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贤刘蕡（fei）
刘蕡，字去华，唐代昌平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之一。《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他的记载。
刘蕡生于唐宪宗太和初，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中进士。他博学善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志士交往，好谈王霸大略，沉稳有谋，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济世之志。
刘蕡生活的年代，正是宦官专权的唐代晚期，朝政腐败，宦官擅权。国不安宁民不聊生。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发生大太监陈宏志宫廷毒死宪宗事件，朝廷内外一片混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成了当时国家两大祸患。从宪宗至昭宗历百年九帝，其中有七帝是由太监拥立的。太监总揽朝正，皇帝成了傀儡，皇帝稍不如太监之意，即被废黜、迫害，或另立新君。敬帝李湛只当了两年皇帝，年仅十八岁就被谋害。
文宗李昂继位后，深感宦官擅权之苦，弑杀先帝之阉党竟在自己左右，心怀愤慨，寝食不安，意欲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于太和二年（828年）下诏，恭俭求理，策试贤良。
刘蕡虽已在保历二年既已中了进士，但未录为官。这次他又前去应试，参加应试者百余人，策对的均为寻常事物，平庸之见。唯有刘蕡在册对中直言极谏，切论黄门太横，将危社稷，痛斥宦官之危害。
刘蕡以史为鉴，列举春秋、秦汉以来的大量史实有理有据的痛击时弊，直指阉党。他在策论中尖锐的指出，已经出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的危险征兆。原因就在于“祸起萧墙，奸生帷幄”。明确提出“任贤惕历，宵衣旰食，罢黜左右之奸佞，进肱骨之大臣”的涉及国家根本改革主张。刘蕡还就“灾旱竟岁，播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太学“生徒多堕业”，“俗堕风靡，积讹成蠹”等各种社会问题，精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刘蕡在策论最后表示：“臣闻晁错为汉画削诸候之策，非不知祸将至也。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海焉。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戳，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人生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刘蕡深知这样做，有杀身之祸，但是面对国家危难，不愿苟且偷安，宁可一死，也要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充分体现了他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和伟大思想。
刘蕡的策论，言辞激切，直指奸佞，击中时弊，深为考官冯宿、厐严所叹服，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但他们都惧怕宦官的权势，不敢录取，时登科者22人，监考官们传读其文，不禁哗然，均为其鸣不平，未免招惹是非，招致宦官降罪，最后弃之。登科者谓之曰：“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上疏，愿以所授之官让蕡，未允。自此蕡不得仕于朝。后被大臣令狐楚、牛僧儒辟为从事，侍为师友。由于刘蕡坚持正义，不畏权势，与宦官势不两立，腐败权臣对他恨之入骨，为宦官所嫉，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后葬柳州城郊。唐昭宗时，感其正直敢言，追赠为左谏议大夫，谥文节，封昌平侯。柳州人念其功德，和已故柳州刺史柳宗元之厚恩，在柳州市郊修建了“二贤祠”。
元泰定二年，（1325年），在旧县东南五里，为之建祠，并设谏议书院。至正年间，又将祠堂改建城东，昝政许有壬为之撰文立碑。到了明朝景泰三年，旧县迁至永安城，刘蕡祠随之迁于永安城孔庙以西。明中叶，在城南十二里西沙屯建祠。崇祯五年（1632年）在此祠立碑，碑文为董其昌手书。清光绪年间，又在祠前立“刘蕡故里”碑。
刘蕡生前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挚友。刘蕡死后，李曾有诗相吊其一曰“哭刘司户”。诗曰：“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间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难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其二，“吊刘蕡”，诗曰：“上帝深居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后春涛隔，湓口书来秋雨飞。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能同君哭寝门。“表达了对死者深切怀念和衷心敬佩之情。
一个登科未仕之人，又无政绩可言，何以遭人敬仰之至？虽唐人而明清两朝均不忘为其建祠，又为其重修故里？三朝而重祭贤人，这说明上至君主，下至仁人志士均推崇忠义贤达、刚正不阿。历朝均有奸佞之臣，何不推崇？而与唾之，这说明忠奸自有公论。人们推崇正义，藐视邪恶，憎恶有害于社稷、民族与尔虞我诈之小人；唯正义为世人所敬仰。弘扬正气，抨击邪恶是我民族振兴之魂，之精髓也。思古悦今，这足以发人深省。
不颂功德的史学家崔学履
崔学履，明代昌平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尚宝寺少卿。嘉靖四十二年（1564年）编纂《昌平州志》历时四年。
书中涉及地理、陵制、祭祀礼治、田赋、礼典制、官司志、人物志、杂志等八个部分。细则中涉及到祭祀诗、地理沿革、疆域、风俗、户口、贡额、郡历、主政、镇守、文庙、儒学、名宦、乡贤、寺院、书院古迹、坟墓、桥梁等。
因于隆庆元年成书，故称《隆庆昌平州志》。其是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昌平志书。内容极为丰富广泛，记述了明朝自洪武至嘉靖二百年间方方面面的史实及数据。简括有体，各卷皆序其意，中详其实，各附与论断。远者可考，近者具议，不繁访问，而俱得其实。
现代一些史学者看后认为：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在于留意当地民生大计。如他在卷四《田赋志》中说：“夫我昌郡盖与其他郡扈不同，今州城内建有八陵，而每陵之设必有果园，必有皇庄；又奏拨民间地土为护陵，此势之所不容者己也。二百年来，州之地土属之官而不在民者不下数百顷，且在官者皆附郭之田、膏腴之地；而州民不无失业之苦、绝产之望，如之何民不穷且毙耶！”
崔氏的话是有根据的，《田赋志》中详细载了自明代洪武（1368年）至嘉靖（1567年）二百年间的土地、田赋、户数、人口的数据。如洪武时昌平纳赋土地为4011顷12亩，到嘉靖时，只有3366顷72亩了。其间减少了445顷40亩；田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夏税小麦6223石6斗，人丁丝11445两，农桑丝754两，秋粮粟米14527石7斗，稻米994石1斗。景泰四年（1453年），夏税小麦6086石5斗，人丁丝9374两农桑丝748两。秋粮粟米14875石5斗，稻米674石1斗。
上述两项数据相比较，稍有升降，但由于纳赋土地减少，嘉靖时田赋则大大增加了。
户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3680户，16946口人。到脆氏编纂州志时，户数、人丁就大幅度下降了。所以他异常沉痛的哀叹说：“盖州城现存人丁，大约不足六千名耳，今乃招去一千八百余名。原州民万有六千丁，二百年来逃亡过半，止有八千余丁；后遭庚戍虏贼杀伤，又去二千余名。今于六千之中又去四分之一而为军，则所存者几何？”“今使千八百而为军，其势必夺千八百之民力。凡此农民为壮丁也，必抛万八千之民田。近例军严，春秋两防，民既为军，春则失其耕播，秋则失其收获。夫苟一时之利，而失终身之业，彼将何以为心哉！”
其后田赋不断增加，而边税农户却日益减少，到了明代后期就更加严重了。由于陵园、陵户均享有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所以，全部赋役都压在了具有贫瘠土地和贫弱之丁的身上，因而，这些贫弱之丁的生活，仅限糊口。据万历年史继偕记载：万历中叶，盖昌平土地原额四千三百余顷，而民丁一万三千九百有奇。频年以来，地亏十之四，而丁则亏其九；民土减昔，征输倍昔。
由此可见，明代晚期，昌平地方是以十分之六的贫瘠土地，十分之一的贫弱之丁承担了较洪武、永乐时尤重的赋役。男丁减少的原因，除了充军应役，再者一部分转为陵户外，其余大部分是由于承担不了繁重的赋役而离乡远走了。
仅据上例就可知《崔志》的历史价值了。崔氏一改官僚歌功颂德虚以功名的弊端，真实的记述了明代从洪武至嘉靖二百年间诸方面的史实，不为当时权势者鉴赏，所以，《隆庆昌平州志》印数不多，流传不广。四十年代在北京图书馆仅发现一部，浙江天一阁藏四至八卷。据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一部。如今已成珍稀之佳志。有评说说就其内容史实和观点来看，比起歌颂“皇德”的《光绪昌平州志》，犹有价值，这是不过分的。
崔学履爱乡梓，他亲历了明代中晚期，目睹了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况，他忧国忧民之情凝溢于这部史书的字里行间。为后人如实的展示了明中后期的历史、经济实况，“简括有体，有辙可循”而且使后来人从中受益匪浅。
崔学履踏遍了昌平的山山水水，系心研究亲览州境内的名胜古迹，择其优定为《燕平八景》，并绘图做诗已记。由此“燕平八景”名声大振，脍炙人口。“燕平八景”历经沧桑，有些景点早已不复存在，但有些在崔学履的诗中，仍可得知当年的美景盛况。如“安济春流”，崔学履七律诗是这样写的：“沙河南去锦帆稠，春水偏宜估客舟。共指灵源同潞水，喜看幽州即沧州。尽多沙渚眠鸥鸟，欲傍星槎犯斗牛。畿辅名区多胜绝，楚云湘月共悠悠。”又五言绝句：“野岸沙明燕，河桥柳啭莺。雪消春涨稳，渔艇来去轻。”
历史上有许多志书，作者多为帝王宠幸之臣，带着帝王的偏见与眼镜去看待、解读历史，记录历史，很多称颂不实之词，扭曲事实之意在所难免。对于民间疾苦、朝廷弊端、史实存在多与回避。所以这就提醒人们，在参考史书时加以去伪存真的筛选，绝不可妄以摘考作为依据。要以史实为据。像《崔志》如此之真实的正考实是难能可贵。我们不得不报以恭敬之情。
明末抗清将领孙祖寿
孙祖寿，字必之，祖籍河南汴梁陈州（今河南淮阳人）。其祖上辅佐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授指挥，后又跟随成祖朱棣北征。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成祖死后葬昌平天寿山，调以昌平长陵卫守护帝陵。
孙祖寿生年不详，青年时代是随祖上在昌平县度过的。因受先祖教诲，幼年学习武功，擅长文学，才华出众，乡人们誉为彬雅称号。祖寿身材高大魁梧，相貌端庄。万历年间在蓟镇出任标营都司时，督抚询问他为军应具备那些条件？回答：作为军队的统帅，最根本的是熟练使用弓箭、剑戟与敌作战，吟诗做文章是次要的。当场演练射箭，射十箭有九箭中靶，又测试他的抢功，动作刚劲，武功惊人。在场观看的刘老督抚，观之精神焕发，称赞孙祖寿是有文韬武略的全才。
祖寿妻张氏，夫妻恩爱至深。祖寿在保镇任上，病重入药，张氏割臂为丈夫疗疾，丈夫病愈，妻子却病逝了。祖寿对儿子教育很注重节义。祖寿妻死后，大帅部将赠其子五百重金而不受，后来祖寿赞扬其子做得对，说：汝受馈而不受，和吾心意，男儿当以报效国家为大任，汝若受之为家法所不容。
孙祖寿在军旅生涯中，对训练军队，整肃纪律，功劳卓著，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祖寿考上武进士，23年后，才授予保镇固关守备。保镇为万里长城四镇三关要冲，处于山陕峡谷之间，是山西至陕西的交通要道。该地的军旅和乡民性彪悍粗野无礼。孙守备为改善当地民风，除加强军队训练外，还在保镇一带开办学校教育青少年，并以乡规民约形式，在民众中开展尊老爱幼教育，收到很好效果。民风大变，民心归顺，参加军队为国效力的人越来越多。仅从民众自愿捐资修建各种房屋380间一事。可以窥其全貌。祖寿在保镇驻守八年，使保镇发生巨大变化，但一直没得到上司提升。原因是祖寿为人正派、性耿直、办事公道不媚上。
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孙祖寿以大将军身份，领蓟镇西协，住遵化。到任后他看到军心涣散，武备松懈，刑罚不利，号令不行，整个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这种状况使他心绪不安，经过深入调查后，认为主要弊端是军队中贪污受贿、腐败风气严重。他下定决心采取措施，整顿军队。大搞反腐倡廉，革陋习，清占役、禁馈赠、绝请托，严格执法，赏罚严明，自副、参以下有不胜任不称职的，都革除军职。这一整军运动，使全军上下为止震惊，使一些违法乱纪的人胆战心惊。
孙祖寿，武功超群，英勇善战，战殁沙场，实践了“男儿当格斗横尸战场中”的夙愿。在任蓟镇总标营都司时，蓟镇松棚一带经常有敌寇骚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满洲努尔哈赤进犯，敌人善用长矛作战，一次祖寿迎战，敌人凶狠的刺向他的胸肋部，祖寿奋力的将长矛挟住，并挥刀砍敌胳膊，敌人丢弃长矛逃跑了。一次为防敌人偷袭，在佛儿山设下伏兵，敌寇至，猛出击，杀敌和俘获敌军无数。
天启元年（1621年），孙祖寿补蓟镇标下参将。辽阳失陷后，溃军欲投山海关督抚而不受。各部溃众愤而欲攻关，孙祖寿出关收编了溃兵，避免了一场内乱，督抚表彰他的功劳，调为中协副将。后又使之领导西协，驻守遵化。天启七年（1627年）受袁崇焕排挤，以犯上罪割去军职。孙祖寿回到昌平乡闾后，仍致力于报效国家，他变卖家产，招募乡勇达数千人。因授予他招练总兵，做些管护山林等事。崇祯二年（1629年），满洲多尔衮再犯明京，蓟镇三屯、遵化失守，朝廷惊恐万分，崇祯怀疑袁崇焕背着朝廷迎敌议和，将他罢职入狱。吏部侍郎成基命奏请招用故辅，孙承宗督师御敌。满军急流勇进连破蓟州、三河、顺义，孙承宗率部驰御通州城。这时多尔衮已兵临永定门外，总兵满桂与总兵孙祖寿佩挂上阵，迎敌于北京东南郊凉水河一带。孙与满各守一阵地，在敌人强力攻势下，满桂军不支，孙突围解救桂军，与敌交锋中，孙被流矢射中前额而殁。祖寿殉国朝廷震悼，赐“廉威忠勇”四字，立祠祭奠，晋升三级授少保衔，在当年鼓楼西街立少保牌坊，褒其为国建功，供后人缅怀。孙之尸骨葬昌平西龙虎台，有墓志铭留于后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土匪盗墓成风，保护不利，墓冢与碑现已无存。能使史学者所雷同复述的是，历代忠臣壮勇，为民族社稷披肝沥胆，最后多是以悲壮的结局而告终，不是战死疆场就是被奸臣所害。倒是那些饱读经书，善于阿谀之徒，终与得志，虽不耻但功就千秋，为不平所不平，这大概就是历史给人们的提示。
世世英雄几多回，江山忠骨万具灰。
社稷更替终难改，仰天怅恨是与非。
血溅七尺青锋剑，跃马犹罕终不悔。
青山垂泪功不沫，留待英名万载垂。
麻兆庆与《昌平外志》
麻兆庆，字余斋，别号巩华旧友，榆荫主人，今阳坊镇西贯市村人。生于清道光年间（1835年1月20日），光绪（1900年10月12日）病逝。终年66岁。
麻氏先祖是山东武定府（今山东惠民市）麻家庄人，何年迁来北京不详，麻兆庆的曾祖父麻宸在乾隆中叶出任过甘肃张掖令（县令）。罢官后迁到西宁。其祖父麻世瑛病故西宁后，其父麻润投奔当时住在西贯市村的叔父麻兆琚处，麻兆庆生于昌平，所以又是昌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