老年人的收入状况直接影响着其支出状况，而支出水平的高低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在物质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的支出包括饮食支出、房屋水电费用、衣着费用、日用品费用、医疗费用、娱乐、学习（指看电影、戏剧、旅游、娱乐、购买书籍等）费用、给子女及孙辈的帮助、给其他亲属的帮助等。农村老年女性有51.4％人均年支出在4999元以下，而男性有43.0％。
浙江农村老年男性人均年支出为3169元，女性为2489元，可以看出年支出在性别上存在不平衡。老年男性年支出最高的为13139元，最低的为1119元。老年女性年支出最高的为12239元，最低的为980元。
老年人人均年支出的总的离散平方和为1.1E＋0.9，其中：由控制变量不同水平造成的组间平方和为5.8E＋0.8，由随机变量造成的组内平方和为1.1E＋0.9。组间平方和中能够被控制变量线性解释的平方和为5.8E＋0.8，它与组内平方相加即为回归分析中的剩余平方和。F统计量1∶26.444是平均的组间平方和除以平均的组内平方和的结果，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解释，认为不同性别的农村老年人在年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F统计量2∶26.444是平均的回归平方和除以平均的组内平方和，F统计量3∶26.444是不能被控制变量线性解释的平均平方和除以平均的组内平方和的结果，它们对应的相伴概率值都是0.000，同样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表明它们比组内差要大得多，也证明了人均年收入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消费结构
改革开放后，农村老年人的物质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崇俭节约的消费观念。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崇俭”是消费观的核心。“俭”是在消费上讲究节约、适可而止，反对铺张浪费。在清中叶以后盛行的儿童道德和行为规范训诫读物《弟子规》中，就明确宣言了“节约”和“俭朴”的消费规范与价值观念。如“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捡择，食适可，勿过则”，“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都宣扬了崇尚节俭，反对大肆浪费和盲目攀比的消费观。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浙江调查点资料，94.0％的老年人的主要支出项目是饮食，其中43.2％农村老年男性、50.8％农村老年女性主要支出项目是饮食，主要支出项目是饮食的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饮食是人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
6.8％的老年人的主要支出项目是医疗费用，其中5.8％的农村老年男性、1.0％的农村老年女性主要支出项目是医疗费用，主要支出项目是医疗费用的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
笔者2006年带学生作的深度访谈中，许多农村老年人也谈到了消费问题。
有的农村老年人主要支出项目是饮食。
“我们这把年纪了，又不缺什么，也不追求什么，除了买些日用品和吃的东西，别的基本不花什么钱。”（个案22绍兴县平水镇剑灶村沈爷爷：80岁，已婚，有三子二女，和老伴住在一起。）
“衣服不用买，自己以前的衣服还有很多。有些东西自己想吃了就会去买。现在年纪大了，胃口不是很好，吃东西都吃不多了，稍微吃一点就会饱了。自己一个人吃的话，吃面比较多，煮了饭自己也吃不完，还是简单点弄起来吃一下好了。”“过节的时候去做了件新衣服，布是我小女儿给我买的，那件衣服我穿上去，他们都说我穿着很好看。”（个案5绍兴市东坂村陈奶奶75岁，丧偶，有三女一子。轮流住在三个女儿家中，每三个月换一个地方住，剩下三个月自己一个人住。）
“自己没钱买，他们如果给我送过来就吃吃，平时自己都吃青菜等。”（个案8台州市椒江区建设村盛奶奶：89岁，丧偶，有五儿两女，独居。）
“花费啊，我们老年人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花钱的。平时就吃吃饭。”“现在自己手头上有钱了，所以吃倒不愁，今天想吃什么了就去买什么。”（个案28温州市鹿城区黎明村郑奶奶：70岁，已婚，有二子三女，和老伴住在一起。）
饮食是人们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是一种独特的消费表现的符号和象征。人们往往按照食品的品位属性和成本来赋予不同的食品不同的符号意义。
越是珍贵稀奇的食品，在意义的符号系统中获得的地位越高。寻常和普通的食品，只能在意义的符号系统中获得较低的地位。老年人一般比较节俭，他们的饮食也多限于寻常和普通的食品。
有的农村老年人在医药费用上花费较高。
“去年住院花了3万多。”（个案6杭州市下沙镇高沙村张奶奶：73岁，丧偶，有三儿三女，住在小女儿家。）
“买点米啊，生活用品吧，还有买药，人这么大了，买药的钱也是不少啊。”（个案15义乌市稠城街道上周村黄爷爷：81岁，已婚，有一子，和老伴住在一起。）
“衣服他们给我买，我一般买点小东西，用来不多，看病时要花一些。”（个案16诸暨市城关镇红门村张爷爷：65岁，已婚，有三子二女，和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现在的衣服质量好了，自己也不用到地里干活了，衣服也都穿不破啊，不过每年过年的时候还是会买新衣服的。”“现在我花钱最多的就是看病，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去医院随便看下就要几百块啊。”（个案20永康市东城街道小花园村陈爷爷：83岁，丧偶，有一子，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看病看不起的，去年大概花了有3000多吧，现在好点了，今年村里办了医疗卡，稍微好一点了。”（个案35长兴县李家巷镇青草坞村孙爷爷：82岁，丧偶，有一子一女，住在儿子一家。）
一般来说，老年人随年龄的增长健康下降，病症增多，疾病谱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性。虽然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有些地方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但是相对于农村老年人菲薄的收入来说，报销的额度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的老年人在人情消费上花销较大。
“我就是买一些菜，看病也要用钱，买衣服花一点，亲人办什么喜事，我也要包点红包。”（个案10义乌市稠江镇西王界村贾奶奶：69岁，丧偶，有两儿一女，独居。）
“说实在的，平时不花什么钱的。我自己还种了一些菜，够自己吃的。而且他们还经常送菜过来。钱也就花在买生活用品上，最贵的是煤气。还有就是现在还要做人情（包红包），毕竟我是长辈，这钱省不了。每年光这样就要花掉2000块。”（个案32杭州下沙镇高沙村李奶奶：63岁，丧偶，有三子三女，独居。）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比较重视礼尚往来，尤其是在家庭中扮演了情感性角色的女性长辈，在人情往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中国金钱越来越取代实物而被当作礼物送人。但是，现金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和符号，毕竟同人格化的、道德化的和情调化的礼物相对立和冲突。于是，人们在现金外面裹上一层红纸。“红包”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礼物现象。
五、农村老年女性与老年男性消费差异的社会学解释
农村老年女性与农村老年男性相比，年支出水平、支出构成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中国传统的家庭消费规范导致男女有别
我们研究的农村老年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社会在家庭决策、包括消费决策方面强调的是家长决策权。丈夫或父亲是家庭消费安排的重要决策者，妻子或子女只有听从的份。南朝流行的儿童识字课本《千字文》主张“夫唱妇随”的价值规范。《弟子规》强调：“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乘。”
（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调节夫妻之间消费关系的价值规范是“男主外，女主内”
男人在消费关系的分工中，承担了获取消费资源的重任；女人在消费关系的分工中，承担了照料家庭、提供消费服务的角色。在这种分工中，男人因为“获取消费资源”的角色而在家庭中获得了支配权力，女人则以“提供消费服务”的角色而从属于男人。关于这种男女分工，费孝通先生曾经有这样的描述：“男女分工虽则并不一定根据他们的生理上的特质，有时却可以分得很严，甚至于互不相犯。我们乡下就有一种谚语说：男做女工，一世无功。分工的用处并不只视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时常用以表示社会的尊卑，甚至还带一些宗教的意味。
就是那些不必要特别训练的工作，好像扫地、生火、洗衣、煮菜，若是社会上认为是男人不该动手的，没有人替他们做时，他们甚至会认为挨饿倒可以，要他们操作却不成。”从人际关系角度考察，和谐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与人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从社会性别角度看，社会由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社会正是由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参与、共同塑造，才形成了繁荣昌明、蒸蒸日上的局面。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缩小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构筑一个两性和谐的社会，已经成为老龄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亟待社会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四节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是政府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国际社会近年来强调最多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和《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都明确提出国际行动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反老年贫困”，并以消除老年贫困作为最终目标，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到2015年将极度贫困的老年人口比例下降一半。
我国许多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解决我国的老年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而农村老年妇女，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减缓农村老年妇女贫困、提高农村老年妇女的生活质量，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一、贫困及老年贫困
贫困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为：收入低，不能保证基本生活。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的定义“缺少能力，以至于不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在国际学术界被推崇。世界银行后又对“贫困”进行了重新界定。新的贫困定义为：贫困主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缺少机会（lack of opportunity），缺少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二是没有话语权（powerlessness），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三是脆弱性或者缺乏保障（lack of security），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
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目前广为接受的观点。绝对贫困是指生活无保障，依靠个人合法劳动以及其他极致方式如变卖财产等等仍然不能满足基本需要（衣、食、住、行）。相对贫困是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算，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处于社会最底层。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一致将贫困的定义确定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的境地。
对贫困线的测算方法有两种：理论方法、实际操作方法。理论方法包括：福利函数法、福利指标法、指标叠加汇总法。实际操作方法包括：恩格尔系数法、市场菜篮子法（必需品法）、收入比例法（国际标准贫困线法）、马丁法（美国贫困专家Martin在1998年提出）、数学模型法、PL法的SFB变体。
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们通常从收入的角度来定义贫困。但是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用这种办法来定义贫困就会有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很多人从事家庭农业，而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正常的经济收入来源。为此，有学者建议，应该用消费水平来定义贫困（Carr，2004）。实际上，我们一般对老年人收入的定义，不仅包括了正规的社会收入，比如老年人的退休金，也包括了社会救助、老年人的子女和亲属提供的经济支持。同时，对于中国的老年人来说，单纯用消费水平来度量贫困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老年人有勤俭持家的传统，多数老年人倾向于低消费，有时他们的消费水平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但是，从最低生存消费水平来度量老年人的贫困，仍然是比较客观的。
它是把收入和消费结合起来，来反映老年贫困的一种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