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昭陵原本不是穆宗朱载垕的陵地，嘉靖三年，朱载垕的父亲世宗获得大礼议的胜利，就想为其父母在天寿山修建陵寝，此意遭到大臣们的非议，理由有三，其一，先帝即以葬在湖北，体魄所安，不宜轻犯。其二，山川灵秀萃聚，不轻易泄漏。其三，湖北乃皇帝的龙兴之地，为国家的根本所在，不宜轻易改动。建议他像太祖不迁皇陵，成祖不迁孝陵那样不迁显陵。世宗不听，要求复议仍说服不了众臣，只好作罢。到了嘉靖十七年，世宗母亡。世宗不顾臣子们的极力反对，召集礼工二部，选址大峪山，于嘉靖十八年三月初八开始兴建，限定五月把玄宫建成，并要求“坚致完美，不许草率违误”，但刚开工没有几天，世宗又改变了主意，他派锦衣卫到湖北打开母亲的陵墓，回报说，玄堂有水，他亲自前往，并在宝城后又重建了新玄宫。回京后拟将母后迁来天寿山，不迁父亲陵寝。后又改变主意，决定不迁，世宗犹豫不定，变化无常，大峪山这座显陵玄宫便空了下来。穆宗继位后，见此处林茂草郁，冈阜封衍，是为风水吉地，就下令原建玄宫不动，按明陵建制营建地面建筑，于是原为他爷爷、奶奶准备的陵地，为他所用。
十三陵对外开放的长、昭、定三陵，概括了昭陵、长陵的祾恩殿，昭陵的碑亭以及部分复原的地面附属建筑，定陵的地下玄宫，使参观者从总体上领略了一个陵院的整体结构。但要更深刻的了解它的内涵、历史以及建筑风格，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笔者有这样的体会，在了解了每一座陵的墓主、历史背景后，再去参观，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从形制到总体结构，从布局到细微结构，从各陵建制的多样性，从当地人的诉说，言传以及历史的记载中，你会感到，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研究和探索。
定陵的挖掘使地宫重见天日
说到定陵的开挖，不能不说一说赵其昌。这位恭谦、博学的老学者就住在我的房前，每次造访，都会看到老人伏案而坐，桌上摆满了历史考古书籍、资料。老人随和但也很倔，一次，文化部通知老人，说是有几位日本学者想拜见做学术交流。老人断然拒绝他说：我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我不想见他们。领导多次上门做工作，还是不行。老人是政协委员，最后北京市政协领导出面，作为外交政治任务，老人才勉强同意接待。据说，老人在礼貌的接待的同时，告诉那些日本学者，他的父亲就是死在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之中，他对那场战争深恶痛觉，对日本人没什麽好感。当时的场面十分尴尬。体现了老人痛恨战争，以及民族情怀。
赵老离休前曾是首都博物馆的馆长，为北京以及国家的考古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他擅长于对明史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历史及考古文章，在中国考古界算是元老人物。离休后还担任多个博物馆的指导工作。老人有哮喘病，安于养病抑大概是对十三陵这片土地具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在这里买下了一个住所，2006年首博迁移新址，赵老协助筹划，加之应邀撰写文章，劳累过度突发肺梗塞，我赶到时他已奄奄一息，经初步抢救后送往医院，险些送掉生命。危重之时还念念不忘他向定陵博物馆捐献的图书，病愈后又投入了首都博物馆新馆的筹备工作。
他是考古工作队的队长，在开挖定陵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与辛苦，定陵开发后，直接参与了文物的清理整顿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使一些文物资料大量的遗失；赵老也被送到了“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白天，参加劳动，晚间他在几里地以外的荒野里躲在一个坟丘内，在昏暗的自制油灯下凭着记忆整理书写开挖资料，后被发现批斗，说是为封建王朝书写变天账。资料送至北京，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即把他调回文物部门继续从事资料整理工作。文革后他参与了定陵博物馆的文物整理、资料编写以及开馆前的筹备工作。现在还兼任着定陵博物馆的名誉馆长。赵老精通文物鉴定，但他坚持实事求是，工作严谨，有些部门为赚取金钱，找来文物赝品请赵老鉴定、签字以获得升值，并许诺给予高额酬金，遭到严厉拒绝。他说：这个事我不能做，这种钱我不能要。表现了一个学者高尚的品质。也正是近水楼台，从赵老那里以及有关的资料中，我了解了定陵的开挖的过程。
1955年，郭沫若、范文澜、吴晗、邓拓、沈雁冰、张苏等几位学者，联名报请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的首陵－长陵。得到批准后，立即组织了长陵开发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等单位抽调了考古、修整、行政及后勤人员，组成发掘工作队。
在中国的考古的历史上，自主的挖掘皇陵还是第一次，尚缺乏发掘经验，不宜先发掘最大的陵墓；所以，经发掘委员会的再三研究，决定先发掘较小的定陵，有了经验再挖长陵。
定陵是神宗朱翊钧的陵墓，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除明楼外，院内的木质建筑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
李自成率农民军逼近北京城，从柳沟入得胜口，他们进入十三陵，捣毁了定陵、庆陵、德陵的城墙与城门并烧毁了定陵大殿，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接着，清军入关，对明陵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并纵火烧毁了定陵和德陵的陵门、碑亭、神库、宰牲亭以及内罗城内的建筑。经过两次破坏，十三陵原有的房屋基本损毁；定陵大殿的框架尚在，但已是面目全非，一片焦木，昔日的金碧辉煌已成满目疮痍。清顺治四年，清王朝已做主中原，并控制了整个国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对陵区给予了一定的保护。设陵户、给赡田、禁樵采，并对崇祯的陵墓进行了修缮、增建。乾隆五十年，清高宗弘历帝在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阴镌刻“哀明陵十三韵”。以表示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对曾经遭受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
其实所谓的修缮，不过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据民间传说，在修永陵大殿时，被拆下建筑材料被运到了故宫，用于修复乾清宫。当地70多岁的老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永陵的大殿还存在，几十根楠木大柱尚存，只是大殿的东侧部分坍塌，当时是一姚姓三十多岁的人负责看陵，他常住在长陵，监管陵区的安全、防火。老人说：那时，八路军的地方部队常来村里开展抗日活动，烧柴做饭就到陵里去取，加之村中的老百姓烧柴做饭也去劈砍楠木大柱，他叙述说：从大柱的底部砍下一斧，自下向上一拉，一整条的楠木一下到顶，就这样反复的砍劈，几十根大柱越来越细，大殿的顶部摇摇欲坠，慢慢的就坍塌了。在解放初期，院内还堆放着大殿成垛的木料。永陵老百姓家中不少存有楠木的坨、廪等木料。他回忆说：那时的德陵大殿基本完好，就连二殿（指陵恩门）也十分完整，但都逃脱不了这种人为的破坏。最后被拆光，坍塌。
从德陵与永陵的大殿的基座与清修缮后的现有墙基的比例上看，左右的墙山以及大殿前后进身均向内收缩不少；德陵的祾恩门也由五间改成了三间。永陵的祾恩殿进深由35米缩减到18米，两侧墙山也向内缩减近10米。笔者到现场实地勘测了永陵大殿，原殿基与清代修建的殿基痕迹清晰可见。由此可见民间所传“拆大改小十三陵”并非妄言。据传：乾隆年间，大殿虽然破旧，但并未倾覆，完全可以按原样修缮，为了修复故宫的乾清宫，使用大殿的巨型楠木，以修缮为名偷梁换柱更换了大量木料，内阁大臣刘罗锅曾质问乾隆：掘人祖陵，该当何罪？乾隆答：满门抄斩之罪。刘庸又问：皇上拆改明陵，挪用陵木与掘坟有何不同？乾隆哑然。刘庸接着说：皇帝乃天子，为万民敬仰，应为人师表，皇帝这样做会遭后人指责，又怎能使万民诚服？乾隆言之：事已至此，依你之见该如何挽回？刘庸说：皇帝为表示自责，死罪臣不敢言，就流放河南吧！。乾隆说：朕日理万机，政务繁忙，怎可流放？刘庸说：皇上为顾及面子，就不必昭示于民，朝堂之上，与众臣说明，然后到陵区走一遭即可。这样于第二天，众臣陪同，轻装简从到了陵区，在十三陵七孔桥南，置供桌祭拜诸陵，就算流放河南了。回宫后又撰写碑文刻于长陵圣德碑，以示缅怀。这虽然是民间传说，也反映了一些历史的经历。但不管怎末说，人家总是修了，作为封建王朝的帝王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简单了。
据当地老人们说：定陵曾遭受三次大火，一是李自成入关，二是清军入关，三是嘉靖年间的一场天火，据传：一天，一位做生意的小贩来到定陵监，串着胡同吆喝：枣梨大火烧！意寓要着大火，让人们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天夜里，雷声过后，天降大火，定陵的神宫监、御马房、神库、宰生亭、神厨、祾恩门以及大殿，均被大火包围，大火连续烧了几昼夜。传说：民国初年时，定陵的大殿的框架还立在那里。当地人王五为看护定陵的头儿，负责陵区的管理与看守，除耕种陵区的土地作为自足外，政府每年给予适当的补贴。当地一王姓的闲汉找到王五，要求当陵户遭到拒绝，心中愤恨；风高夜深之时，来到定陵，将一桶煤油泼在大殿门上，放火焚烧，火借风势烈焰冲天，一片火光映红了整个陵区，方圆几十里烟火升腾。大火整整烧了三天，定陵大殿被烧成一片灰烬。王姓闲汉目的没有达到，却被关进了大牢，死在了牢里。
无独有偶，德陵陵户刘文喜、刘埔、刘瑞父子，自明清以来为世袭守陵人，他们负责守护德陵，以耕种着陵区的土地为生。民国初年，监内住着刘、赵、孙、谷姓几大户，刘家是守陵大太监收养的子嗣后裔。他们手中有皇帝御赐的德陵陵谱以及刘氏家族几代守陵人的家谱，占有土地最多，是当地的富户。村内的孙姓人家是原守陵军官家的后裔，他们总想占据守护陵墓这个位置，以此得到更多的土地。孙家老大孙悦忠厚厚朴实，他极力反对孙家的作为。他经常组织马帮穿行于关内外做贩运生意，乘他外出之时，一个月黑之夜，孙家老二悄悄溜到陵门，置放柴草，浇上煤油，纵火烧毁了陵门。两家在神宫监内大打出手，刀杖相见，最后打到了官府，孙家想嫁祸于人到官府告刘文喜父子不尽职责，理当法办。刘家明知是孙家所为，但又拿不出证据，两家的官司打了二十多年，也没个结果。为打赢官司两家都没少向官府花钱。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官府无暇顾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时至今日也就成了民间的历史悬案。
抗日战后期，蒋介石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陵区缺乏应有的看护、管理，时值战争状态，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八路军所属的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经常到十三陵地区从事抗日宣传与对敌斗争，山上柴草匮乏，临时驻扎在这里部队以班为单位，入陵找柴，开伙做饭，永陵二十间侧殿被拆完后，德、永陵大殿的楠木大柱就成了采伐对象，村中的混混为讨口大烟抽，也常夜深时偷出楠木柁檩到县城换烟抽，祾恩殿的楠木大柱被一块块的砍去做了柴禾，大殿头重脚轻，殿顶也残破不堪，1945年的一个冬夜，德陵村睡梦中的人们听到一声震天的巨响，轰然之间德陵大殿成了一片废墟。那些名贵的木材成了老百姓锅底的燃料和建房的材料。砖瓦檩条被拉去盖了民房，据当地的人说，家中尚存有陵中的楠木。在陵区的村庄，你常会看到黄瓦铺就的民宅。目前仅存这那些墙基的残迹，精美的围栏与雕刻，向人们诉说着昔日悲惨的经历。
在开挖前，赵其昌与赵同海、于连增来到定陵，见陵内长满了齐人深的蒿草，到处散落着破碎的砖瓦、石料，残墙断壁，满目疮痍。他们走访了当地的陵户，调查了解情况后分头围着陵院环绕观察搜寻，古墙像一架百年古琴的琴骨，静静的矗立在那里，等待着知音的弹拨。那雄风犹在的红色宫墙依旧显示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威严，凹凸不平的墙面长满了绿苔，冥冥中又透着几分沧桑与神秘，陵宫的外围，杂草丛生，长满了酸枣刺与藤蔓植物，行走十分困难；行至宝城的东南角，在红色宫墙与灰色陵墙的交界大约十米，离地面约三米处的城墙上方，出现一个约半米的圆洞，他们搭成众形人梯，赵其昌进去观察，发现砖墙里面有城砖松动的痕迹，形态规整，像是券洞的上缘。经考古专家鉴定分析，这里很有可能是当初入陵的隧道门。回京后当即向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吴晗做了汇报。
1956年5月，发掘工作队在定陵安营扎寨。有了第一手资料，他们决定在宝城内侧，横跨券洞先挖一道宽3.5米、长20米的探沟，摸摸地下情况。当挖下不到一米处时，下面是层层迭迭的沙土和鹅卵石，松软稀松，一触即落，看来是预防盗墓而设的。挖开卵石层，暴露出两道砖墙，两墙相距8米，大砖三十层，高4.5米，两墙之间用沙土与鹅卵石填实，底部并无砖面与石条铺就。继续开挖时发现在一个石条，上面刻着“隧道门”三个字。这一发现，证实了券洞确实是入陵的隧道门，南北两道墙之间便是隧道了。为了准确地顺砖隧道找到地宫的入口，又减少出土量，队员们用考古专用探铲，打眼向里探寻。经过一段探索，得知砖隧道呈S形，伸向明楼后方。考古人员决定，在明楼后方开第二道探沟，以便更好地暴露地下的情况。这条探沟开的比较大，长30米，宽10米。挖到了7米深处，还没有什麽新的线索，挖到7.5米深处时，出土了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十六个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的出现，轰动了工地，这说明此处离地宫已经很近了。
想要弄清这块小石碑的来历，首先要分析当时建筑定陵的情况和时间。从文献中看，定陵建于1584年，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朱翊钧和孝端皇后三十年后的1620年方才作古。从定陵建成至神宗与皇后入葬，相隔三十年时间，偌大的陵墓工程，修好后岂能不封起来，否则山洪袭来，地宫就会被淹没。但封起来，又难于预测皇帝何时驾崩，如果丧钟一敲，不能按时找到入口，负责建筑工程的大臣，就有杀身之祸。所以当时工部负责建筑工程的官员，在地下留下标记也是合情合理的。小石碑的来历分析清楚后，考古人员更有信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