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斗争，特别是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是十分艰难的，自然难免有胜有负，或是表现出“大事聪明，小事糊涂”的问题，但都不会招致重大挫折甚至失败。失败常常不是来自敌方，而是出自内部，正如俗话所说：“桃子先从心里烂”。
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搞武装暴动，夺取上海，命令陈赓放下一切工作，领着人去调查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这谈何容易？但陈赓还是遵命照办。
他们很想了解黄浦江上帝国主义国家军舰的情况，可是这些军舰有规定不准外人和船只靠近。后来打听到长途航船可以在军舰附近通行，就雇了只大船伪装成长途船，由自己人驾驶，靠近军舰行驶，终于弄清楚军舰上的情况。为了了解外国兵营里有多少人，他们派人在兵营前摆小摊，对兵营人数、物资及生活用品进出情况进行详细登记。还爬上监狱旁教堂的屋顶，把狱中房屋画出草图，推算监狱牢房面积及犯人数目。还调查了上海的街道和建筑物情况：房屋多高、多大，结构、质量、间距，道路的长短、宽窄及交叉情况，为炮兵射击及巷战提供数据。他们还搞到了一幅珍贵的吴淞炮台的地图。为了暴动胜利后控制经济局势，他们对各大银行、大商号作了详细调查……自然，对国民党驻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人员、武装等情况调查得更清楚。所有情况汇集成巨册，送到当时中共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手中。
丢掉一切紧迫的工作，进行这种费时费力徒劳无功的调查，对工作怎能没有损失？
1948年，人民解放军驻在河南省襄城县，陈赓也谈过这事：“李立三叫到处搞暴动，要我去找那些我们打入敌人军队、政权、警察等机构的联络网点搞暴动，还要当地地下党组织配合。我就消极怠工不执行他那一套，到处转转躲躲，回来就说联络不上。李立三光说大话，不检查，所以暴动时我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没怎么受损失。要按李立三那一套去搞，我们许多联络网点就暴露完了。”他接着说：“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有实践经验，知道他们那一套行不通，但那些人都会说，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又有权，我们是下级，没理论也驳不倒他们。可吃苦了！当然，为了配合暴动，我们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搜集了上海各方面的资料给他。”
陈赓说自己没理论，当然有谦虚的成分，就是真有理论，又怎能去说服当时的那些大人物呢？但说的那“知道”二字是非常宝贵的。陈赓一生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永远不脱离实际。
1931年1月18日，共产党员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5人，在上海东方旅馆集会，反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打击在白区坚持斗争的领导人瞿秋白等，反对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准备另立组织。
他们开会地点被国民党当局知道了，特科也很快掌握了这个情报，但王明不主张通知何孟雄他们，想用敌人之手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虽然从组织上看何孟雄等人的做法不对，但作为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从自己共产党员的职责出发，却不能坐视不管。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气喘吁吁地跑到东方旅馆，找到坐在门口守望的李求实说：“请你们赶快转移，这里已被敌人发现。”
李求实指着正在发言的何孟雄说：“等他发完言就走。”
陈赓急了：“哎呀，敌人就要来了。我给你们磕个头，求你们赶快走吧！”
但是他们没有按陈赓的请求马上撤离，敌人包围了他们，很快把他们都处决了。
鲁迅先生听到这沉痛的消息后，为其中就义的柔石等7位作家的被害，写了一篇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来沉痛悼念他们。
陈赓虽然带领自己的人马把“立三路线”和王明等制造的种种困难闯过去了，但最严重的困难还是降临了，那就是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
顾顺章，江苏省宝山县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属下的烟厂的一个小工头。个子不高，身体肥胖；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斗殴，能双手打枪；会变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过。还开过一个店，贩卖一些变魔术的小玩意儿。
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顾顺章参加过烟厂的工会领导，率领工人罢工，表现勇敢，曾组织工人纠察队，积极进行打叛徒、工贼及流氓的活动。后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1926年他曾和陈赓一同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从苏联归来，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任中共中央军委特科科长。后中央从武汉迁回到上海，成立中央特科，他担任领导工作。
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发展比较顺利时，陈赓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比如，有个姓黄的人，来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可以帮你们捕到共产党的要人罗迈。你晓得不晓得，5万元赏金有无折扣？”
宋再生眉毛扬起：“当然十足兑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才行。”当即和他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馆碰头。并应对方要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需。
宋再生马上将此事报告给陈赓，陈赓立即作了安排。那个姓黄的果然按时来到长乐茶馆，宋再生把他领到大东旅社，陈赓穿着黄呢军服，扮成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在一间豪华的房间恭候，宋再生介绍陈赓是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长。“参谋长”对姓黄的慰勉有加，决定带他去见司令官，于是乘汽车来到威海卫路805号的一幢库房门前，在那里等候的是顾顺章。顾顺章笑脸相迎说：“司令有事，稍候才见。”用酒菜款待姓黄的和王参谋长，但那人“千里香”好酒一沾唇，就翻身醉倒。原来这和《水浒传》上的孙二娘开的黑店相似，酒里下了蒙汗药。顾顺章会变魔术，这把酒壶就是他变戏法的道具，壶中有两种酒，在他掌握下，倒酒时能分别对待。于是处决了这个姓黄的。过后才查明，此人所告密的罗迈，不是李维汉，是另一个同名的人。
当然此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引起了陈赓的长久思索。因为共产党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工作应当越加谨慎细致才对。
随着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的顺利发展，顾顺章却变得有点得意忘形，执行任务时，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比如有个时期，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的包探，经常在“一品香”饭店集中二三十个头目在一起寻欢作乐。顾顺章曾准备了几个大皮箱的炸药，打算把这些家伙炸死。如果实现，饭店要变成废墟，附近居民也会受到极大伤害。是陈赓及时报告了周恩来，周出面才制止了。
同时，顾顺章个人品德方面的恶劣倾向也在发展，变得骄傲蛮横，谁的话也听不进，自行其是。家中的陈设也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像公馆了。此外生活腐化，乱搞女人，还吸鸦片烟，不仅爱去看相算命，竟还相信自己是“福相”、有皇帝命等鬼话……陈赓从他家回来，曾叹息地和柯麟说：“我们二人如果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多次批评顾顺章，他都当了耳旁风。
1931年，中共派顾顺章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工作。张、陈自武汉走后，他就搬到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去住，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大登广告，在新市场的游艺场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带领特务把他逮捕。
他当天就叛变了。因为他了解中共中央情况很多，要求立即将他解往南京，有特别紧急机密情报，要向蒋介石当面讲。并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把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的情况。但是武汉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理睬他的话。
电报到达南京的党务调查科，是星期六晚上，主任徐恩曾早去跳舞、玩女人度周末去了。只有秘书钱壮飞坐在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武汉见到南京没有复电，接连发来了6份电报，都写着“特急绝密”、“徐恩曾亲译”字样。钱壮飞早已有了徐恩曾密码本的副本，偷偷把电报译了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叛变的事。
情况来得太紧急，钱壮飞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特别快车到上海，把情况报告李克农转中共中央。自己就把经手的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然后赶到“民智通讯社”去通知那里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没见到人，就把他桌子上放的地图册，用刀子在中间割了一刀，是切断联系的暗号。第二天清晨，钱壮飞把那6封电报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并留了一封信说：“你如果胆敢迫害我的家属子女，我将把你个人的秘密公之于世。”接着，他乘火车去上海，为防万一，到真如车站就下了火车。其实，徐恩曾星期天根本没有来上班。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召集陈赓、李强等有关人员紧急行动：销毁机密文件，将中共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凡是和顾顺章熟识的人都更换住址或调离上海，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及联络信号等。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带领情报科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星期一（4月27日）顾顺章才被国民党军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徐恩曾迅速调集大批人马，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租界巡捕依照顾顺章布置的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罪恶计划，进行大搜捕，却扑了个空。
只是顾顺章出卖了关押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优秀领导人恽代英。恽代英在狱中一年多，一直没有被敌人认出来，却被顾顺章出卖了，于4月29日被杀害。
曾在“中统”特务机关担任过专门反对中共的第四科科长孟真深感懊丧地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事极机密。然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竟比南京的‘中统’先得到消息。原因是‘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隐伏着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
由于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没有受到很大损失，这是一个大胜利。但是，给中共的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却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陈赓是很伤心的，3年多来费尽心机打入敌人内部的线索，全部被斩断，在敌人肌体里积蓄的力量，也全部撤出，许多顾顺章认识的人，也不得不离开上海。陈赓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陈养山陪同下，带着王根英和小知非，扮作一家商人，到天津走了一趟：一则是避避风头；二则是为了改变中共顺直省委屡遭破坏的情况，周恩来派他去考察天津能否开展特科工作，以保卫中共党组织。
那时长江上还没有轮渡，乘火车经南京的旅客，要自己想办法过江到浦口换乘北去的火车。陈赓到了浦口火车站，就发现列车上挂有专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乘坐的“花车”，他怕遇见熟人，急忙钻进普通车厢，找了个角落的座位坐下，然后把帽檐拉下来遮住半个脸，靠在椅背上假装睡觉。不久火车开动，在汽笛长啸声中“空空哐哐”地向北方驰去。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报告陈先生，我们钱军长请你到他那里去坐。”陈赓吃了一惊，假装没听见，不作回答，仿佛睡着了。但那人不走，又加大声音重复上面说的话，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他不能再装睡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军官的一个马弁，于是说：“你认错人了，我不姓陈，我姓王，是做生意的，从来不认得军队上的人。对不起了。”
当兵的被支走了，陈赓急忙换了个座位，把帽子盖在脸上，再度装作睡着了。
不一会儿，他的帽子被人揭开，并且大声地说：“哈，我没看错么！老兄，快起来，到我的车厢去坐。”原来是国民党的钱大钧军长亲自来了，不由分说，挽起陈赓的胳膊就走。到了他们那节漂亮的车厢，钱大钧高兴地和大家说：“你们看，我捉来一个活共产党。”
陈赓一看，车上都是穿着金光闪闪将军服的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大家看着他都笑了。
陈赓也笑了，做着轻松的样子说：“我早就不干了，现在在做生意，打算去河南，找胡宗南去想点办法。”
有人问：“这么说，你改邪归正了？”
“谈不上改邪归正，共产党嫌我落后，不要我了。”陈赓回答。
接着，大家扯起了黄埔军校的往事。钱大钧说：“二次东征时，校长遇险，多亏你搭救。对，你还帮了我一把。”钱大钧当时是第三团团长，担任警卫总指挥部任务，但蒋介石被围处境十分险恶时，到处找不到钱大钧的团，气得大骂。等陈赓救蒋出险境后，钱大钧才赶到。蒋介石当然火气很大，要对钱大钧发作，多亏陈赓在一旁说好话，讲钱如何艰辛地找校长找了一夜，对校长非常忠诚，才使钱逃脱了惩处。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陈赓笑道，“喂，到符离集了，这里的烧鸡可是有名的。”
马弁下车买来烧鸡，陈赓一边吃着，一边想着脱身之计。
火车驰进徐州站，陈赓抱拳说：“我要下车了，从这里转陇海路去河南，谢谢大家，再见了！”
他下了车，在人丛中转了几圈，当火车快开动时，他又钻进一节离钱大钧他们较远的车厢里。但是火车开动了，陈赓耳边又响起那个马弁的声音：“陈长官，我们军长请你过去。”
“你在我面前捣什么鬼？”钱大钧一见他就笑了，“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你说不干了，真能不干吗？”
陈赓依然轻松地伸着手：“我并没有骗你。我干和不干有什么不一样？像我这样的人，是应该带兵的嘛！可是，现在什么也不叫我干，弄得四处游荡。”陈赓故意做出不得志的样子和他们周旋。
“你安心坐你的车吧！”钱大钧说，“咱们黄埔的旧情很深，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不过，我劝你还是收敛些。校长很注意你，被他发现就不好了。”
陈赓微笑：“哈，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我还能信不过你吗？”
车到天津，陈赓接受了教训，下了车后注意是否有人盯梢？然后就往妓院跑，到了妓院发现确实没人跟踪自己，才离开那里去办自己的事。
陈赓到了天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由杨献珍带着他在天津各处看了看，了解了些情况。终因人生地不熟，难以开展工作，不得不带着全家和陈养山，又转回上海来。中共组织决定派他去大别山红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