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纯洁女性的两面性实际上涉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男性对于纯洁女性的塑造，从女性的立场上来看，是他者对于女性自我的一种诱导和规范。这种纯洁的幻象，有的时候出之以美丽而温情的面目，像一个陷阱，让很多女性自觉而主动地陷入其中。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强大的他律力，对女性主体的形象进行了压制和变形。那些美貌、忠贞、温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是富有牺牲精神的殉难天使，是应和了男性自恋甚至自救的意识而诞生出来的。美丽悦目，才能满足感官需要；纯洁温顺，才能满足男性的自尊和安全需要。对于女性来说，好听的说法是所谓两性间爱的哲学。有的时候，它隐然化身为一种温柔和缓的性格力量，一方面继续维护男性主导权威，又容得女性给自己找到一个庇护的屋檐。比起那些无耻的谩骂和歪曲，这种方式更显得隐蔽和具有麻醉作用。这种故事一般被设计成女子无条件地爱着那些男性的主人公，甚至成为献祭的羔羊也在所不惜。譬如《家》中的梅、瑞珏等女性。她们甚至不能要求得到一个前景光明的爱情。她们是诗意优雅的女奴，在充当男性自我拯救或拯救社会的革命理想当中，充当了可怜的道具和牺牲品。这种可怕的无怨无悔的牺牲却被男性作家镀上了一层圣洁的道德光辉。男人们钟情于革命，纷纷走向了街头或他乡，而女性只有留下来替自己选择了在家中囚禁自己的沉沧命运。在镜中，她看到了自己苦苦支撑的僬悴，那种虚幻的道德上的甜蜜感使她产生了幻觉，她在受虐中感到了清教徒般的纯洁和充实。她们不去责备那些懦弱的男性，让他们为自己的权利抗争，她们轻盈如同天使，永远不会增加男性的生存压力。毕竟如果一个女性大声为自己的生存境遇提出强烈控诉，实在有损于她们柔顺可人的美感。最后，她们的纯洁的受难甚至她们的尸骸体现的并非自身的生命之痛，而是被借用来向人们展示：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非人的世道！这是他对周围环境提出控诉的“物证”，纯洁女性的死亡成了他们走向觉悟的救赎之门，她们最终以尸骸横陈的激烈形式出现在作品中，唤醒那些懦弱的年轻人。而这些男人们，他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在抱紧女性尸骸的悲伤中迸发出了新生的力量。这时候号角被吹响，到处是火把和红旗，男人们听到了革命的召唤。
（第四节）祸水：诋毁、杀戮与幽禁
早年对爱情颇存依稀缥渺之幻想。在成长的意念里似乎也存在着另外一个人。他的形象是如影随形的，不期而遇的，遥远的，似乎又近在咫尺的。在午后寂静的阳光中，我在窗下做着半明半昧的梦，家里有个黑白的、数字清晰的钟在咔嗒咔嗒地响着，那个人，好像随时都可以推开我家的木板们走进来，那是青春俊朗的、含着笑意的一张脸。最好穿着纯色的衣服，配合我明净的幻想。后来渐渐地读到了张爱玲，发现她笔下的男性几乎没有一个是美的。人说善为文字者刻薄，爱玲亦如是。她是真正的刻薄，然而又是信而有征的，都是从尘土中走来的，一点一点地剥落了你最后的幻想。爱玲笔下的男性，无论是都市空间的庸碌人物，洋场社会的风流阔少，还是旧式家庭的遗老遗少，大多是肢体残疾的或有精神疾患的，男性的优势和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在现实中可以是父亲、儿子或是丈夫，然而在爱玲的笔下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称谓，甚或一张没有温度的黑白遗照。他们是柔软、滞重、麻木的尸骸。他们有的时候现身为一个未发育完全的婴孩，有的时候是那些俗世中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五毒倶全的男性。有的时候是一个忧郁的、别扭的、女性化的零余人，一个什么都无所谓，一个冷淡懦弱的旁观者。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焦虑压抑，缄默无助，活在这荒凉的人世，她的笔调也让人触目成伤。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毕竟，毕竟在文字里快意恩仇是容易做到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玲说预感到一切都将天翻地覆，一切都将要有大破坏。然而我们手中的笔还在。笔可以是旗帜，是阳光，可以在荒凉的人世带给我们慰藉。
其实，人类历史上男女之间相互误会、仇恨的历史由来已久。西诸有云：“女性是使我们错过天堂之门而进入地狱的魔鬼。”这种说法和中国由来已久的“祸水”论是有暗合之处的。或许多女性都有使男人失去权利、幸福甚至生命的塞壬歌声般的魔力。不仅如此，女性在某些男人眼里还是低能的。在西方国家，关于所谓女性低能的说法层出不穷，由此，偏见极深的男权思想和某些现代哲学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于女性的极大仇视。这些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男性共同的话语策略就是恶意地将女性异化为非人类。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女性比喻为长得很快的杂草，公开宣扬“女性弱智”和“女性卑微”论。古风时代，一位善写挽诗的男子希门尼德斯在诗中将女性比作猪猡、母狼、母猫…似至于一位10世纪的文人说：“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父权的时代，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坟墓，谁就找到了最佳的女婿。”波利尼说广物质和妇女是缺乏理性的混沌，是犯罪物，是强盗的森林，是肮脏的物体…我要说，女性是调皮的、脆弱的、朝三暮四的、娇滴滴的、渺小的、不正派的、受人鄙视的、低贱的、卑劣的、遭人唾弃的、不体面的、凶狠的、有害的、可耻的、冷漠的、不成体统的……这是铁锈，是荨麻、是莠草，是痕疫……”多么壮观全面的咒骂词典，所有恶劣的词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叔本华的一段话表现了他对于女性的极端仇视：“只有因为性欲的冲动而使理性变得迷惘起来的男子，才会认为体格矮小、宽肩窄臀的女性是美丽的。女性的全部美貌就在于这种性欲……女就其本质而言，是注定要听人差遣的，她需要一位主人……女性最出类拔萃的代表也从来没有生产过……任何堪称伟大和独具风格的作品。”在他看来，女性的全部美貌就在于性欲，女性无疑是淫荡的，缺乏独立意识的。叔本华觉得“老派的法国式风流和德意志基督教的愚蠢使人们对于妇女有一种荒唐的崇拜，这种崇拜的结果只是使妇女狂妄倨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们就像是贝拿勒斯的圣猴一样，由于知道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放肆到了极点……”女性是如此狂妄自大，需要男性的驾驭。叔本华在论述女性的特点时，采用一种极其阴暗、病态的语调，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一贯的悲观主义和他在女性那里非常不愉快的人生经验。叔本华将女性与大自然的其他动物同侪论述，女性不过是其他动物的同类项。他说：“大自然用尖爪和利齿武装了狮子，用长牙武装了大象，用獠牙武装了野猪，赋予公牛以尖角，赋予墨鱼以搅浑水的物质，而赋予女性的则是装腔作势的本领。从这个天生的根本缺点。派生出虚伪、不忠、忘恩负义。”当然了，叔本华从理论上是为节欲和禁欲主义的与世隔绝而辩护的。男女之间的亲密感情不过是灵魂玩弄的狡黯骗术，这些骗术阻碍人们进入佛教的涅境界。另外一个狂热仇视女性的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他是个偏执的狂人。和叔本华不同的是，他并不蔑视两性在肉体上的结合。他鼓吹肉欲方面的暴戾行径，宣称为了实现超人的理想，需要疯狂地繁衍后代。而在实现这疯狂的性奇迹的过程中，男性是光华灿烂的“圣者”，而女性不过是“母鹅这些像母鹅一样不停生育的、鼓噪不停的女性，压根不具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美感。不仅仅用“母鹅”来比喻5在其《查拉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还说：“女性不懂得友谊，女性是猫，充其也只是奶牛。”“一个真正的男子有两重愿望：占有玩具和经历危险。因此他才需要女人，因为女人是最危险的偶……”尼采还写道妇女最大的本领就是撒谎。”她求解放的愿望来有学问的愚蠢公驴”的影响。尼采的这些语言，比之当街谩骂还要恶毒。他认为男人应该把女人看作占有的对象和应该关锁起来的私有物。男性总是通过对女性的攻击，使自己从对女性的恐惧中挣脱出来。
总而言之，尼采的这套理论的最后定论就是那句言：“是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他是两性之间野蛮行为和等级制度的拥护者。阴暗的叔本华和疯狂的尼采对于女性的敌视都源自一种深沉的生存悲剧感和近乎恐惧的病态。这种病态的言论成了很多悲观哲学家效法的榜样。在男性的话语暴力之下，女性成了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她捏造成任何模样，女性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貌似严谨的哲学思辨不自觉地被改换成了一种阴霾病态的敌意诅咒。这种言论试图用精神方面的咒骂和谴责来代替客观的科学论证。这些观点隐藏着对于女性的憎恨、敌视甚至不为人知的惨痛，企图在言语中补偿心灵受到的创伤。
鲁迅曾经讽刺地说过：“中国的男人们，大抵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可惜都被女人搞坏了。”由于男权的社会掌控了强势的话语权，女性被男性话语妖魔化的历史也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的小说中，充满阳刚之气、顶天立地的男儿们都是以不近女色为荣。脍炙人口的《水浒传》中优美诗意的女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其中对于女性的蔑视是有目共睹的。水浒中最为惹眼的就是为英雄祭刀而存在的淫妇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狡诈阴险的王婆之类。即便有几个巾帼英雄，都是些青面獠牙的粗蠢之物，这孙二娘便是二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为了将这个粗蠢的妇人描写到极致，作者真是煞费了一番工夫。其他的女性更是着了魔道，被作者按照邪恶丑陋的形象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加工和改造。这顾大嫂的长相装扮是：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钦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异棒持枪当女工。
这样的长相不由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她们浑身笼罩着一种哈哈镜或漫画式的光环。对于女性来说，美丽是她们的通行证。一个女人可以淫荡，可以卑弱，但绝对不可以丑陋。丑陋的女人总是给人以恶的联想，人们会把她作为美的对立面来看，无论她们是否有德。《水浒传》给人的感觉是黑与白式的正邪分明，判若水火。英雄们的事业多少都包含着相当合理的禁欲主义倾向：一个英雄连自己的俗欲都管不住，还能成就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伟人都是因为出家离家或者终身不娶不嫁而成就了一生奉献的光辉形象。天理之所以痛恨人欲，是因为它们的确经常受到人欲的极大挑战，被人欲所动摇。《水浒传》虽然不符合儒教的礼治，却符合民间道德的“万恶淫为首，百义孝为先”的原则，水浒里的英雄们人人都带有禁欲主义的变态性，而且以手刃淫妇为至美至德，为人生一大快事，他们屠杀的场面异常热闹，且看武松是如何杀潘金莲的：
妇人见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四家邻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脸，看他忒凶，又不敢劝，只得随顺他。
这是梁山好汉中武松的又一桩英雄盛事：这武松又是开膛又是破肚的，十足血腥，让四家邻舍过足了观看杀人的瘾。同书中另一个淫妇潘巧云，被宰杀得更是血腥火爆：
迎儿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那妇人在树上叫道：“叔叔，劝一劝！”石秀道：“嫂嫂，哥哥自来服侍你。”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裹里了。
小说写到这里，语言酣畅淋漓，神采飞扬。女人成了惊慌失措的绵羊，还来不及有任何反抗和逃跑的举动，猛然就被杀掉了。不仅将人身首异处，还要剜出舌头，把五脏六肺挂在松树上展览。杀淫妇，这让英雄们感到快乐，比杀掉那些贪官污吏更理直气壮，更加过瘾。王尔德的诗剧《莎美乐》中美丽与情欲的化身莎美乐吟咏约翰的肉体好像田野的百合花一样洁白，像山顶的积雪一样晶莹，即使阿拉伯皇后的玫瑰也不如约翰的肉体洁白，可她的诱惑遭到了先知约翰的凜然的批判和绝：“退回去，巴比伦之女！女人是人间的万恶之源，别跟我讲话。我不跟你讲话。我只听上帝的声音。”这说法与《水浒传》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里，英雄的贫农拉古尔洛夫的语言则是女人，是人民的鸦片烟！”这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心理反应，这些男性对于阴盛阳衰的生理状况和社会阴盛现象无可奈何，却又十分惶恐，于是变得恼羞成怒，又演化成色厉内荏的破口大骂。苏轼《荔枝叹》道：“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烈女传》里写道武王遂致天之罚，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
《诗经·小雅·巧言》里也有“赫赫宗周，褒娘亡之”的诗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晋国的叔向之母，不许叔向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就已首开此论。她说夏姬曾“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因此其女虽美，也必为不祥之物。而且“夫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夏、商、周三代的亡国，都是因君主迷恋女色所致。特别是5她已经使用了“尤物”一词：“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女性祸水论”。自此以后，对于女性的祸水论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一，远的如妲己之于殷纣王、褒姒之于周幽王，稍后如赵飞燕之于汉、武则天之于唐，杨玉环当然更是“典型”，再往后甚至陈圆圆也要归入此列。这些几乎成了历史的“铁证”，她们被认为是孤媚不祥的。她们散发的迷人气息虽然能够赏心悦目，但是不该让君王神魂颠倒，否则就无一幸免地要成为“祸水”候选人。“尤物”可爱而迷人，但除了大有“德义”之人，难以安然享用之，这种观念在古代普遍流行。元稹的《莺莺传》是以自己年轻时代的一次风流艳遇为本事的作品，事后回忆起这段爱情往事时依然不能忘情。但为了掩饰自己道德上的不安，称莺莺为“妖孽”，又装腔作势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