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员的郭天民上将，在1966年回忆陈赓司令员时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那一段，是我最愉快的时期之一。司令员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郭没有进一步解释“糊涂”二字的具体内容，使人不好理解。确实，注意力放在大事上的人，难免对小事顾不上管；但他的部下也知道，陈司令员对有些小事装糊涂，故意不闻不问，以便放手让人们去做……但是在特科做地下工作，则大事要聪明，小事也要聪明，就是既要胆大，又要心细，一丝一毫马虎不得。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陈赓大事小事都考虑得周到，所以会开得很顺利。
为了办好这样一件大事，特科全体总动员。陈赓和一科的人斟酌又斟酌、选择又选择，在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4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了一座“医院”：一楼是行政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代表住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门房由第一科派人把守，负责接待代表及应付临时闯进来求诊的不速之客；并应付查电表、收水费等一类琐事，要防止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赓叫人出面在紧靠“医院”的地方另租了一所房子，准备出现意外情况时，代表们有迅速转移的通道——可以从“医院”楼顶转移到这个院子的房顶上去。此前，陈赓还为代表们租下旅馆，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旅馆住下，经审查后，换上预先准备好的适合各种身份的服装，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住入“病房”，与外界隔绝。开会之前，这里完全按照一般医院那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代表们才能进入会场。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们一个个送出“医院”，分散到各个旅馆。这时，新开的医院就消失了，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开会期间，特科要全力做好保卫工作，陈赓也要动员他的一切力量做好情报工作。果然，情报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掌握了共产党开会的消息。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对他的4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大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蒋主席至为关切。如能侦破此案，赏洋50万元。”
宋再生，1926年冬在河南省洛阳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洛阳地委机关被破坏，两位负责人被捕，他才转到南京市委军委工作，1928年5月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在陈赓麾下工作。经过曲折关系，打入国民党组织，被委任为政治密查员，也就又成为了陈赓的反间谍关系。
宋再生听到熊式辉的话后，急忙报告了陈赓，但是会期不能更动了。陈赓让他继续了解情况随时报告，同时加强了保密工作和会场周围的警戒与巡逻；在老闸探长俱乐部对面的东方旅社开了几个房间，派人在那里就近监视敌人的行动……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意外事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巡湖南、湖北两省回到上海，1928年4月15日上午去英租界戈登路何家兴家里与山东省委来人见面，进家不久，巡捕房大批警探赶来把他抓走。报纸登出消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无不弹冠相庆，说什么“首要已擒，共祸可灭”等。中共中央得知罗亦农将被从英租界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消息时，命顾顺章、陈赓调集特科力量，在其押送途中，武装解救。但狡猾的国民党提前几天进行了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于21日迅速将罗亦农杀害。
经过多方调查，陈赓终于从巡捕房内线关系，了解到罗亦农的被捕是何家兴夫妇的出卖。他二人从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回国，都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分配在戈登路看守机关。但他们迷恋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舞厅、餐馆、夜总会，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受到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心怀不满。当时，中共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自然不能满足二人追求那种生活的需要。因此去找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一个帮办，想用一批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秘密地址，换取两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了让他们相信，先以交出罗亦农为代价。那天罗一到，何家兴就派娘姨给巡捕送信，英租界巡捕房头子洛克立即带人赶来，何家兴妻子用德语和洛克交谈了一阵，送给洛克一只镶钻石的戒指，洛克就只带走了罗亦农。
在取得确凿证据后，4月25日凌晨，陈赓亲自带领红队的人，走进何家兴夫妇住的旅馆，1人把守后门，3人上楼。因为那时手枪没有消声器，因此以办喜事为名，在旅馆门口大放鞭炮作掩护。陈赓带人冲进何家兴夫妇的住房，何家兴梦中惊醒，被陈赓迎头一枪击毙，何家兴妻子额头挨了一枪，钻到床下，陈赓以为已经将其击毙了，就指挥大家撤走。后来才知道，她只是负了重伤。
这大概不能算是“小事糊涂”吧？因为在完全隐蔽状态下做工作，情况瞬息万变，出现小的纰漏，影响了大行动的事件也发生过。比如1929年8月24日，彭湃等5人在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家中开军委会议，下午4时，突然有几辆红皮装甲车载着巡捕和中国探警赶来，包围了房子，上楼，拿出名单，逐个核对，把参会的5人抓走，留下了白鑫夫妇。隔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伙，把这对夫妇也抓走了。那天周恩来本要到会的，幸而因事没有来。
8月28日晨，敌人将彭湃等5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下令由陈赓带队，特科全体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枫林桥附近，劫车营救。那天，有的人装成小商贩、国民党军官和过路人，还有人化装成拍电影的外景摄影队布置在那里；还准备了一辆装大米的卡车，准备届时拦挡囚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武器运来。但在这节骨眼上出了纰漏，首先是武器送来迟了，其次是枪内的润滑油未清除，不能使用，并且已经没有清除的时间了……营救未能实现。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终被敌人杀害。
国民党调查局编印的《共匪的特务工作与保密工作》手册中，讲了一个故事：“1931年，国民党调查科在共特红队队员中布置了一个内线，名黄国华，为匪方发觉，即决定秘密制裁。某日共方约黄到某旅馆接头，刚进门后即出枪将黄国华击倒，凶手仓皇离去。事后查知，中共派来执行暗杀者，为红队实习人员，技术欠熟练，过分紧张，未能将黄击毙。事情发生后，调查科将伤者护送至公务局警察专用的仁济医院急救诊疗，并派捕房包探及印度巡捕看守。这些情况被共特人员侦悉，遂利用星期日病人会见眷属的机会，派遣六个红队队员深入医院二楼，先将印捕及包探击毙，再将黄国华打死，持枪并行出院，在医院门口分手四散逃逸。”
对于黄国华，一次镇压不成，可以第二次补救。对于出卖彭湃等5人大案的叛徒，镇压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就再也抓不到他了。
案发后，陈赓马上派人四处了解情况。原来白鑫的胞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当司长，白鑫叫妻子王英去南京和他联系，通过其弟很快就勾搭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头子，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在敌人那里秘密自首了，为了取得地位及奖金，就出卖了这次军委会议。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保护白鑫，施放烟幕。《民国日报》在刊载杀害彭湃等人的新闻后，还发了一条消息，说黄埔军校毕业生白鑫“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命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实际上，白鑫叛变后，寸步未离上海。陈赓决心惩治叛贼，决不能再出纰漏，让他跑掉。
当时化名柯达文的柯麟，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一所“达生诊所”，后来又在中共的指示下，到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的“五洲药房”挂牌行医，用以掩护中共的活动，并维护中共干部的健康，他曾先后给叶剑英、徐向前、关向应等人治疗过。
白鑫和柯达文是老相识，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一块儿工作过，那时白鑫是党代表，柯麟是军医，白对柯的医术高明早有所知，但不晓得他的底细，只认为他是个普通医生，所以常来“五洲药房”找他看病。彭湃等人被捕时，白鑫正患疟疾。陈赓估计白鑫会来看病，所以告诉柯麟，已派人在药房外面设点，有事就去联系。
果然，10天后，白鑫带着两个保镖来找柯麟看病。柯麟一边给他看病一边考虑如何去通知陈赓的人。于是装作下楼取药，出后门找人，但回来时，白鑫已经走了。
两星期之后，白鑫打来电话，请柯麟去法租界白宫饭店给他看病。看病时在场的有白鑫妻子王英、白的保护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及几名保镖。看完病，白说要帮助柯麟开个医院，将300个银元放在柯麟的药箱里。夜里柯麟找到陈赓，把白鑫给的钱上交组织，两人估计，白鑫还要看病的。
过了两星期，柯麟又接到白鑫电话，让他到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第4弄第43号范争波公馆来看病，这样，就知道了白鑫的住处。于是陈赓紧急行动，在范公馆附近租了所房子住下，安排5个人在那里，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其中一位女的伪装成女仆，以便于和范家女仆拉关系。同时在弄堂至霞飞路的出口处，设红队2人，化装为补鞋匠及水果小贩把守。
白鑫深知处境危险，决定逃往意大利避风，出国时间定在11月11日。特科决定在他动身那天走出范家大门时处决他。顾顺章和陈赓曾到现场观察，细致研究行动计划。
白鑫动身前，门前加强警卫，戒备森严，弄堂里有巡捕巡逻。范家人出出进进很忙碌，有的提东西出去，有的提水果进来……陈赓怕再出问题，又叫杨登瀛进去看了一下，证实白鑫确实在范家，并且确实当晚走。陈赓才放心了。
这天下午，在陈赓指挥下，红队的7个人在弄堂内外埋伏了下来。夜10时，范争波的汽车和雇来的一辆汽车同时开进弄堂，停在范家后门口。接着，门开了，佣人们搬行李上车。11时多，白鑫穿着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藏青色的西装裤和锃亮的皮鞋，由范争波兄弟送行，后随保镖。这7个人从后门出来，放心地向汽车走去，以为万无一失了。谁知道，这时从黑暗中冲出来几个人，一边喊着“不准动！”一边开枪，白鑫拔腿便跑，还拔出手枪抵抗，因弄堂有红队队员堵口，终被追上，将其击毙在71号门前。保镖拔枪还未来得及还击，即被打倒。敌人四散奔逃，在乱枪中，范争波身中3枪，其弟中6枪，王英也被击毙。等国民党便衣探子和巡捕赶到，特科的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国民党为此事深感震惊，租界当局又无力破案，报纸上大肆渲染，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迫使敌特和叛徒不得不有所收敛。
