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来到的时候，史岚母亲已经在等着了：“阿姨，我来晚了。”
“不，不晚不晚。坐，坐吧。”史岚母亲连连说不晚的话，心里却在鄙视建安：要不是为了我女儿，我怎会在此与你这后生见面？恐怕你没有资格与我坐在对面。想到此，她不仅自我慨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建安刚坐下，侍应生就端上来一杯无风味儿咖啡。
建安镇定地说：“阿姨，我现在已经在乡下做了教师。您说的对，我应该在乡下找个能干的妻子，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空。史岚那儿我已经做了妥善处理，我懂得您作为母亲的心愿，是想让女儿过上好日子。我想，这对我也并不矛盾，因为我也希望史岚过得幸福。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这是那一万元的存单……”建安说着，把一个信封放到咖啡桌上，起身走人。
史岚母亲还没有反应过来，建安已经出了包间。她看着那个信封，愣怔了一下，摇摇头，表情复杂地拿起来，打开。存款日期正是她第一次去看建安母亲的时间。证明了建安从那时起就有的思想准备。她怅然地叹口气：唉，可惜啊……
建安告别史岚母亲，走在z市的街瞿，心情并没有办完了一宗事情之后的轻松和明快。他发给史岚的分手短信，已经过去五六个小时了，按道理，她是应该收到了。她会怎样看待呢？她会不会很伤心？她哭了没有？我该不该去看看她？她会理解我的苦衷吗？建安有成千上万的问号在心中涌现，有无数的不放心，都化作一声怅然的叹息，一缕扯不断的惆怅，一丝萦绕于九曲回肠的牵挂。然而，他终于暗自叹道：还是忍了吧，不见也罢。
他强忍对史岚的思念，径直到汽车站乘车回县城。
回到县城一中，见学校稀稀落落的学生，都在自由散漫地做自由活动。看看手机，下午4：55分，还没到放学时间，怎么教室里没人？他怆然地向寝室走去，迎面走来一位背着挎包的女教师陈蓁蓁。蓁蓁笑弯了眉眼向建安道：“李老师好！没回家啊？”
“哦，没，没有啊。哈哈，你这是……”
“呵呵，有点事儿耽误了，这不才准备回去。”蓁蓁说着，下楼去了。
建安回身再次注视了一眼蓁蓁楼下的背影，这才恍然，原来今天是礼拜六。建安忽然觉得很想念妈妈，我也该回家看看父母才对啊。他步态匆匆地回到宿舍，带上了前几天为母亲卖的药，就到车站去。
来到车站，开往“李家寨子”的车已经坐满了乘客，司机正启动车子，张小颖看到建安走过来，立马从车上跳了下来，迎着建安喊道：“建安哥，回家啊？快上车，怎么，最近很忙吧，好久没见你坐车了。”小颖说着，先让建安上了车，把建安让到自己常常坐的那把小椅子上：“没有座位了，建安哥，将就着坐吧。”
建安犹豫道：“我，站着就行，你坐吧。”
小颖执意道：“不行，你是乘客啊，我怎能让你站着呢？”小颖说着，就开始卖票了，一个一个挨着收钱，找钱，撕票。小颖在忙着。
建安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坐下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小颖售完票，变戏法似的，从司机的座位后面拉出一把折叠凳子，放在建安身边，很随意地坐下和建安聊了起来：“建安哥，出去读了几年，就是不一样啊，你看你，在县城教书，听着都让人羡慕。”
建安不好意思地笑笑：“哪啊，还不都一样，无论做什么，只要对人对己都有利就好，像你们家，不但自己就业，还给咱村儿里的人带来方便。多好啊！这才让人羡慕呢！”
史岚接了建安的短信，并没有多大反映，自从建安在县城教书，她就预感到了出早会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心灵深处就像是一种锐器刺穿了一样，刺痛了几下，接着便是麻木，欲哭无泪。但那又能怎样，既然活着，就得继续赶路，在人生悲哀的命途上赶路。
史岚母亲一开始是暗里不断给女儿安排相亲的机会，一年，两年过去了，史岚生命中的“真命天子”终于踏千山涉万水，姗姗而来。他叫陈彬斌，彬斌的父亲陈思道在“文革”那场浩劫的武斗乱打期间，曾经救过一位省厅级老干部。这位老干部后来成为老中青“三结合”对象，结合进了相应的领导班子。老干部重新出山，自然会想到曾经把自己从“狠批走资派、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的泥潭里捞上来，偷偷保护，并疗治伤残的恩人……陈思道。
陈思道出生在农村，一米七几的身高，五官端正，剑眉神目，是村里有名的精明能干人，文革前他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农民。第二年就被当选为村长（那时叫生产队长），思道在乡亲们面前不把自己当文化人看，更不端队长架子。见了乡亲，叔叔婶婶，大爷大娘，哥哥嫂嫂……嘴跟抹了蜜糖似的甜甜地叫着。一两年下来，陈思道在村里的威信越来越高，号召力更如天庭的风雷二神，专门呼风唤雨。在盼望过上富足幸福生活的社员看来，陈思道俨然是那块丰厚又贫寒的黄土地上的救世主，如神灵般受到一方百姓的顶礼膜拜。
陈思道暗下决心，一定要率领这块小小天地的众百姓奔富足，谋幸福。正在他雄心勃勃的时候，那场令世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思道响应政府号召，立竿见影，组织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除四害造反队”。陈思道领导的造反队顺理成章地夺了大队支书的权，他自己“火线入党”，做了大队支书。再后来越闹越大，竟然煽动了人民公社的初高中学生和他一起闹革命。他们除了批斗“黑五类”之外，还专门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这样陈思道的造反队，以火箭般的速度变成了“除四害造反司令部”，顺利地坐上了人民公社那把最尊贵的“龙椅”。
陈思道把扩大“革命成果”的爆发力想象成爆米花机器，他在酝酿着（四处串联）嘭地一声爆响之后的膨胀效果。果然，经过他苦心经营串联，四方响应，拥戴陈思道做了县革委会造反司令。然而，好景不长。陈思道就像当年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很快被吴三桂赶出京城一样，也就是几十天的光景，那县衙的宝座就被另一个派系（造反派）强掳了去。他们乘虚而入，抢占了县革委会的山头。并发出号令，要捉拿陈思道这个“伪革命分子”。因为那抢占了山头的“司令官”根本不承认陈思道的革命者身份。
陈思道在逃匿了一段时间之后，只好率领他的部下，老实呆在乡下，不敢再思谋县衙的威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陈思道对自己一手创造的“除四害造反司令部”进行了远远近近的审视，对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进行了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再次给自己改名字：由“陈文革”改成了“陈思道”。
陈思道最初的名字是爷爷取的，并不叫“陈文革”，老人哪有那样的觉悟啊！那一代的农村老人为儿女取名，无非是图个吉利、好养，不是柱子，便是拴住，石头之类的名号，让人听起来都觉得如铁铸般结实。总之，他们认为孩子的名字是一种象征意义，只要孩子结结实实地长大，强于成龙成凤。于是“陈结实”三个字就成了陈思道最初的名讳。文革一开始，他就把爷爷给他取的老土名字给改成了“陈文革”。在经历了叱咤风云和一落千丈的变换之后，他闭门思过，最终不得不再次改名“陈思道”。
陈思道坐在自己乡下的家里，不间断地，一波一波地派自己的部下，外出了解革命形势。他听说省里有一批老干部要分到他们县劳动改造，他心里明白，那些下来的老干部肯定是被夺了权，而且是被“批倒批臭”了的“走资派”。
陈思道暗暗感叹：闹得可真凶啊！
他让手下不要放过另一派系的任何消息，他要时刻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
不久，陈思道得知有一位老干部因为在被批斗中，坦白自己的“罪证”时，把“我认罪”说成了“我认对”。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最后，那帮“革命者”把那位即将咽气的老干部关进了一间阴暗的仓库里，四面严格把守，二十四小时轮岗值班。
陈思道占领不了县衙，就想法跟敌对势力作对，他要站在他们的敌人一边，他要设法营救那位干部……
陈思道此举，不但救出了一位老革命，更重要的是他救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后来还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
文革结束后，政府清算文革期间曾经有过“打、砸、抢”行为的犯罪分子，陈思道就冠冕堂皇地逃过了一劫。而且官越做越大……
陈思道非常崇敬那些有文化，有素养，有思想的绅士们，尤其是那些具有儒雅之风范的官宦们。因之，他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实现他的梦想，成为一名文质彬彬，亦文亦武的人才。在陈思道心目中，一个人儒雅气质太浓了，容易受人欺负，太鲁莽了，就像三国时期“桃园三结义”中的三兄弟张飞，又容易误事甚至送命。为此，他在给儿子取名的时候，掂量再三，注意不定，一直到报户口的最后期限，终于憋出了两个字：“彬斌”。蹦出这两个字，他激动地击掌叫道：“有了。就叫‘陈彬斌’。将来我陈思道的儿子就是要文武双全……”陈思道暗暗为自己的智慧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是老祖宗在冥冥之中启发他给儿子去这么一个名字，将来儿子一定是一个文能著书立说，武能统帅三军的全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